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每一个“康乐村”最后都成“客村”

夜晚的广州康乐村。  南都记者张志韬 摄

公元403年，谢灵运十八岁，他继承了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

公元432年，谢灵运四十七岁，他被贬广州，所居地后被称为康乐村。

康乐公终究是没能康乐一世，公元433年，谢灵运四十八岁，因不羁被杀。

谢灵运临死时写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悯。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人世苦短，命运无常，康乐到底只是念想。

康乐村很大，其中一部分现为中山大学南校区，也被称作康乐园。

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中山大学度过，他曾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的结尾写道：“寅恪草此文时，距寓庐不远，适发见一晋墓（墓在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其砖铭曰：‘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客村，今日尚在，据说也与谢灵运有关，他的小名叫“客儿”。

严格说来，广州就是一个特大号的“客村”，寄居了数百万的异乡客。不过，当他们奔赴广州时，广州在他们心中是“康乐村”。

刨除弥漫书香的康乐园，康乐村的另一半俨然是另一方天地，面积大约一平方公里，却挤满了超十万人口。

这里是广州最大最著名的城中村，主业纺织，高峰期有三万多家制衣厂。

这十万人口中差不多七八成是湖北人，康乐村亦被称为“湖北村”。

对于湖北人而言，康乐村曾经是改变个人命运和家庭命运的旋转门。

我的家乡在湖北东部。在我记忆中，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两辈人，外出打工的第一站都是康乐村，一个带一个、一众带一众。他们日以继夜的踩踏缝纫机，攒下辛苦钱，寄回老家，那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桶金。

康乐村制衣厂正在赶工的工人。  南都记者钟锐钧 摄

我第一次去广州是2006年夏天，借住康乐村，好多个亲戚在那里打工。

那年夏天，我记住了广州的人潮溪涌。

那年夏天，我记住了广州的热腾宵夜。

那年夏天，我记住了广州的黑臭河涌。

那年夏天，我记住了广州的闷湿黏糊。

那年夏天，我买了第一份《南方都市报》，沉甸甸，200多个版，一块钱。

我做记者后，总往村中村跑，那里有最丰富的新闻，很遗憾，大多是悲剧。

康乐村的打工人很辛劳，住常年不见天日的握手楼，吃地沟油做出来的快餐，每天端坐在逼仄的厂房里，没得休息。

当很多年后，全网都在声讨996时，我总会想起康乐村，以及在康乐村打工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康乐村是外面美好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尽管是残缺的窗，但好歹有光照进来。

30年来，康乐村为湖北人淘金提供了庇护所。康乐村也成为康乐土著的印钞机，每年人均分红二十多万元。

原以为世间的美好莫过于此。疫情改变了康乐村，以及许许多多人的命运轨迹。

本轮广州疫情，康乐村是重灾区，在城市治理者和本地市民的眼中，它宛如一个畸形物，亟需整顿。

曾经，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补偿与善后，康乐村的拆迁几无进展。也许，这次疫情是一个契机。

若干年后，康乐村还在，但铭刻在湖北人记忆中的康乐村应该不在了。

在广州，每一个“康乐村”最后都成为了“客村”。

此刻，我在杭州，望窗外，天黝黑，康乐村应该不复夜里灯火如昼的场景吧，定是人室皆空。

惟愿，陈寅恪先生所言之“但江南，皆康平”早日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