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輝：“共和”表述與“二次革命”前後革命黨的政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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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共和 二次革命 革命黨人 政治困局
1913年3月，中華民國國會擬開會前夕，宋教仁慘遭暗殺，革命黨人遂高舉旗幟興師討袁，史稱“二次革命”。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起兵，宣告贛省獨立，其討袁檄告中有言：“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勛；弁髦約法，而擅借鉅款。……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檄文立足辛亥所造“國民”、“共和”等現代政治概念，批袁世凱為“帝制自為”。出師有名，古來有之，凡興兵動武，皆必以大義為名。革命黨興兵討袁亦需尋求合法性來源，此即“捍衛民主共和”與“捍衛革命勝果”。故“二次革命”常被視為革命黨人高舉民主共和旗幟、捍衛辛亥革命成果、反對袁世凱專制獨裁的行動。深究“捍衛共和”出師之名，革命黨實為利用辛亥革命成果“共和”政治文化。然實際開展過程中，革命黨對“共和”表述之運用卻頗陷困境。就古今中外而言，運用歷史記憶服務現實社會實屬普遍現象，舉不勝舉。但若“‘二次革命’既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也是辛亥革命的終結”等說法，言外之意從“二次革命”回望辛亥具有某種特殊性。據揚·阿斯曼關於“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區別的認識，辛亥“共和”於“二次革命”前後的革命黨而言，尚屬“交往記憶”而非“文化記憶”，獻力於合法性建構的同時，又體現出複雜性和局限。本文即分析“二次革命”前後革命黨人如何利用“共和”表述討袁，以及該表述在革命合法性建構上面臨的挑戰和困境，觀察“共和”表述的特徵與“二次革命”前後複雜政局的關係。
“二次革命”中革命黨內部情況異常繁複，大致可據對袁世凱態度差異而派分，這些亦體現於“共和”理解與表述。革命黨內主張討袁者將辛亥革命後流行開來的“共和”、“國民”、“民權”等話語作為輿論武器猛烈抨擊袁世凱種種罪行，形塑發動“二次革命”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宋教仁被刺，革命黨人極為震驚，當時即有憤慨驚訝之言。國民黨江西支部將宋教仁視為“吾黨最能運用溫和手腕之鉅子”，其遭遇暗殺表明“文明”方式在當時已喪失其市場，國民黨內“熱烈之士”只得“出其最後之手腕，以貫徹其最初之目的”，強調“苟中央官僚依據優勢，竊弄威權，違反民意，則吾黨健兒為驅除共和魔慝，保障民國前途，計當發揮吾黨固有之俠烈精神，出最後之手腕，鞭巨石以入海，遏長江使斷流”。宋教仁案引起革命黨內不少人士的憤慨，開始考慮以武力為最後手段保護辛亥革命成果，而重要理由即為：袁世凱“違反民意”，革命黨人有責任奮起維護共和保障民國。時人多憤慨宋教仁死於“大局底定”後而非戰亂，所以將宋被刺身亡視作為民國“建設”而死。如此預設前提，似乎民國已然建成，震怒於尚有刺殺案發生。實際而言，諸多人士滿懷期望的民國，僅得軀殼而未有其實。時人難以恰當把握，只因“身在此山中”，有當局者迷之謂。當時有革命黨人針對宋教仁被刺身亡，發出“宋先生不可負，共和之局不可變更，中華民國尤不可坐視其喪亡。凡我中華民國愛戴共和之國民，無論為吾黨的異黨的，其速起，速起”的呼籲。如此言論均緣於辛亥革命所造就的中華民國及共和國民遭遇危機。
