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江：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
关键词：顾颉刚；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继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北平研究院于1929年9月成立，二者同为民国时期两大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由国民政府政要人物吴敬恒牵头组建，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为编纂地方志、编写中国通史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出版了学术期刊、学术资料集及学术专著，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当时有着并不逊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影响。顾颉刚在1935—1939年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研究工作期间，是研究会(所)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顾颉刚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也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不可忽略的一段经历，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却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利用顾颉刚的日记、书信、论著及北平研究院出版的刊物和著作等资料，考察顾颉刚受聘于史学研究会的缘由、学术观点及对史学研究会(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等问题，以期展现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建树，并借此阐发民国时期学者选择学术机构时的考量和对学术机构所产生的影响。
1929年5月，因提出“层累”说和出版《古史辨》而成名的顾颉刚从广州返回北平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兼职。是年11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顾颉刚积极介入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31日，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合组燕下都考古团，共获得装有201个布袋和26个木箱的发掘物。[1]6月，顾颉刚与常惠、魏建功等抵易县，参观燕故城，认为“燕故城中台极多，共有三十余个。燕故城在中易水之阳，北易水之阴，草木茂盛，有似江南，宜乎王亥以为游牧之地也”。[2] 11月7日，北平研究院通过徐旭生转告顾颉刚，聘其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兼任北平志的编辑委员。[3]其时，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编修北平志。顾颉刚对方志的重视和在方志领域的见解应是其受聘史学研究会会员的重要因素，他随即与陈垣、马衡、朱希祖、徐旭生、李宗侗、翁文灏等其他6人成为北平志编定委员会成员，[4]并于11月13日、22日先后召开会议，草拟并讨论北平志编纂通例，顾颉刚对将园林改为娱乐场所、选举及地方官应列表、在“略”以下改为编、故宫与郊苑可合并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5]
顾颉刚重回北平并受聘于燕京大学后，其生活已与此前在北平读书工作时的拮据状况大不一样，他对燕京大学的学术环境和待遇也十分满意，“当时因为北大欠薪太多，生活太苦，我回北京后，就去了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燕大待遇很优，每月给我二百四十元工资，房子、电灯、电话等等，都不要钱，生活很好，我于是可以每日写作”。[6]但燕京大学存在的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令他心有怨言：“即诸西籍教员亦同样无权，每印一书，必向美国请示，得其答覆须越半年，幸而批准实行，又须俟下届预算之订入。又以窘于经费，致最有希望之青年，研究院毕业后无法留校任助教等职，以继续其学问工作。”因所有事务均需美国方面同意，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出书印刷，又不能解决青年毕业生留校问题，这对于热心于学术事业、热衷于提携青年学者的顾颉刚来说，还是颇感不适，故而“不得不别觅出路”。[7]此外，他编纂《禹贡》杂志、绘制《地图底本》也需要寻找经费支持。燕京大学规定教授任职满六年即可带薪休假一年，顾颉刚于1929年出任燕京大学教授，至1935年刚好满六年。这一年休假期的空闲，加之上述他对燕京大学管理问题的不满和研究经费的短缺等原因，使他转投北平研究院成为可能。
1935年春，顾颉刚回苏州处理继母的丧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通过书信与他联系，交涉聘用事宜。出于“惟为提拔人才，奖掖后进，倡导文化计，则燕京殊无发展之可能”[8]等方面的考虑，顾颉刚对北平研究院的经费情形、可支配数目、每年出版书籍计划、能否增聘人员等情况进行了详细问询：“一、尊函谓如需助理员，可以增聘。未知助理员之薪金即在一千元之内否？助理员之名额，多少有规定否？薪金数目若干？二、尊函谓出版部另有预算，历史组书籍可由出版部办理。未知预算共有若干？历史组付印书报，最大限度可占全部出版费几分之几？三、尊函谓出版物售得之款，可否由出版部存储，仍作历史组之印刷费？四、史学研究会何时可改为史学研究所？”从此四点具体问题可见，顾颉刚更在意人员聘请的薪金、出版经费的预算以及史学研究会的建制等情况，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关系他的学术计划能否顺利实行。另外，他对出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也表示期待：“又在先生及旭生先生指导之下，任研究工作，精神必更愉快，如尊院中出版方面可较自由，出版数目能以销售畅刊而逐年增加，又除助理员之薪金外月可有千元经费，作购置图书、调查史料及雇用书记等用途，则雅命自所乐从也。”[9] 李书华在抗战时期被朱家骅极力邀请去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曾解决傅斯年和陶孟和的冲突、社会研究所的名称及预算分配等问题，证明他有较强的组织与协调能力。[10]徐旭生则被傅斯年称为“天下之君子”。[11]出于对李书华组织能力和徐旭生学术人品的信任，顾颉刚估计史学研究会应具有宽松的学术氛围，这使他倾向于接受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聘请。
