马勇：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杜佑的《通典》,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皆具体之记述, 非抽象之原论。”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 具有“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资政、育人的价值。
进入近代, 西方学术传入中国, 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 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 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 鼓吹“史学革命”, 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 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 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 也可以说是新型中国通史的开篇之作。他的进化论思想得益于他的朋友严复, 至于著述体例、表达方式, 很明显受到梁启超、章太炎二人的影响。
进入民国, 用新方法、新思路写作中国通史蔚然成风, 相当一部分大学者都有重写中国通史的冲动, 即便以考史擅长、以断代擅胜的陈寅恪, 对中国通史的编写也相当重视, 对自夏曾佑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品, 似乎都有涉猎, 且有点评, 甚至有意动手写作一部中国通史。可惜由于各种原因, 陈寅恪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过中国通史的某些断代外, 并没有更详细的中国通史作品。
陈寅恪没有致力于中国通史写作, 除了个人兴趣、时间、身体诸多原因, 还有一个背景必须注意, 即学风的转移。据钱穆回忆:“从前我中学毕业, 回学校请教一位老师吕思勉先生, 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法?他说:这极省力。他便帮我计算, 一天读多少卷, 几年一部二十四史读完了。我这是学我中学先生的方法。现在诸位不这样, 诸位看不起通史, 要讲专史。不但只研究一部专史, 而且是在一部专史中挑选一个小题目, 来写篇几十万字的论文, 才能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这样便做不成学问。我们今天走的西汉人的路。诸位或说, 我们今天是走的美国人的路, 美国人的路其实便已走错了。”假如我们注意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情形, 但凡留学归来的, 除胡适、张荫麟、蒋廷黻等极少数具有宽广视域愿意写作通史、通论, 更多的学者无不像钱穆所讥讽的那样, 选个小题目做个中等规模的论文。
其实从学术史角度说, 钱穆的说法最具启发, 中国历史学一贯重视贯通, 由博而约。传统中国学者的正当学术路径是博览群书, 打下一个广博的基础, 然后再凭借个人兴致或述史, 或考史。
当然, 随着时间的流逝, 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 需要阅读、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时简单得多。到了宋代, 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 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 从长编开始做起, 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 司马光的时代, 造纸术、印刷术, 还没有普遍使用, 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 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宋代之后, 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 史料越来越多, 通史写作越来越难, 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 中国史学自身发展, 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 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 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 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 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 “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 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 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章太炎、梁启超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 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 甚至根本无法着手, 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 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 即便传世史书, 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 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20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 分科研究, 专精的小题目研究, 越来越细, 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 整合研究越来越大, 越来越闳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千万字, 一部专门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视域去观察, 将来的学术史家一定会追问, 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阅读, 没有贯通理解, 这些大型项目的主持者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 在细节上突破呢?
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 阅读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 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勤奋的很多, 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阅读, 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 蔡尚思在南京图书馆的泛读, 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 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 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 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 没有最大量的博览, 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在中国通史写作者群体中, 吕思勉是少数几个将通史写作作为一个事业进行经营的学者, 其写作遍次、写作冲动, 几乎贯穿了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他的第一部通史作品《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是年, 吕思勉刚满四十岁。严耕望后来讨论这本书时说:“在1920年代, 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 而 (吕思勉) 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 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 内容丰富, 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 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 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
三十年后, 1953年9月, 年已古稀的吕思勉拟就一个新的《中国通史说略》, 计划重编, 并与华东人民出版社函商。无奈此时“因中央人民出版社已分编出版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 该书同时在华东印行, 为避免重复起见”, 华东人民出版社婉拒了吕思勉的新通史合作方案。
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 吕思勉拿出很大精力写作中国通史。除《白话本国史》, 更重要的作品为中日战争时期, 吕思勉在上海“孤岛”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中国通史》, 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翌年出版下册。这是吕思勉的一部重要作品, 后来不断有出版社再版, 或重印。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时间与钱穆的《国史大纲》相距不远, 两个人的写作诉求也差不多, 都是为了坚定中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 两人在书的结尾均展望了中国未来, 钱穆《国史大纲》结尾处为“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以为“在此艰巨的过程中, 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 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 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 不与满洲政府狭隘的部族政权求妥协, 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误点、弱点, 虽取革命的态度, 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 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 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 蕲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 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视为中国的希望, “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 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
而吕思勉《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 虽然也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信心, 但他的结论并不是什么三民主义, 而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 都是主张均贫富的, 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 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吕思勉的这个判断与钱穆显然不同, 他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预言, 显然也比钱穆更准确、更坚定:“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 诚极沉闷, 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 数千年的大国古国, 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撒芷波, 歌声高, 女诗人, 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 技术中潮。衹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 万般没了。马拉顿前啊, 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 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 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 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 今生便了?”吕思勉对于中国未来显然比他的学生钱穆更乐观更浪漫。这是我读吕思勉通史类作品时的第一个感想。