隨着宋案細節越發清晰，革命黨人在進行“共和”表述時更為直接，劍指袁政府，部分革命黨人力主武力解決的態度逐漸明朗。有人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直截了當痛斥袁政府“為專制政府，為假共和”，並伸言此等政府之行為乃是強盜政府，此等政府之機關乃是殺人機關。“吾人須預備對付之方法，對付不了，則推倒之。不勝，則繼之以血戰。”“二次革命”呼之欲出，如此才能讓國民獲得真正共和，此亦視“二次革命”為辛亥革命之延續的重要表徵。徐謙針對“政府謀殺宋教仁”事發表《佈告國民》文，堪稱申明“共和”的檄文，痛陳“吾全國國民以赤血改革之新世界，以生命構成之新國家，當此共和初步，風雨飄搖，險阻艱難，痛深創巨。政府為國民之公僕，不思付託之重，力盡厥職，乃復狼子野心，盜憎主人，以傾覆新造之民國”。且“政府謀殺宋教仁，謀殺國民也；謀殺國民，謀叛民國也。宋教仁者，主張保障民權者也，主張鞏固共和者也，主張實行議院政治者也。宋教仁之主張共和，國民之主張也，吾全國國民之主張也。謀殺宋教仁，是反對議院政治也，是傾覆共和也，是蹂躪民權也”。民國根基“共和”被袁政府“破壞以盡”。如此，袁世凱政府破壞共和擾亂民國，其罪不勝誅。
不惟如此，袁世凱在國會反對下依舊行大借款事，激起諸多革命黨人的不滿。有人稱袁政府專橫，蹂躪國會，導致國會名存實亡，“何言共和”，強調對大借款“惟有抵死力爭，誓不承認”。政府行為實禍國殃民，孫中山對此頗感慨，他在抗議袁世凱政府與五國銀行團締結大借款時表示，若五國銀行團“以鉅款借給北京政府”，使其“充與人民宣戰之軍費”，則勢必重燃戰火，“貽國人以莫大之害”，而國人“既以極大代價換得共和，則今此必當誓死擁護此共和”。“大借款事”遭諸多反對，湘贛皖粵四省都督即聯名抗議，認為“借債關係全國人民負擔，無論君主共和，民主共和，凡屬立憲國均須議院正式通過，方能議借。不意以號稱民國，期限既終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經院議私借鉅款之事”。當時不少人將借款簽約視作破壞共和違法專權行為，對之極憤慨與不滿。
南方多省針對袁世凱專制行徑起兵討袁，其中諸多討袁通電均將維護“共和”視為討袁的合理性來源。江西討袁軍發佈“公啟”闡述討袁理由，直指袁世凱“帝制自為”、“破壞共和”：“袁氏帝制自為，務期破壞共和，與全國為公敵，橫恣無道，倒行逆施，國民之被其虐者，至慘至酷。烈鈞等目擊顛危，誠不忍諸先烈鐵血所創之共和民國，斷送於獨夫民賊之手。”故“贛省之戰，為鞏固共和戰，為表示國民反對專制戰，是非贛省一部分之責任，全國國民共同之責任也”。革命黨將“共和”用於口號宣傳，但並未進行深刻的學理闡釋，僅與“帝制”相對。江西討袁軍在對外通電中也聲明：“茲者袁世凱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本軍因國民公意，不得已興師討賊，以靖亂源。”因袁世凱“帝制自為”、“破壞共和”，討袁軍本“國民公意”而將自身起兵置於合法地位。
江西省李烈鈞部最早起兵討袁，其在指責袁世凱破壞共和的同時，亦特別強調起兵的直接原因即“北軍南擾”。江西省議會在討袁通電中指出：“黎元洪則虛與委蛇，實乃變本加厲，秣馬厲兵，黑夜襲擊贛軍。我贛為緊急防衛計，為保障共和計，不得不亟籌方法，以圖抵制。”正是在此基礎上，強調“袁世凱專橫違法，破壞共和，罪惡昭著，無俟縷述。此種共和大蠹，民國叛徒，為人民之公敵，人人得而誅之！我贛不幸，既首蒙兵害，痛切剝膚，禍急燃眉，本主張共和之初心，自當首先聲討”。當時北洋軍南下，予江西李烈鈞部相當壓力，“袁世凱違反約法，蹂躪民權，破壞共和，實行專制，種種不法行為，難以枚舉。茲復無故派遣重兵，擾亂贛省，實堪痛恨”，迫使李烈鈞部起兵討袁。其實，“北軍南擾”本身即破壞共和的行為，成為袁世凱的罪證。當江西討袁軍獲初步勝利時，李烈鈞等反應特別強烈，“共和”話語被運用至極致。李烈鈞等在瑞昌之役告捷電中述說：“袁世凱蓄意破壞，率兵禍贛，我贛為保障共和，聲罪致討。袁氏罪惡貫盈，神人共憤，親離眾叛，軍無鬥志。昨日瑞昌之役，袁軍大敗，我軍連戰連勝，士氣百倍。滅此朝食，匪難事矣！特此告捷。共和萬歲！”“二次革命”起兵理由即反對袁世凱破壞共和而“保障共和”。