在明确了1000元的经费是聘用人员的费用，此外并无购置图书、调查史料及雇用书记的费用以后，顾颉刚向彼时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李书华建议，从庚款申请每月3000元的资助，并列出了他的学术规划：校订古籍，赓续北平志编写以使其为“各地修志者立一模范”，将北平研究院艺术陈列所归属于史学研究所以便历史、考古两组搜求所得能整理陈列，研究民族史、调查民族状况以供政府“施政之采择”，在对古文化进行深入彻底研究的基础上再作通俗性的编写以唤起国人的爱国心，出版刊物，翻译外籍等。[12]顾颉刚的计划可归纳为整理旧材料和开辟新方向两大类，在专门研究基础上再加以通俗性编写的通史撰述，已超过北平学术史研究的范围，实为史学研究会开辟的一个新方向。北平研究院虽在经费方面并未完全令顾颉刚满意，但出于对学术事业的抱负、对民族振兴的责任感，也出于可通过李书华获取庚款的期待，顾颉刚最终接受北平研究院的邀请，于1935年5月出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
在北平研究院方面，如果想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并且能够与中央研究院一较高下，拥有像顾颉刚这样具有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及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另外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如顾颉刚先期已介入了北平研究院的一些工作，双方已经相互有所了解，合作也十分愉快，而且他与史学研究会的徐旭生等人私交甚笃；再如，北平研究院主要由以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组成，顾颉刚虽与胡适等人关系密切，但与“英美派”仍有隔阂，处于派系中立的地位也是其受到史学研究会青睐的一个因素。
作为历史组的学术带头人，顾颉刚除自身的学术研究外，还需组织规划历史组的学术工作、承担相应的行政任务。1935年7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进行改组，将调查编纂组改为历史组，考古组则维持不变，仍由徐旭生担任主任。为了工作方便，顾颉刚从郊外搬入北平城内的棗林大院一号居住，将主要精力投入史学研究会的工作中。
(一)聘请人才充实学术研究队伍
顾颉刚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于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条件是学术的普及，为此他曾与持不同见解的傅斯年发生隔阂。顾颉刚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13]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后，就可以实施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曾实践的学术理念，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材料而加以整理”，从事学术的普及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由少数人深入探究。其中“培育一批班子”做学术的普及工作，实质是培养学术人才，这也能实现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那些有志于学术事业的学生谋求去处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1934年史学研究会调查编纂组和考古组的专门工作人员只有干事、编辑、助理员、书记等共7人，会员共16人，加上常务会员吴敬恒、调查编纂组兼代主任李书华、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共计26人。[14]顾颉刚上任之初即拟聘吴丰培、吴世昌、连士升、孙海波、徐文珊等人，另外他还拟增补洪业、许地山、张星烺、陶希圣、闻宥、孟森、吴燕绍、钱穆、吕思勉、聂崇岐为史学研究会会员。[15]1935年，在顾颉刚的努力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人才济济，无论是固定工作的人员还是会员人数都在此前的基础上大为增加。除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外，有编辑吴世昌、吴丰培、张江裁等3人，助理员石兆原、何士骥、邵君朴、常惠、许道龄、刘师仪、苏秉琦等7人，会员白眉初、朱希祖、朱启钤、沈尹默、沈兼士、金兆棪、孟森、俞同奎、洪业、马衡、徐鸿宝、陈垣、张继、许地山、陶希圣、张星烺、齐宗康、闻宥、郑颖孙、乐均等20人，顾问姚彤章1人，名誉编辑王日蔚、王育伊、王辑五、白寿彝、徐文珊、马培棠、连士升、孙海波、陈懋恒、张维华、冯家昇、杨效曾、邓嗣禹、刘厚滋、鲍汴、邝平樟、顾廷龙等17人，共计51人。[16]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是历史组成员。
在顾颉刚聘请的人员中，主要是冯家昇、吴世昌、徐文珊、白寿彝、张维华、顾廷龙、连士升等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以及吴丰培等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顾颉刚的提携下，这些青年学者以北平研究院为起点，为以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基础，后来均成为某一领域的著名专家。如吴丰培(1909—1996)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师从朱希祖、孟森专攻明清史，毕业后加入北平研究院，在顾颉刚的指导下毅然放弃明史，改为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会藏史研究的骨干，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并在《史学集刊》发表论文，为藏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此后的6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藏学研究领域，成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吴丰培在藏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与顾颉刚的帮助密不可分。又如1935年被顾颉刚聘请为史学研究会名誉编辑的冯家昇(1904—1970)，深受顾颉刚赏识，“燕大史学系学生，以齐思和，翁独健，冯家昇，谭其骧四君为出类拔萃之人物。惟谭君为嘉兴人，不能用苦功，他三人将来必有成就”。[17]在顾颉刚的提携下，冯家昇在民族史、火药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成为辽史研究领域的大家。顾颉刚利用他的影响力，聘请了一批在学界有一定声望、在某个领域有研究专长的学者为会员，如洪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张星烺是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专家，陶希圣在社会经济史、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方面成就突出，孟森是知名的明清史研究开拓者之一。虽为兼职，但他们成为史学研究会的会员，既能提高史学研究会的影响，也能在具体问题上为史学研究会提供支持和帮助。