读吕思勉这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 除了他的政治情怀, 一心为现实中国寻找历史教训, 第二个感想, 就是吕思勉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用心经营通史写作的历史学家, 也是最博学的通史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 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据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家世读书仕宦, 至余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 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 至九岁”;“初能读书时, 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 俾于问津之初, 作一鸟瞰, 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 予皆读完, 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 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 日数页。先母无瑕时, 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 少时颇亲。至此, 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 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 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 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 皆能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从其早岁读书经历看, 不论其双亲, 还是他自己, 似乎都在追求传统中国博览群书的境界, 在四部上下苦功, 为将来治学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再据其回忆:“我读正史, 始于十五岁时。初读《史记》, 照归、方评点, 用五色笔照录一次, 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 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 仅自己点读一过, 都是当作文章读的, 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读《续古文辞类纂》, 对于其圈点, 相契甚深。我于古文, 虽未致力, 然亦略知门径, 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 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 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 然十之八九, 大率俗陋, 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 天分平常的人, 一入其中, 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 用心研究, 自可把此等俗见, 祛除净尽。这是枝节, 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 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 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 始读辽金元史, 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 系在二十三岁时, 正史是最零碎的, 匆匆读过, 并不能有所得, 后来用到时, 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 其实不然, 我于四史, 《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 都曾读过四遍, 《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 其余都只两遍而已。”这是吕思勉1941年大约中年时期的回忆, 其后数年, 由于吕思勉继续在通史领域中工作, “二十四史”是他的案头书, 时常翻检, 不时考索, 说他“一生读二十四史, 又一生记笔记”, 大概不为错。可以这样说, 吕思勉从六七岁开始, 以读书为己任, 从清晨至深夜, 数十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将二十四史反复阅读, 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 排比史料, 详细考订, 综合分析, 贯通理解, 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 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 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 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由此背景再去读吕思勉的通史类作品, 其感觉与读其他作者同类作品大不一样。
再就是综合性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 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 讲授中国通史, 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 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 无所侧重, 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 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 纵横交错, 首尾相顾, 其关注、涉及的内容, 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 并不是缺点, 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严耕望指出, “就著作量而言, (吕思勉) 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 篇幅都相当多, 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 《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 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 著作之富, 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 他能贯通全史, 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 而且非常踏实, 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 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 不但见到即看, 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 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 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 但他们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 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严耕望的评论确为不刊之论, 公平公允公正懂行。两位陈先生是具有旧学根底的新学者, 用新方法作专题研究与专题论文;钱穆介于新旧之间, 既懂新更懂旧, 他知道怎样像西人那样进行专题研究, 能够写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那样的专题著作, 但其价值诉求更倾向于传统中国学术的旧样式。至于吕思勉, 虽然能够熟练运用新方法新理论, 但其学术基本路径, 不外乎传统中国学人的训练, 在综合性、贯通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奇观是, 吕思勉不仅毕生用心从事其通史写作事业, 而且毕生致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研究, 力图用最广博的学问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 从综合、全面、贯通的视角, 寻找历史真相。他在1940年代完成的《中国通史》上册中, 分门别类讨论中国人的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 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贯通的理解, 是从政治领域之外, 从文化史的层面讨论中国历史。这一点与其他各家的通史写作很不相同。
最后, 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 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 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 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 撰稿人如果充分, 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 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 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 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 存在着重复、遗漏, 相互冲突, 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 真正意义上的通史, 不在规模大小, 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以这个标准回望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 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 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 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 详略不一, 侧重不一, 但无不逻辑自洽, 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这一点诚如顾颉刚评述的那样:“中国通史的写作, 到今日为止, 出版的书虽已不少, 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 是最困难的事业, 而中国历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 故所有的通史, 多属千篇一律, 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 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 陈恭禄《中国史》,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 张荫麟《中国史纲》, 钱穆《国史大纲》等。”从这个评价中可以体会吕思勉通史研究与写作等意义。
理想的通史写作, 需要丰富的阅读、宁静的心态, 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 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 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 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 甚至西洋史, 都有自己的著述, 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 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 不求闻达, 不追逐时尚, 在他内心深处, 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 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 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作者简介：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注：本平台所转载文章，仅供学术交流使用，作者（版权所有人）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联系后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