不僅江西以“保障共和”為由討袁，黃興在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就職通電中，也強調江蘇討袁為“保育共和”之舉。他歷數袁世凱的罪行，稱其“倒行逆施，至於此極”，認為北軍之用心在“非至剿絕南軍，殺盡異己不止”，“似此絕滅人道，破壞共和，誰無子孫，忍再坐視”。黃興還明確指出起兵討袁的目的和性質：“今茲討袁之軍，其目的惟在保障共和，維持人道，因此而犧牲一切，亦所不惜。此次起義，並非新舊戰爭，更非南北決鬥。除推翻欺陷我民付託之民賊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當然，討袁之役雖非南北決鬥，但北軍南下屬事實，故在有關南京獨立的報道中，“南北”之別被作為重要內容闡述，同時凸顯“共和”。報道認定“北京政府視南方如寇仇，紛紛派兵駐鄂、駐湘、駐粵、駐贛、駐滬，肆厥淫威，狼吞虎視，殃民禍國，莫此為甚”，這不僅激起江西宣佈獨立，且“江南扼長江之衝，受禍尤為切要，為共和計，為中國全局計，此真有不能不獨立之原因也”。南京獨立後所出佈告中，將袁世凱視為“民賊”，稱其“違叛共和，恢復帝制，兵屠江西，罪大惡極，普天同憤”，所以南京獨立“無非為除暴安良，求真正共和”。陳其美宣佈上海獨立時，也強調“袁世凱違法殃民，逞兵南下，種種罪惡，無非破壞共和。現在各省繼贛而起者，如響斯應”，故要使“大局早定，真締共和”，只得宣佈獨立。各地獨立事較繁複，如江蘇獨立屢遭破壞，何揚鳴即因袁世凱違反共和兩次宣佈獨立。
當時社會借“共和”討袁漸有風行之勢。公民急進黨沈定一痛斥袁世凱“侮民為政，背叛共和，壞法亂紀，辱國妄民，僉壬得朋，黔首無告”，呼籲“凡袁氏所犯者一一戒之，凡民心之所欲者一一順之，凡前此革命諸子不滿於人意者一一恢復之，振我國威，泯我畛域，全我共和，還我自由”。廣東省議會、都督討袁通電羅列袁世凱破壞共和推行專制的罪惡，痛斥袁世凱“假共和之面具，行專制之威權，跡其罪惡，罄竹難書”。省議會聯合會鑒於“袁世凱自秉政以來，蹂躪民權，謀殺義士，違法借款，割棄外蒙，視法律如土苴，置議院於股掌”，導致“立法尊嚴，言論自由，早已莫保”，請國會兩院全體議員“克日南遷，擇地開議，俾伸國法而維大局”。省議會聯合會還推舉岑春煊重立中央政府，“開府江寧，主持中樞”，使“神州之域中，更無共和之魔障”。討袁聲勢頗強大。
革命黨利用“共和”表述討袁時，某些言論特強調僅僅針對袁世凱。歐陽武在討袁表述中區分袁世凱與政府，強調“惟此事實由袁之專制，只須推倒袁世凱一人，還我真正共和，不欲自相殘殺”。從某些表述而言，討袁並不等同於推翻北京政府，蔡元培等在討袁通電中也說：“贛事既起，東南諸省以次響應，皆聲言只對公一人”，而“为公僕者受國民反對，例當引避，而以是非付諸後日”。這些強調推翻和反對袁世凱個人的聲明，正是當時如何理解國家與政府的反映。柏文蔚在討袁佈告中痛斥袁世凱罪行，稱“袁賊禍國，首破共和，誇武力而縱虎狼，散金錢以收鷹犬，陰謀我元勛，虐殺我志士，盜賣我國土，蹂躪我人民，極惡窮凶，擢髮難數，普天同憤，薄海蒙羞”，為“保障共和維持秩序”只能舉行起義，強調起義“只在推翻首惡之個人，寧忍戕親愛之同種”。其實，明確起義對象後，能消除諸多人士顧慮，使革命黨起兵討袁盡可能少遭反對。不過，這種僅針對袁世凱一人的嚴格表述在革命黨內並未達成一致，正表明當時革命黨呈群龍無首之狀。