历史组在顾颉刚等人的多方努力下，其研究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研究建制逐渐完备，以往组织松散的研究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以调整。北平研究院成立之初，设有研究所和研究会两种不同性质的部门。研究所属机关性质，有专门的研究员和办事人员；研究会则多数为专门人员，在各自研究之余，也会就某些具体问题讨论商议。[18]由于史学研究会的会员大都分散各地，组织较为松散，只能在特定时间就某事集中商讨，不利于工作的长期稳定开展，顾颉刚在受聘时即向李书华建议将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聘请专业研究人员专事学术研究，以便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随着固定研职人员的大幅增长，变研究会为研究所的时机逐渐成熟。1936年，北平研究院将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从松散的学会组织转变成固定的学术研究机构，顾颉刚的提议得以实现。
(二)购买图书资料、创办学术刊物和出版学术著作
在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之前，调查编纂组仅有图书三百余种。顾颉刚认为“图籍为学术之资源研究之基础”，在与史学研究会同人商量后决定节省经费，用以购买图书。他派刘师仪总管购书事宜。通过从1935年9月至1936年7月将近1年时间的搜罗购买，历史组的藏书增加乙部书籍五百多种、旧有方志一千余种，共五千余册书，“较诸畴昔所藏亦祗加倍耳”。[19] 至抗战爆发前，史学研究会的图书增至一万余册。[20]历史组藏书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种类繁多，藏书包括正史、编年、年表、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史料类，另附约章、野史类、宫史类、诏令类、奏议类、传记类、年谱、载记、时令、总志、郡县志、海防、山志、河渠、古籍、庙宇、游记、外纪、杂记、舆图、目录、金石考古、史评、风俗等类别，大大拓展了史料搜集和史学研究的范围，也体现了顾颉刚和史学研究会的治学方向。为便于阅览和使用，刘师仪在刘厚滋、张江裁、吴丰培等人的协助下，将历史组的书籍编成《史学书目稿》。该书载有“许多北平秘籍及边疆重要著作”，[21]因而具有重要的目录学价值。
学术刊物的出版是顾颉刚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术刊物的出版，既能扩大学术机构的学术影响力，又能为学者的学术成果提供发表的平台，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现代学术的发展。顾颉刚的学术经历与创办学术刊物密切相关，所到之处都热心于创办、编辑学术刊物。他曾先后参与创办和编辑了《国学季刊》《歌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周刊》《语言历史所周刊》《图书馆周刊》《民俗周刊》《燕京学报》和《禹贡》半月刊等刊物。有学者对他创办刊物的经历总结道：“顾先生平生尤有一突出特点，即喜欢办刊物，以这种最有效的方式通过推进学术的发展来培养人才。他每到一个学术岗位，无例外地必定要创办一个刊物，或接办一个刊物，或运用其它出版条件。”[22]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调查编纂组自成立以来，主要是编纂北平志，整理出版史料，如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太平天国诏谕各书等，但并无固定刊物，不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及与外界交流。如果有了定期刊物，“不啻对社会及学术界无形中增加责任，本会工作人员亦可藉此自相策励，努力写作，以应需求；不特外以增加本院信誉，亦且内以提高工作效率”。[23]顾颉刚上任不久就开始着手创办学术刊物。1936年1月，他与北平研究院院长议定编辑出版《史学集刊》，确定编印计划和预算，正式成立编辑委员会并出任委员长，聘请编辑委员。编辑委员会于1月10日在北平研究院举行成立会，通过了编刊计划，决定该年四月正式刊行。在编印计划中，《史学集刊》定为一年出刊两期，于每年的四月和十月中旬出版，以刊载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论文为主。顾颉刚一共主持了三期《史学集刊》的出版工作，抗战后由徐旭生继续主持。《史学集刊》前三期涵盖考古、文献考证、宗教史、思想史、民族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清史、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顾颉刚在前三期《史学集刊》中共发表三篇论文，分别是《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第1期)、与童书业合作的《墨子姓氏辨》(第2期)和《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第3期)。
