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mijority Intro 文青终结者 异端思想家 『在文学已死的年代，没有收获，只有饥荒。』 1   一九七八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就在这一年，退伍复员的刘震云，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并且一考就考进了北大。他的录取成绩骄人，是当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在八十年代出道的茅奖作家里，最土炮的刘震云，其实不仅是最不合时宜的那个，也是学校牌子最硬气的那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北京政府终于放开了文化管制，之后思想解放的十年也顺势成为了文学爆炸的黄金年代。只可惜一旦解除束缚，华语文学就瞬间从一脸禁欲的杨子荣转型成为夜夜笙歌的西门庆。旧时内刊《金瓶梅》，散入寻常百姓家，家家户户的书柜上都会摆上一套。终于有了机会，能打着艺术的旗号，看点几十年里都看不到的新花样。撕烂《如何鉴别黄色歌曲》吧，咱们去买一本文学期刊，一定有你想看的东西。嘿嘿嘿。   那些拿了茅盾文学奖的巨作，写的其实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比如《白鹿原》，一开头就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主角白嘉轩是如何用带毒钩的大家伙，弄到前六房老婆呕血而亡。陈忠实秉持着把阳具捆在腰上的态度，三页一炮，一炮三页。至于他的同乡，贾平凹也不遑多让。小说黄到被禁还不满意，甚至直接把小说定名叫《美穴地》。至于格非，更是把《金瓶梅》当作枕边书，不仅为其著了文论，更把它当作自己的文学模板。比如在《人面桃花》里，秀米被花家坞的绑匪强暴，脚踝手腕就被缠了铃铛，一边铃响一边破处，颇有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风采。   经历过一段无比闭锁的年代，写点诲淫诲盗的玩意，固然会有一种天然的反叛立场。但如果每一本都孜孜不倦的研究类似的桥段，比如农村干部如何强势插入女知青，或者在野外的高粱地里如何双修了欢喜禅，至少我很难认同，靠这点不干不净的东西，就真的能够寻回民族之根。虽说在九十年代写写，处于当时的语境，或许勉强可以接受，但直到二零一六年，新一代期刊作家的智商，也无非是把村支书与时俱进地改成了风投圈的老板。   只有刘震云是个异类，即便他终究为自己的小说起了一个三俗耸动的名字。但他毕竟不是潘金莲，也不爱津津乐道床上那点破事。他写得都是一地鸡毛的市井日常，用一种一地鸡毛的诡异文笔。 画外音：我是学霸，我读北大 2 刘震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 叶兆言  南京大学中文系 苏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格非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飞宇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莫言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非统招，军队） 余华    鲁迅文学院（非统招，社会镀金）   这一列名单，仅仅列出了我较为熟悉的新时代作家。这些作家的毕业院校，确实能够有效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厚度，甚至连莫言为什么文笔堪忧，也能在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刘震云令人感到诡异，为什么你要写得这么市民？   李雪莲头一回见王公道，王公道才二十六岁。王公道那时瘦，脸白，身上的肉也白，是个小白孩。小白孩长一对大眼。大眼的人容易浓眉，王公道却是淡眉，淡到没几根眉毛，等于是光的；李雪莲一见他就想笑。但求人办事，不是笑的时候。何况能见到王公道，不是件容易的事，邻居说王公道在家，李雪莲拍王公道家的门，手都拍酸了，屋里不见动静。李雪莲来时背了半布袋芝麻，拎着一只老母鸡。李雪莲手拍酸了，老母鸡被拎得翅膀也酸了，在尖声嘶叫，最终是鸡把门叫开的。王公道上身披一件法官的制服，下身只穿了一裤衩。李雪莲除了看到他一身白，也瞅见屋里墙上贴一“囍”字，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明白王公道不开门的原因。但夜里找他，就图在家里堵住他；自个儿跑了三十多里，这路也不能白跑。王公道打声哈欠： “找谁呀？”   刘震云的语言节奏偏快，口语化，绝不用生僻词。一本《我不是潘金莲》，读下来也不过两三个小时，很难感到阻滞。狭义的“文学”二字，通常指的是“文辞”。这样的文辞，外行人乍一看，很难发现其中的文学性。但这种口语化的畅顺，恰恰是刘震云最大的反叛和最关键的风格见解。因为在刘震云眼里，文学是由上层的知识分子去反哺大众的过程，而不是继续向上攀登的清冷孤高。   这种向下的反哺或妥协，绝不是否认刘震云的文字水平。重看《我不是潘金莲》的这段开头，环境、悬念、人物性格都安稳妥帖，而且很容易感到其中涌动着强劲的叙述欲。刘震云就是这样的作家，看上去琐屑啰嗦，实则筋骨分明、无比理性。   3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在拿下茅盾文学奖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对于一个华语作家，这算是声名巅峰后的再出发。故事讲述了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前夫的一句气话（骂她婚前失贞，是潘金莲），一路上访，引起了一连串的官场动荡，结果却在最后一次上访时，前夫因病去世，丧失了最初的由头和支撑她二十年人生的动力。这样来看，葛浩文的小说英译本，把它翻译成“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其实是一个匠心独运的妙译；但在冯小刚的电影里，却译成“I Am Not Madame Bovary”（我不是包法利夫人），表面上看，似乎又文学又逼格，实则根本不知所云。   