“共和”自始至終為革命黨人起兵討袁的預期目標。白逾桓、居正等為使討袁軍能堅守吳淞要塞，不僅希望“各省義軍迅速掃蕩逆軍，會師江上”，也呼喊出“袁賊推倒之日，即共和告成之時”的口號。“共和”成為義軍目標，以鼓舞振奮討袁行動。他們還呼籲“各省都督、司令官奮力進戰，速倒民賊，掃除專制，急救共和”。孫道仁有感於袁世凱“假集權之名行專制之實”，且派北軍南下江西，挑起戰端，“自殘同胞”，導致福建“勢必續蒙其禍”，宣佈與袁世凱斷絕關係，“以保守吾閩生命財產、維持地方治安、廓清專制、鞏固共和”，使國民能“共享永久共和幸福”。“共和”表述為“二次革命”理由，實現共和也成為振奮時人的口號。
革命黨人在“二次革命”中紛紛圍繞“共和”進行相關表述，袁世凱方“違反共和”，而革命黨人“保障共和”，如此則贏得起兵討袁的合理性。但值得深思的是，“共和”首先應被準確定義，即獲得“共和”話語權，才有可能真正收獲合理合法性資源，成為正當性來源，不然“共和”有淪為工具的可能和嫌疑。
“共和”被革命黨當作“二次革命”的理由，同樣也被袁世凱方當作反擊革命黨的武器，通過對“共和”表述的爭奪，消解辛亥正面敘事的力量。換言之，革命黨的“共和”表述受到諸多挑戰，“共和”一詞被闡釋出不同涵義，而為不同政治勢力所用。該現象本非奇特，但在“二次革命”與“辛亥革命”間表現得異常明顯，或因兩者關係本即微妙。
革命黨內部有人主張以法律解決宋案與大借款案，社會上運用“共和”調和南北之風亦頗盛行。萬國改良會丁義華（Edward Waite Thwing）致電孫中山與黃興，肯定他們“造成民國之偉烈豐功，實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上之獨見”，但對其起兵討袁一事表示不滿：“諸公用盡百折不回之志，造成燦爛莊嚴之共和民國，何來不幸之言，淆亂人心？必有幸災樂禍之徒，乘機蠱惑”。其言試圖緩和革命黨與袁世凱之間的矛盾，求得問題和平解決。孫中山、黃興駁斥丁義華的主張：“先生為共和先進國之國民，而維持友邦者獨具熱忱，倘能研究真象，發為正論，使世界知有主持公理者在，則頂禮而膜拜之矣”。“共和”似已成為對話交流的重要平台與工具，但持不同立場者對共和實有不同理解。岑春煊也以“共和”名義發出主張和平解決的通電，強調“各省軍人同是共和國民，尤當不忍遂各方面之感情，互相仇殺，同心同德，極力維持，一秉國民公意，和平解決各項問題”。“共和國民”應據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某些人在理解“共和”上存在一定“誤區”，覺得武昌起義後已實現共和，如今應珍惜保護而非破壞，故試圖以忍讓態度處理“宋案”、大借款案等。上海總商會對“共和”滿懷希望，期待“國會成立，選舉正式總統，為我商民造福”，因而反對戰爭，主張法律解決“宋案”，強調“宋案審判於法庭，借款、選舉取決於議院，自有法律為範圍，豈尚血氣為勝負”。全國商會聯合會也力主和平解決，認為辛亥革命後共和建立，“人心漸定，商業亦有來甦之望，方冀次第建設，福利可期”，但“宋案”後“謠言四起，險象環生”，“商貨停頓，市面凋零”，故希望孫中山、黃興等能表明“素志”，“其有謀為不軌者，一體嚴拿，盡法懲治”。這些言論均立於“共和”已實現，不希望戰亂發生，破壞來之不易的“共和”。針對此，孫中山等明確指出：“惟是共和時代與專制不同，人人當以國家為前提，即人人有擁護共和之責任。苟有立心不軌，破壞共和者，眾當棄之，斷不宜姑息養奸，自貽伊戚。”革命黨人針對與之不同的“共和”言論，堅決表明自身的“共和”理解，擁護真正“共和”。