史学研究会成立后，仅出版了《北平金石目》和瞿宣颖的《北平史表长编》两部学术著述，总体数量不多。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后，积极联系出版社出版学术著述。在计划出版的书刊中，除张江裁的《北平岁时志》《北平史迹丛书》及许道龄的《北平庙宇通检》由北平研究院出版课出版外，其他著述均因研究内容超出北平及华北的范围而无法出版，顾颉刚便多次往返北平、南京和上海之间，就通俗读物、禹贡学会丛书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书稿出版事宜与亚东图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等处接洽。如“顾先生乃于一九三六年去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订立合同，凡有稿件，经他审核决定，即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名义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清梁廷枬的《夷氛纪闻》、王芷章的《清升平署志略》、张任政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郭伯恭的《永乐大典考》《四库全书纂修考》、吴丰培的《清季筹藏奏牍》《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等书，“均由商务出版社在1937、1938年先后出版。仅仅一年时间，投入不多的人力，就出版了十余种，总数有数百万字”。[24] 顾颉刚还组织人员整理陶文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资料，[25] 并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如顾廷龙整理并出版了《古陶文孴录》，[26] 许道龄在抗战前即已开始编写《中国进士汇典》，并于抗战期间提交给商务印书馆印刷。[27]这些出版物不仅提升了北平研究院及史学研究会(所)的学术声望，也使得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有机会得以问世。如1937年、1938年先后出版的《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和《清季筹藏奏牍》，是吴丰培首次出版的两部藏学史料著述，为“清代极为重要的藏学史料，尤其是《清季筹藏奏牍》，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因此颇为近现代藏族史研究者所重视，视之为必备参考书”。[28]出版书籍对著述者、史学研究会及学界均有助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物大大增加了，超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商务印书馆亦多出了有学术价值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当时中、青年的作品有了发表机会，鼓舞了他们，督促了他们，一举而三方面都有收益。”[29]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一些学者仍不断提及顾颉刚此举的重要意义，当时一些受益的年轻学者则心存感激之情。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推荐出版的学术著述，其研究内容已不局限于北平及华北地区，而是将触角伸向更宽广的领域，打破了以往史学研究会在研究区域范围上的局限，这既有利于冲破北平研究院以往作为地方研究院的自我限制，也有利于扩大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在全国的学术影响。
《史记》的出版，在史学研究会出版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顾颉刚认为：《史记》“尚是比较能留心民众的，它肯记及货殖与游侠”，“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知识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30]1927年，顾颉刚开始点校整理《史记》。[31]1928年10月，顾颉刚撰写《中国上古史实习课旨趣书》，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某种专书的整理，他即从整理《史记》开始。[32]他指出，古籍标点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事业，既可以促进古籍流通，还能帮助青年学习，针对当下懂古汉语的人日益减少，将来胜任整理古籍的人会更少的情形，他计划从《史记》标点入手，进而标点《汉书》等古籍。[33]从1930年10月起，他与徐文珊合作整理《史记》本文及注释，由顾颉刚标点，徐文珊抄点《史记三家注》。[34]徐文珊后来回忆说：“顾师知道我是个穷学生，要做工读生以自给，自动给我一工读机会。工作是将司马迁《史记》标点、分段。作为整理国故的第一部书，第一步工作，接下来作校勘，综合整理注解，作新注，月给银元三十元。对我这初学而言，哪里是工读，简直是研究生的奖学金。”[35] 1931年后，徐文珊负责标点《史记》，赵澄负责校勘。[36]1932年，《史记》点校完毕，赵澄所校毕者有蜀本及宋小字本。随后，二人先后毕业，再加上时局动荡，《史记》整理陷入停顿。1935年10月至12月，在以前标点、校勘的基础上，顾颉刚继续校对《史记》白文本。他说：“黎君静修(光明)住予家，曾取贡珍点本校正若干事。”“予承国立北平研究院聘主历史组务，得此因缘，乃邀贡珍赓续前业。适孙君海波致力《史记》亦久，以志趋之深相契合也，欣然任索引之劳。而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问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使予等奋发自励。赵君肖甫(贞信)旧亦有志于是，孜孜襄理雠校，然后此《史记白文》全帙以成。”[37]1936年，历时7年的《史记》(白话文)点校完毕。11月26日，顾颉刚为此书作序：“每章之首，列小标题，或依年月，或依世系，或依事实，或依文义，利寻检也；其十表之有年可别者，并注以公元，朱墨相间，免淆乱也。”用力之勤显而易见。此外，《史记》“《索引》与所谓《三家注》者，亦整理将完，亟待贡诸当世”。[38] 12月，《史记》白文本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名义出版。
(三)筹措经费开展学术调查
清末民国时期，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逐渐盛行起来，在学界广泛流行调查风气的影响下，史学研究会也开展了多种调查研究，如为编写北平志所作的庙宇寺庙调查。调查南北响堂寺是顾颉刚参与的一次重要调查。南北响堂寺建于东魏、北齐时期，隋、唐、宋、元、明时代均不断增窟，共有16座石窟、4000多尊雕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1935年9月12日至11月22日，史学研究会在顾颉刚和徐旭生带领下对南北响堂寺进行了70天的学术调查，对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的碑刻、石刻、经幢、造像、佛经、浮雕、墓志铭等进行椎拓、照相、绘制图片和记录。[39]顾颉刚调查的时间是从9月12日至29日，他与徐旭生等人到河北磁县南北响堂寺及邯郸、邢台、曲阳等处，为北平研究院搜集拓片，返回北平后不久，他就开始筹划南北响堂拓片的展览。正是在考古组成员和顾颉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35年年底史学研究会在怀仁堂举办响堂拓片展览。除了参与调查、布置拓片展览，顾颉刚还协助将此次调查的成果汇编成《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出版。[40]