刘震云和冯小刚早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一九九五年，冯小刚就把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翻拍成电视剧，在《甲方乙方》中友情出过镜，而之后《手机》、《一九四二》，也都是以刘震云的小说为蓝本。不过，站在前台的都是冯小刚，而刘震云却一直站在幕后，少有人了解和关注，这也成为了小说已死的最好注脚。  《甲方乙方》文豪出镜 做成一脸懵逼的表情包怎么样？ 八十年代之后的华语小说史，已经彻底变成了电影史的附庸。小说变成电影，原作者就变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隐身人。莫言能够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最应该感谢的必须是张艺谋，其次则是英译葛浩文，最后才是他自己。 张艺谋《红高粱》           莫言《红高粱》 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    苏童《妻妾成群》 张艺谋《活着》             余华《活着》 张艺谋《归来》             严歌苓《陆犯焉识》 陈凯歌《风月》             叶兆言《花影》 陈凯歌《孩子王》           阿城《孩子王》 娄烨《推拿》               毕飞宇《推拿》 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朔《动物凶猛》 冯小刚《手机》             刘震云《手机》 冯小刚《一九四二》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这张清单可以无限列下去，而我还特地忽略了李碧华和李樯这样的职业编剧。中国导演的声名，无非是建立在已被证实的优质文学上。等到他们自己出手，就变成了《三枪拍案传奇》、《无极》和《夜宴》这种劣质的翻拍故事。除了少数导演如贾樟柯，还继承着真正的作者电影风格，其他的导演硬要在片头打上“×××导演作品”，无非是在厚着脸皮地愚己愚人。   所以，在《我不是潘金莲》里，根本也没有什么冯式幽默。这个世界上，可能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冯氏幽默，硬要说有的话，大概只有王（朔）式幽默和刘（震云）氏幽默吧。集体创作的IP时代，名声大多都是借来的。   4   刘震云的起点非常高，成名作《塔铺》发表于《人民文学》，之后的写作路途就一番风顺。他的风格定型很早，从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就已经确立了他最基本的叙述策略。   《塔铺》记述了主角七十年代末参加高考复习班的经历，故事由“我”、“耗子”、“磨桌”和“王全”四个人构成，实际上就是讲述这四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下的人生命运。《新兵连》也与之相似，只不过把人物换成了“李胜儿”、“老肥”和“元首”。这些人物因缘相聚，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身份的冲突，每一条人物线都维持着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局。这种集束式的人物命运线，也成为了刘震云未来创作的主要思路，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的作品《头人》和《一地鸡毛》。刘震云的眼睛始终紧盯着时代里的典型人物，每一个人物的最后命运，都会变成时代碾压过的余音。   而从故事素材上，刘震云甚至对网络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文流派中的官场文，如果追根溯源，都要算到刘震云身上。刘震云的官场小说，在九十年代轰动一时，而中国社会中的官学，一直是刘震云的重要打点。有趣的是，在他眼里，官学绝不在市民生活的上方，反倒恰恰是市民生活的集大成。那些台上风光的封疆大吏，脑袋里的那些小算盘，真说到底了，也无非是在菜市场为了几根葱头蒜脑大打出手。我相信，刘震云一定深深赞同太史公以下这番高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正如刘震云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涨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   《我不是潘金莲》正延续了这两条创作脉络：哈哈镜般的人物轮番走马，与市井拉扯般的官场角力。村妇李雪莲在上访的过程中，经历了王公道、史为民、董宪法以及等等人物，在一个荒诞得如同雪崩的故事之下，实则隐藏着所有人对一个时代的无奈。两篇序言（李雪莲的上访二十年），占了全书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反倒是正文部分（史为民赋闲）却只用了不到五千字，从形式上，阐释了刘震云一直在谈论的事：现实的荒谬和倒错。 努力像个村妇 可还是太干净了点 逼近现实才是最难的事 5   我对《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毫无兴趣可言。   从冯小刚搞出了一个方圆镜头开始，我就知道，它注定会背弃原作的市井精神。刘震云最为特异之处，就是他彻底抛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回到日常谈话般的叙述，再回到生活琐屑的本源。非要为这样的市民生活，套上一个不知道从那座坟里挖出的中国传统美学，然后如诗如画地展示在观众面前——   这就像吃罢一顿人均一千的私房菜，你突然问了我，有没有回忆起妈妈的味道？   请赶紧给我滚蛋。 刘震云全集 已加入亚马逊KU套餐 Reward people gave a reward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