當時更有甚者，立足於袁世凱方的言論，將討袁派視為“謀叛民國”，稱孫中山、黃興有意“藉口宋案及大借款簽押，與政府宣戰”。北洋軍人在述及相關問題時，甚至利用“共和”謾駡：“要知四萬萬同胞為求幸福而革命，非為擁戴一二偉人而革命。我軍人為保衛四萬萬同胞而贊成共和，非為推戴一二偉人而贊成共和。大總統累歲優容，冀其自悟，而亂謀益急。我軍人暨我同胞，豈能不自為之計。自非暴徒死黨，何知有元勛偉人。亂天下者，與天下共擊之。我輩軍人向不入黨，只知有國，不知有黨。只問亂不亂，不問黨不黨。如有傾覆政府，破壞共和之人，我軍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勞。”此種“共和”言論顯然已失去基本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淪為論爭工具。當時甚至有如此說法：“因為前年武漢起義，我們非常出力。後來贊成共和，推舉袁大總統，所以共和成立一年以來，各處平安。但是，現在南方尚有幾省不贊成共和，袁大總統非常震怒，大拍桌子，非把他們打破不可。”該言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置於“不義”之地，視其為破壞共和者。袁世凱方也在利用“共和”尋求出兵作戰的合法性。
副總統黎元洪立於袁世凱方主張和平處理“宋案”與借款，他利用“共和國家”、“永守共和”為袁政府辯護，認為“共和國家既特設此立法、司法兩大機關，人民自當以全權付託。我輩惟有各守秩序，靜候法庭、議院之解決，以免舉國紛擾。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元洪不難聯合各都督，全力擔保永守共和之責任，以取信於國民，而息無量之憤愾”。當然，某些革命黨人在某種情況下，也希求通過法律和平解決問題，黃興在覆黎元洪的電文中即表示“對於宋案，純主法律解決，借債要求交國會通過”，並承諾“以全力擔保永守共和”。和平相較於戰亂，顯然更易收獲民心。無論何種政治勢力均將“共和”視若準則，只有如此才能擁有“權威”。程德全所言道出了大多數主張法律解決者的心聲，他認為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是“為求人民幸福”，而“宋案”引發的紛爭導致“人心恐惶，影響所及，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狀”，希望各方“以國家為重，以人民為心，各自審其權限，各自盡其職守，毋聽讕言，毋逞臆說，毋為逆億之術，毋作忿激之爭”，“宋案當聽法庭解決，借款當聽國會主持”。李準也覺得“大總統電覆各節，詞理甚明”，而“冀同享共和，免遭兵禍”，希望能調和南北。北方十七省都督反對推翻借款，以黎元洪為首發出誓言：“當共以銅筋鐵血，擔保共和，着各省之先鞭，為諸公之後盾。斷不使帝制復生，民權中斬，皇天后土，實聞斯言。”顯然，當時各方人士皆以“保護共和”為底線，從言必稱共和亦可觀測“共和”的強大影響。
“二次革命”中諸多地方軍人則頗為反復無常，乃至混淆黑白。龔鎮鵬致電段祺瑞標榜維護共和，忠於袁政府，提及胡萬泰師長要他“秣馬厲兵，預備北伐”時，復以“現我國外患內憂危乎岌岌，維持尚無善術，豈忍心擾亂共和，力誓不從”。程德全從反袁方叛變，力勸黃興取消討袁，稱“國體既建共和，只宜訴諸法律，無所謂武力解決”。他表面上利用“共和”呼籲民國得來不易，應倍加維護，實質是維護袁世凱統治。龍濟光試圖出兵平粵時，也以“粵省人心，敬愛共和，維持統一，決無異志，怵於兵力，可稱脅從”為由。湖北有寧調元、熊越山等革命黨人活動，黎元洪在處理該事件時，以“惟念自起義以來，對於政府則擁護統一，對於民國則鞏固共和，固不敢開中央專制之萌，亦不忍見地方分裂之慘”為說辭。隨之，袁世凱也發出命令，通緝湖北亂黨，理由“冠冕堂皇”：“現國會既已成立，法律正待進行，或仍藉口於政治改良，不待國會議定，不由國會監督，簧鼓邪詞，背馳正軌，惟務擾亂大局，以遂其釀奪之謀，陽托改革之名，其實絕無愛國與政治思想，種種暴亂，無非破壞共和。凡民國之義，人人均為分子，即人人應愛國家，似此亂黨，實為全國人民公敵。”面對革命黨“破壞共和”之輿論，袁世凱方則利用“共和”駁斥革命黨人，標榜自身不願“破壞共和”。