燕赵古迹调查是顾颉刚组织的又一次重要调查。1931年春，民国政府行政院根据1930年9月中英两国换文的规定，设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该会隶属于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职责是以英国退回的庚款作为基金，借充各部会办理生产建设事业，而以借款利息办理教育文化事业，如中央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的建筑经费全源自中英庚款。朱家骅担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李书华被聘为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并兼任该会教育委员会的主席。[41]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无论是增聘人员，还是出版刊物和书稿，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在受聘史学研究会之初，顾颉刚与李书华反复交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经费问题。要完成史学研究会北平志的编纂与通史编写的任务，经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以北平研究院经费状况而言却难以如愿。1936年4月，顾颉刚请李书华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教育组开会时为禹贡学会请求款项支持，两个月后，禹贡学会获中英庚款董事会15 000元补助。7月，顾颉刚再次向中英庚款董事会为北平研究院申请款项资助，也获得批准，此款项成为史学研究所1937年6月开展燕赵古迹调查的经费来源。
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一个宏愿，是计划以北平为起点，直到受降城，从冀察到外蒙古、甘肃边境地带做一个地面考古调查。为合理使用中英庚款补助基金，顾颉刚将该计划分成几期进行。第1期为调查冀、察古迹，经费为2000元。[42]1937年6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组织燕赵古迹调查团，“以燕下都，赵王城为战国遗迹，城郭宛然，足资为研究文化上之帮助”，派吴世昌、刘厚滋、苏秉琦、黄秉谦、刘裕国、王振铎，以及禹贡学会的张维华，共计7人，赴河北邯郸、定县、易县等地实地测绘调查赵王城、汉中山王陵寝、燕下都、卢奴古城。吴世昌、刘厚滋、苏秉琦负责调查，黄秉谦、刘裕国负责测绘，王振铎负责摄影。调查内容主要是“因以上所谈古迹，历史上之记载，因往返刊印，恐有错误不实之处，故特实地测绘调查，得有结果，再与历史之记载参较，而改正错误不实之处”。吴世昌说：“本人奉派从事出外调查工作，此次尚为首次，将来成绩须视事实而定，不过本人对此兴趣异常浓厚。”[43]顾颉刚到火车站为调查团送行。顾颉刚计划第2期的考查地点是西北地区，但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而未能成行，而且第1期考察团成员因奔赴各地，后续的调查报告未来得及撰写，调查资料也因时局变迁散落无存，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由上可见，顾颉刚主持史学研究会历史组工作后，积极延聘知名学者，大力引进青年学人，在购置图书资料、创办学术杂志、出版学术著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他还筹措经费促成学术考查，使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大提升了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声誉。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不断完善，为其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这主要反映在编纂地方志和中国通史两个方面。方志编纂是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研究方案，在顾颉刚任历史组主任前即已开展了近六年的工作，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基本上还处于资料收集阶段，仅有少量成果发表。
顾颉刚一直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1931年他曾发表《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论述了地方志的价值：一是地方志“材料丰富”“包罗万象”，对某地的风俗、寺观、庙宇、物产等方面都可以提供资料；二是地方志“材料信实”且“取材极为周密”；三是地方志中有“难得的材料”，这类材料可能因政治的关系散亡了，但地方志中却还保存着，而有关民族与交通等方面的材料，仅在地方志中才有可能找到；四是地方志“比较平民化”，因为地方志“圣功王道的色彩绝淡，诏谕宸章的篇幅极少”，它的着力点，“全都在民众上面”。[44]顾颉刚日记也显示，他在外出考察途中，所到之处都会尽力搜集并抄写当地地方志。
顾颉刚在成为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前，就已是北平志编纂委员会的编委，到1934年，史学研究会用了5年时间将内外城各庙宇调查完毕，四郊庙宇的调查也完成一小部分，积累了大量拓片、平面图和照片，出版了《北平史表长编》二卷、《北平金石目》一卷。
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后，筹谋介绍人员进入史学研究会编纂北平志，如由邓嗣禹负责《职官志》，连士升、杨效曾负责《食货志》，吴世昌、李素英负责《北平》半月刊。[45]此后，他正式聘请吴世昌编《北平庙宇志》，连士升、杨效曾编《食货志》，张江裁编《北平志》。[46]顾颉刚还计划用半年时间全面整理已有的资料，并“将内外城寺观重行调查，其未经调查者补之”，进而出版内外城寺观著作。顾颉刚还委派张江裁、许道龄、鲍汴、常惠、吴世昌、徐鸿宝、许地山、洪业等人继续开展北平志的调查和编写工作。[47]史学研究会复制了北平市社会局所藏包括全市庙宇地点、面积、房屋、教派和僧侣等项内容的大小庙宇清册后，由吴世昌、张江裁和绘图、摄影人员组成的调查队，普遍调查北平大小庙宇并椎拓寺庙碑刻，即使北海东面大高殿前全国罕见的包含满、汉、蒙、维文字的下马碑也被全部拓下。此项调查所得均一式两份，史学研究会与社会局各存一份。此后，其又对重点庙宇如法源寺、清真寺、雍和宫等作全面调查，除了记有详细的文字外，还对庙中所存特殊佛像、佛前供器、庙中所藏珍贵文物，均拍摄了照片。因此，吴丰培称“在二年时间，调查所得，甚为丰富”。[48]
