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多重维度及源流

       2017年5月4日，《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发出一篇以这张照片为题图的文章，“Remembering Them Every May 4”。

       这篇文字是《言究所》（The Word Institute）2016年5月3号文章的缩减英译版，《每逢五四，就想念他们》。

       感谢《福音联盟》将这段不太为很多人所知的历史分享给英语世界的读者。

      《福音联盟》由加拿大神学家唐纳德·阿瑟·卡森（Donald Arthur Carson） 和美国牧师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创立于2005年5月。此联盟近期增加了对中国在内西方之外世界的关注。近十年来，我自己受惠于读该网络的文章，尤其是书评。

       同时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也许因为编辑对文章还不很熟悉，这个缩减英文版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将原文第一张照片的文字说明误用于这一张，原文本身尝试呈现的多重历史也被简化了（详见“阅读原文”）。

       读者可以参考那个页面文章之后提供的《华源协作》（ChinaSource）相对完整的英译版和中文版链接。

       各样语言的翻译交流中，出现不那么真实反映原文状况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东西方交往的历史早已悠久，彼此——甚至各自内部——之间的深入了解其实仍相当缺乏。

       阻碍深入了解的原因或许有许多，其中之一可能在于：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都更容易受到流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容易左右人们对所在世界的认识。简化历史是其中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人们相当程度上仍然生活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流行的意识形态之中。说起1919，人们可能很少想到那年在五四运动以外还发生过什么仍在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事件。

       相比五四运动的那些发起人并参与者，题图上的这些人跟他们的先驱们其实更早开拓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这个源流可以上溯到16世纪末来到明朝中国的耶稣会士。

       比较五四运动发起人及其后继者，这群西方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同道们对现代中国的理解也有不同。

       对他们当中至少一部分人而言，现代中国大约是他们被差而来形成的某种副产品。他们最在意的，是他们带进中文世界——并非仅仅白话文——的《圣经》记载的那个从永恒进入暂时之中的国家及其中的生命。

       在此过程，传教士来自的西方和他们来到的中国都是暂时世界的部分，他们从西方带来各种可以帮助改善中国人生活的知识，这些知识最终是为了帮助中国人认识和进入那个永恒国家。

       1919年以来，五四运动发起人及其后继者关注的显然是暂时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看到永恒国家进入暂时世界而体现既超越又临在的真实和权能之前，如此眼界的普遍存在是自然而然的。

       在有些西方传教士那里，这样的状态也比较常见。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尤其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西方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差距，加上西方闯入中国之后产生的各样冲突，很难不让人有改变眼前世界的紧迫感。

       然而，如果人可以看见永恒国家在这个暂时世界显现的真实和权能，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完全被暂时国家的潮流带着走。

       受如此影响的人可能恰恰重视永恒国家影响之下的暂时世界。这也就可以理解，在用不同形态的中文翻译《圣经》之外，中国历史上那些最早的现代学校、大学、媒体、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为何常有这些传教士和他们中国同道们的身影。

       不过，同样难以简化的是，就在他们开展的这些工作中，也间接孕育了五四运动发起人及其后继者的出现［参见《基督与世界：一个历史考察》（四、五、六、七）］。      

       当然，在开启现代中国历史方面，跟有些白话文推动者不同，这些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同道们不是一味拥抱白话而放弃文言。

       他们也重视古典中国的传承。开启现代历史的人，并不意味着都是现代主义者。现代与古典其实是彼此相对和关联，都是时间之内的。两种方式传递的《圣经》，却不是限于时间的。

       他们当中的人既有将《圣经》翻成白话中文，也有译为不同层次的文言汉语，还有各样方言和各种民族语言。

       在这里，也有不能完全简化的历史。《每逢五四，就想念他们》提及“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即中文白话和合本《圣经》）于1919年4月22日在上海印出。但这个说法并非独一无二。

       这个说法见于，比如，德国汉学家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在1999年出版的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直译为《圣经在中国：和合本历史或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译经高峰》）。

       我曾就此说法请教尤思德博士。他在回复中说，这个日期源于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1919年报第182页记载。

       而在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调查报告中，留下了不同日期。

       此报告中文修订版《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曾在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名为《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

       谢谢朋友几年前馈赠，得以看到这套书下卷的第1239页上有如下文字：

“印刷厂收到的这些译本的出版日期如下：

文言文译本                                              1919年4月2日

浅近文言文译本（只有《新约》＊）       1908年7月28日

白话文译本                                              1919年1月23日

＊1907年宣教百年大会决定只提供一种文言文《旧约》译本，名为《和合文言译本》（Union Wenli Version）。”

       查阅原版，“印刷厂收到的这些译本的出版日期如下”的英文实际是，“The new translations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rinters on the following dates”。

       直译为：

       “这些新译本在如下日期从印刷厂收到”。

       比较1919年4月22号，《中华归主》提供的白话及文言和合译本印出时间更早。

       到目前，还不知哪个版本的记载更是或更接近历史真实。如果有读者知道，请联系。

       不过，根据《中华归主》记录，更早的白话文（“北京官话”）新旧约全译本在1874年就已问世，上海话全译本则出现于1847年，更早的文言文全译本出版于1822年。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和传布深刻更新或塑造了古典或现代世界的不同语文及生活。这些传统随着传教士去往西方以外的世界各地。如此背景，对梳理现代中国的多重维度及源流可能有着持续启发。

       这个意义上，《福音联盟》分享《言究所》文章译文，对我于这方面做进一步尝试是珍贵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