南方幾省利用“鞏固共和”起兵討袁，但袁世凱方亦不示弱，以“破壞共和”反擊討袁軍。袁世凱在敘及李烈鈞湖口起兵時，即稱其“不意逆謀叵測，輒復潛至湖口，佔據砲台，稱兵構亂。謂非背叛民國，破壞共和，何說之辭”。袁世凱針對歐陽武，也說“共和民國以人民為主體，而人民代表，以國會為機關。政治不善，國會有監督之責；政府不良，國會有彈劾之例”，而他“竟指國軍為袁軍，全無國家觀念，純乎部落思想”，且“捏詞誣衊，稱兵犯順，視政府如仇敵，視國會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壞民國，全國公敵，萬世罪人”。蔡元培等人函電袁世凱，要求其辭職，袁世凱回覆：“當國會成立之日，鄙人即諮請迅選正式總統，而黨派紛歧，迄今未見分曉。正日日殷盼息肩，而叛徒傾覆共和，破壞民國，幾有亡國不顧之勢。鄙人有救國救民之責任，當此存亡危急，國民呼號請命之時，斷不敢捨之而去，坐視亂黨之荼毒生靈。”袁世凱將“共和”當作言論工具，回應和攻擊革命黨人。
袁世凱立於“合法政府”，通過臨時大總統令解散通緝“非法”革命者。如解散江西省議會令中，稱其“宣言與中央脫離關係，顯係大違輿論，破壞統一。此等背叛行為，實非法律所能保護。本大總統行使約法統治權，應即責成宣撫使段芝貴、護軍使李純勒令解散，一俟軍事稍定，另行依法選舉，以期符合民意”。民國成立後“僭民政治”盛行，“二次革命”中袁世凱方即利用共和、國民等以達派系利益或個人私利。袁世凱將南方各地獨立起兵討袁，視為“反抗中央，圖謀不軌，居心叵測”，且“破壞民國”。正是在如此語境下，革命黨人“二次革命”的合法性基礎被消解，“共和”表述的工具性凸顯。“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公佈國民黨議員的“助亂證據”，塑造國民黨破壞共和的形象：“我國民自上年革命以來，滿目瘡痍，元氣未復，所望忍痛須臾，以購共和之幸福，乃不意謬託二次革命者之為禍更酷於往時也。追原禍始，誰實厲階。我國民痛定思痛，其亦知使我國民之顛沛流離於槍林彈雨之中者，為國民黨黨員及國民黨議員乎。”故“本大總統誓當恪依就任之宣言，刷新共和之政治，俾我國民咸享幸福”。他還發佈解散國民黨令，以“使我莊嚴神聖之國會，不再為助長內亂者所挾持，以期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共和”被袁世凱濫用，已完全失其本義，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二次革命”中多面的“共和”表述有諸多值得深思之處。首先，各界人士的“共和”表述中難見深刻學理分析。該情況與當時具體政治環境有關，各界人士的“共和”表述多出自實際鬥爭活動的需要。所以，他們的“共和”表述具有強烈針對性和策略性，直接明瞭地服務於現實政治。故無論討袁者還是袁世凱方的“共和”，均沒有詳細的學理闡述。革命黨人在起兵討袁宣傳中，多將袁世凱視為“欲令共和消滅，帝制自為”，故需要反袁以使“國賊伏誅，共和永固”。而袁世凱方在反擊革命黨人行動時，亦用“破壞共和，為德不終，深為悲痛”等語對之。細心者則易覺察，雙方均運用“共和”表述，稱對方為“破壞共和”，但未能對之展開具體分析和詮釋。如此分析，並非貶低革命黨發動的“二次革命”，比較其“共和”認知的高下。若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對“共和”進行符合環境的評價，則不難理解革命黨人所從事的實際革命行動。應從革命實踐認識“二次革命”中的革命黨人，正確定位並不影響“二次革命”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革命黨的“共和”表述具有天然合法性，並被他們較準確地把握。