除调查庙宇志外，顾颉刚还计划在常惠搜集的数千首北平歌谣的基础上编写风俗志，另安排张江裁、石兆原搜集北平戏剧材料，他希望将这些资料都结集成册予以出版。[49]在顾颉刚的组织下，张江裁撰写的《北平岁时志》《北平史迹丛书》和许道龄所著《北平庙宇通检》均先后由北平研究院出版课出版。
顾颉刚一直怀揣编写中国通史的计划，1922年他曾在胡适的介绍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顾颉刚更关注史学的致用功能。与此同时，他学术研究的重心从古史辨伪转向历史地理、边疆民族史等领域。他明确意识到，要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编纂中国通史是当务之急：“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的民族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50]
顾颉刚认为编纂中国通史可集合南北方共同努力。南方人士“努力复兴民族运动”，但“仅说空话则不能号召，信口而谈则流于谬妄”，而北方“北平保存古书古物最多，研究古文化者又最多，宜可当此重任”。鉴于南北方各自的优势，顾颉刚寄希望于北平研究院发挥“沟通之工作”，“在研究专家之后，更聘若干创作家，选使历史中重要部分，作不背事实之描写，使全国民众皆明了先民之成绩而生爱国之心”。[51] 他主张在南方民族复兴运动高涨的情势下，由北方人士对古文化作精深的研究，再对精深文化作通俗化撰述，然后普及于民众，唤起全国民众的爱国之心。顾颉刚出任历史组主任后，撰写了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的编辑及出版计划，更加明确了编纂中国通史这一新方向的具体步骤，“兹拟将史料范围加以扩张，于习见之材料则校订之，于稀见之材料则表章之，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地理等类，陆续出版，俾为将来编纂中国通史立一骨干”。[52]这个步骤显示出，撰写中国通史的第一步为搜集和整理资料，然后根据材料性质分类，最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中国通史。
顾颉刚在其撰述中国通史的计划中，尤其注意民族史和边疆史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他说：“按自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义以来，人皆晓然于团结本国各民族之重要，然因对于本国各民族之生活状况向不注意，既不能相认识，即不能谋同化，故难以三民主义立国，而各部族间涣散如故也，仇视亦如故也。窃意研究民族史，调查民族状况，以供政府施政之采择，实为吾侪应有之责。边疆民族如蒙、回、藏；内地民族如苗、猺、黎、獞、猓罗，均应训练调查人才，分途考察。察绥两省蒙古民族调查最便，应先进行。”[53]顾颉刚认为研究民族史、调查民族状况可为政府施政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当然，民族史研究并非他的最终目标，他的民族史研究是通史撰述的基础和准备。至于边疆史研究，如前所述，从他指引吴丰培从事藏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即可见一斑。
顾颉刚也积极编纂中外交通史料丛编。中外交通史是受元史及西北地理直接影响而派生出的新领域，起初是欧美汉学家对其进行研究，后来向达、岑仲勉、陈垣、冯承钧、张星烺等人均投身其中，并做出了较大贡献。顾颉刚认为国际交通“为民族史及文化史上之大关键，非于此有所了解则对本国史中所起之变化即无法加以说明”，他计划聘请张星烺、张维华、陈懋恒、王辑五、刘厚滋等人负责搜集文献资料，辑录成册，并加以出版。[5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注重边疆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研究外，顾颉刚认为“经济组织为政治社会之基础，历史事实之核心”，将社会经济史材料的搜罗和整理重点提出来，并规划材料的第一集，“为历代正史中之食货志，并将权度量衡及泉币之类绘图附入”。此外，为保证材料的搜集，他计划聘请连士升、杨效曾、陶希圣等人参与此项工作。[55]这几人均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享有盛名。陶希圣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成员。1934年12月，他创办《食货》半月刊，尝试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进行探索。顾颉刚曾将陶希圣和郭沫若视为“研究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中陶希圣“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56]另外，杨效曾和连士升也是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由此可见，顾颉刚在中国通史编纂的前期准备中对社会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极为重视。
1936年，为进一步推进中国通史的编纂，北平研究院曾有拟设中国通史编纂处的规划。顾颉刚代替副院长李书华起草了设立中国通史编纂处的方案。顾颉刚虽有编写中国通史的宏愿，但最后仅出版了部分民族史、社会史的资料，其他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未开展，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项计划无法继续推进，固然主要是由于抗战爆发以致工作被迫中断，以及抗战期间北平研究院经费短缺、原有的史学研究会研职人员散居各处等原因，但也与顾颉刚在抗战前身兼数职，无法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史学研究会的事业有一定关系。
抗战爆发后，北平研究院的工作陷入停顿，时局造成许多研职人员流失，各自谋求出路。史学研究所追随北平研究院于1938年4月迁往昆明后，才逐渐开始重建工作。同年10月22日，顾颉刚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迪之的邀请，经西安、成都、重庆到昆明，前往云南大学任教。他对史学研究所仍极为重视，抵达昆明的第三日，就前往内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与钱临照商讨史学研究所历史组重办事宜。11月3日，顾颉刚起草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重办计划书。11月4日，他将起草好的计划书寄给李书华。与此同时，他参与讨论了北平研究院选择内迁后的落脚地。11月，徐旭生到达昆明后，他多次与其相见，共同商讨史学研究所重办的具体事宜。1938年12月，顾颉刚被约请继续担任历史组主任，但鉴于史学研究所竭蹶的财务，他仅担任名义职务，并不支取薪金。1939年1月，在顾颉刚、徐旭生、李书华多次商讨后，北平研究院确定了基本的人事和经费安排：“平研院史研所经费定为每月八百元，考古历史两组经费不分列。新聘韩儒林一人，旧职员留何士骥，吴世昌，许道龄，苏秉琦四人。至在滇参加工作者，为张维华，白寿彝，宓贤璋等。”人员的流失和经费的大幅萎缩，使顾颉刚情不自禁地发出“真是竭蹶万状”的感慨。[57]