如“宋案”、大借款案等在革命黨的相關表述中反復出現，以確立其“共和”表述的合法性來源和基礎。此外，雖說革命黨在表述“共和”時沒有進行系統學理分析，但相當具體且詳細地舉證袁世凱罪行，提供了厚實的討袁“共和”語境基礎。徐謙的一段文字提供了有力說明：“臨時政府之期間，其罪狀已有擢髮難數者。挾持兵力，要求政權，罪一。煽亂軍士，窟宅北方，罪二。任用私人，把持財權，罪三。唆使軍警，干涉議院，罪四。私擅借款，數達萬萬，罪五。預算未成，擅行支出，罪六。秘密賄買，離間國民，罪七。法案未定，命令先佈，罪八。嘗勳酬庸，自作威福，罪九。假託軍事，不法殺人，罪十。擁兵自衛，坐失外蒙，罪十一。獎勵盜賊，陰植死黨，罪十二。浪費金錢，貽誤國政，罪十三。違背約法，恣睢妄行，罪十四。固已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窮其惡矣。”如此基礎上，他繼而道：“然我國民猶忍而受之者，以其猶蒙共和之假面具也。”廣東省議會、都督亦在討袁通電中列舉袁世凱“假共和之面具，行專制之威權”事蹟十二條。正是這些具體而微的事實，為革命黨起兵討袁進行“二次革命”提供了證據和合法性基礎，也充當了他們言指袁世凱“破壞共和”的事實依據。
其次，從“二次革命”中“共和”的各種表述，能明顯察覺出“共和”已然成為工具。“共和”作為當時社會的重要言論資源，受到諸多人士推崇與主張，無論討袁方或袁世凱一方，均需要將之當作自身的言論支撐，若說“言必稱共和”也不為過。民初政治思想中“共和”具有與“革命”同等重要的地位，且某種程度上“共和”較“革命”更流行，成為政治時髦詞匯之一。“共和”內涵本應相對穩定，但被當時各方勢力詮釋成各種形態，換言之，他們在該話語場域內爭鬥、整合、合作、分化，皆能找到適合且有利於自身的言說表達。“二次革命”中的討袁方與袁世凱方均能利用“保障共和”、“擁護共和”、“擾亂共和”等詞匯，作為攻擊對手的話語工具。
另外，“共和”成為工具的表徵也體現於“政府”問題，政府良善與否成為言論重點，這正是共和政治的重要特徵。不少言論使用“政府”為爭論平台，表明政治的現代性，但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當時政治資源的局限，短時間內尚無更好的言論武器，僅能在有限的“交往記憶”中尋求資源。“二次革命”中的政府具有強大權威，革命黨在尊重現代政治制度的同時，也倍感無奈。黎元洪以調停名義致電李烈鈞，即以“軍人服從中央，是其天職”為理由，當袁世凱發出罷免李烈鈞令後，李不得不以“下野通電”對之，但依舊不忘利用“共和”，希望“借諸公之力，擔保共和”。這顯然是立於“政府”表達自我訴求，但政府良善與共和間的關係問題成為理由。江西省議會反對罷免李烈鈞，也以“擁護共和”對付，指出：“謹代人民泣告全國，我贛為擁護共和，先受切膚之痛，務望主持公論，互維大局，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同樣，廣東都督陳炯明辭職時，希望“歸田養母，為共和之幸民”。眾人言說紛紛，均將“共和政府”視為核心話語。
最後，“二次革命”是一場較複雜的革命，不少學者指出，“二次革命”失敗是因革命黨內部缺乏統一指揮和領導，當各地起兵討袁後，缺乏強有力的指揮中心。“二次革命”暴露出革命黨內部諸多弊端，這也恰恰說明革命黨在追尋“革命”資源上的困境，因辛亥革命去時不久，難以形成可供參考的政治文化資源。換言之，袁世凱在不少場合均言及國會正準備召開，國家各項建設均有序展開，但“二次革命”中斷了正在進行的諸多事項。“二次革命”既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也是辛亥革命的結束，尚在進行之事難以提供穩固的合法性資源。