然而，顾颉刚在昆明出现了持续的失眠和心脏不适，“年来失眠剧烈之故，当由于西北西南地势太高，空气稀薄，予心脏软弱之故”。[58] 顾颉刚编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因史学研究所的经费和人员等问题也无法继续实施，于是他接受迁入成都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的邀请，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职，“拟集中精力于整理廿四史上，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再将范围扩大至廿四史之外”。[59]1939年9月，顾颉刚离开昆明赴齐鲁大学任教，标志着他真正告别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后又因介绍韩儒林入华西大学而与徐旭生产生不可弥合的矛盾，两人关系由交好发展到彻底交恶，故以后他与史学研究所不再有任何接触。[60]1948年9月9日，北平研究院举行成立19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共选出90人为学术会员，顾颉刚与徐旭生、陈寅恪、陈垣等9人被选为历史组的学术委员，虽然这仅仅是学术地位的象征，但与他此前为史学研究会(所)所作的学术贡献不无关系。
从顾颉刚参与、任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到最后因故离去，可以清晰展现顾颉刚竭力将其学术理想在史学研究会(所)付诸实践的过程，也说明了学术带头人对一个学术机构的学术风格、研究路径和学术影响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北平研究院聘请顾颉刚是基于后者的学术威望、学术资源和学术组织能力，以期提升研究院的研究水平、扩大学术影响。顾颉刚任职北平研究院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北平研究院对他的期许，而且也为其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平台。顾颉刚到任之前，史学研究会的研究成绩并不突出，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后，并未沿着既定的方案执行，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规划史学研究会的学术方向。他赓续北平庙宇调查和编写及出版工作，并提倡北平风俗志的编写，他还希望为史学研究会开辟编纂中国通史的新方向。无论是购买图书资料、编写地方志、整理文献古籍，还是撰写适合全体民众阅读的中国通史，都加深了顾颉刚对史学全面性的认识。因史学研究会经费紧张、抗战爆发，再加上顾颉刚身兼数职精力较为分散，以致这些计划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然而，这一系列操作培养了新人、提升了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也使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突破了地方史学研究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顾颉刚的规划和推动，奠定了史学研究会(所)的史学研究在民国时期的重要学术地位。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由前两年的工作开展顺利、成果突出，至后来因局势动荡导致学术研究无以为继，这也表明学术带头人要实现学术理想，既需要适当的学术平台和学者个人的付出与努力，同时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等外部因素。
注释：
[1] 常惠：《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发掘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3期，1930年，第1－4页。
[2]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6页。
[3]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90页。
[4]《本院各部所会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4期，1930年，第33页。
[5]《本院各部所会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4期，1930年，第24－28页。
[6]李固阳：《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9页。
[7]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页。
[8]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26页。
[9]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27－28页。
[10]李书华：《碣庐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40－141页。
[11]王汎森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1页。
[12]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29－31页。
[1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0页。
[14]北平研究院总务部文书课：《国立北平研究院职员录》，国立北平研究院1934年版，第36、37页。
[1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348－349页。
[16]《国立北平研究院第六年工作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第7－9页。
[1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718页。
[18]《本院各部所会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1期，1930年，第22页。
[19]刘师仪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史部书目稿》，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6年版，第50页。
[20]《北平研究院》，行政院新闻局1948年印行，第44页。
[21]吴丰培：《记1935－1937年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165页。
[22]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页。
[23]《要闻：本院创刊史学集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1935年，第144页。
[24]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187－188页。
[25]顾颉刚：《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画》，《宝树园文存》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8页。
[26]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品目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1948年印行，第79页。
[27]《北平研究院》，第46页。此书虽已提交商务印书馆印刷，但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出版品目录中并未见此书，推测可能源于抗战期间该书最终并未出版。
[28]曾国庆：《论吴丰培先生对藏学的贡献》，《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29]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王熙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188页。
[30]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51页。
[31]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45页。
[32]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62页。
[33]郑天挺：《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纪念顾颉刚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34]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89页。
[35]徐文珊：《沐春风，霑化雨——追述胡师适之、顾师颉刚、钱师宾四教泽(摘)》，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97页。
[36]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99页。
[37]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39页。
[38]顾颉刚：《史记白文本序》，《宝树园文存》第2卷，第246页。
[39]马丰：《赴磁县武安县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工作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7卷第4期，1936年，第111－119页。
[40]顾朝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38页。
[41]李书华：《碣庐集》，第283页。
[42]刘惠孙：《顾颉刚先生与“冀察古迹考查团”》，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167页。
[43]葛启扬、栾植新辑：《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派员调查战国遗迹》，《禹贡》第7卷第6/7期，1937年，第365页。
[44]顾颉刚：《研究地方志的计划》，《宝树园文存》第1卷，第331－332页。
[4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339－340页。
[4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349页。
[47]顾颉刚：《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画》，《宝树园文存》第2卷，第185页。
[48]吴丰培：《记1935－1937年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164页。
[49]顾颉刚：《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画》，《宝树园文存》第2卷，第186页。
[50]《发刊辞》，《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第2页。
[51]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30页。
[52]顾颉刚：《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画》，《宝树园文存》第2卷，第186页。
[53]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30页。
[54]顾颉刚：《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画》，《宝树园文存》第2卷，第186页。
[55]顾颉刚：《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编辑及出版计画》，《宝树园文存》第2卷，第187页。
[56]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
[5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190页。
[5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253页。
[5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300页。
[60]顾颉刚因推荐韩儒林至华西大学任教，与徐旭生关系破裂。参见刘江：《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史学集刊》2023年第3期。
注：转自“史学集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