揚·阿斯曼如此描述“交往記憶”：“群體成員對交往記憶的分有是雜亂無章的，雖然有人知道得多，有人知道得少，而且年長者比年幼者的回憶在時間上的跨度更為深遠，但是，即使有人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群體也並沒有設定專職人員或者專家對這種非正式傳承負責。對這種回憶所含知識的獲取，是隨着對語言的獲取和對社會交往的參與而同時發生的，對此，群體中的每個人都擁有着同樣的資格。”若將“交往記憶”替換成“共和”，用這段話描述“二次革命”時“共和”表述的具體情形，大意上亦適當。此正反映出當時“共和”並未成為某些人的特有合法性資源，即每個人皆“擁有着同樣的資格”可對之進行述說。
不少地方的討袁勢力在宣佈獨立上出現反復，人們內心搖擺，同時也因辛亥革命去時未久，難以認清袁世凱政府，俗言之：“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共和”記憶未凝固，無法形成持續影響。譚延闓在湖南宣佈獨立的“示諭”與取消獨立的“佈告”，則是觀察“共和”這一辛亥記憶為“進行時”的典型。獨立“示諭”稱：“照得中華民國國家，為中華民國人民組織而成，即為中華民國人民所共有。無論何人，苟有違反共和，陰謀專制，以國家為一家之私產者，即謂之叛賊，謂之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誅之。”而袁世凱“年餘以來，帝制自為，多行不義，摧殘輿論，破壞約法，擅定官制，暗殺元勛，任用私人，結納匪徒，抵押鹽釐，大借外債，侮弄國會，剷除民意，共和政體幾於中斬”，故“誓師討袁”以“保衛同胞之真正共和幸福”。譚延闓投機取消獨立時，依舊利用“共和”：“照得自贛省獨立，各省繼起，吾湘為鞏固共和起見，不能不同聲響應，以維治安。凡我人民，同此企望和平之心，非以張皇武力為事。現在閩、粵、寧、皖，已均各取消獨立，大勢所趨，皆以保境息民為主。”且“除飭軍警實力保護外，用特佈告商民人等，各安生業，勿復驚疑，以還熙皞之天，同享共和之福”。譚延闓進行“共和”表述時，體現出的“搖擺”表明“共和”的流動性，這正是交往記憶的特性。時人的“共和”表述與理解存在自相矛盾之處。
“二次革命”中“共和”表述所呈現的特徵，恰恰說明革命黨面臨政治困局，甚難找到更恰當的政治文化資源與對手較量，佔據言論優勢。換言之，正因“二次革命”前後革命黨面臨各方面困局，才導致“共和”表述難以理直氣壯。無論哪方面政治勢力面對“共和”，或許皆既愛又恨。
學界多認為“‘二次革命’既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也是辛亥革命的終結”，如此說法正反映出“二次革命”的困局，從當時各方的“共和”表述則不難窺見時人理解“二次革命”的差異。“二次革命”中人們進行“共和”表述時，其實多在追述辛亥革命遺產“共和”，但“共和”尚未能形成“文化記憶”，停留於“雜亂無章”階段，也沒有“專職人員或者專家”可以對之進行權威表述，以涵括各方異見。正是在“每個人都擁有着同樣的資格”的狀況下，“共和”成為缺乏學理討論的工具性詞匯，其流動性語義尚待穩固。從“共和”表述的語境出發，觀察“二次革命”前後革命黨面臨的政治困局，也能更深刻觀察當時社會的複雜多面，以及“二次革命”本身的局限。進一步言，“共和”在近代中國的生存環境值得人們的更多思考，僅重視“革命”的近代中國，是否尚有“共和”生存空間，為何單剩“革命”迴響，而無“共和”音訊。“共和”與“革命”本屬辛亥革命成果的孿生兄弟，或正因“共和”被“盜用”而為世人拋卻。
作者簡介：郭輝，湖南師範大學歷史記憶與社會意識研究中心、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註：特此感謝《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