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之前，要过脑子
如今有一个趋势是，许多人说民国的老派文章写得好。但台湾作家张大春却有不少异议，他说“民初白话文运动以来，许多名家名作为我带来最重要的启发是：写字以前最好还是要放在脑子里过一过，文章之道，可不只是我手写我口而已。”
且看他怎样揶揄梁遇春、徐志摩、胡适、陈之藩……
重读老派文章
文 | 张大春
什么是老派文章？
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老派文章的写作手段来表现。至于什么是这写作手段，就是不急着把事理人情说到尽头，而能尽着玩味文字。毕竟在白话文管领话语权的那个时代，悠着说、缓着说、绕着说、慢条斯理地说，才是王道。
我的小学同学忽然从天涯海角齐聚而来，加入脸书之友，成立Line社群，时不时传送些笑话段子、猫狗影片，交换养生秘方，筹划团体旅游……最重要的，见面说儿时事。一说再说、三说四说，说了还说，有时是因为忘了，没忘也不在乎重温几回。
同学会只是生活里的一个面向，但是它却可以勾起全面的怀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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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历年间重返龙潭旧居，眼见架上有《名家散文百篇》一本，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暗自惊讶惭愧：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一本书给扔下了将近十年呢？其微酸的懊恼与感动，还真像阔别四十多年而重逢的小学同学忽然出现在眼前一般。
那是1973年再版的一部文集，文化图书公司印行，编辑人署名洪北江(不知是否假名于清儒洪亮吉者？)，收散文三十三家，举凡朱自清、徐志摩、蔡元培、胡适之、林语堂、许地山、梁启超，以迄谢冰莹、苏雪林、张秀亚、沉樱等，所录各家之作，少则一篇，多则十余篇，实不只百数。这本书当年无论印了几版，估计都是硬壳精装，应该也显示了编印者推崇其价值的用心。
搬家之前，我是经常翻看这本书的。翻看的用意，倒不见得是要以前贤为矩范，心摹而手追；事实正相反，我反而常因为在字里行间能读到一种粗糙的白话语感而感到愉悦；那是现代白话文大兴其道伊始，人人似乎都有一种浑沌未凿、蓁莽初启的生涩。
比方说，梁遇春提到屠格涅夫时这样说：“屠格涅夫，这位旅居巴黎，后来害了谁也不知道的病死去的老文人，从前我对他很赞美，后来却有些失恋了”。（《破晓》）“后来却有些失恋了。”现在还有谁这样说话呢？
还有这样的句子：“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想不想删去最后一句累赘呢？不成，这是大名篇───《背影》。
徐志摩辞溢乎情，经常动用一场一场的啼哭，水淹七军。除了他，谁还能留下这样的名句呢？“可是朝来的梦，一个诗人说的，同是这悲凉滋味，正不知这泪是为哪一个梦流的呢？”但是在这几句之前，是一个小朋友进房来、站在他的床前，笑吟吟地喊他：“你作甚么梦来了，朋友，为甚么两眼潮潮的像哭似的？”姑不细究这小朋友的台词是不是小朋友自己撰写的，单看徐志摩的反应罢：“我伸手一摸，果然眼里有水。”能摸到眼里，应该是隐形眼镜戴了一夜。
我的小学同学们围坐一桌吃饭，闲说起天气忽然转凉，就有不只一人同声接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这是小学时《五年自修》上人人读过的句子，语出胡适的回忆文章《我的母亲》。母亲让童年的胡适穿上一件小衫，以免着凉，而胡适顶了那么样的两句话。母亲在夜深人静之后罚儿子跪，还斥责着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而我的同学们几乎人人记得这一段，说将起来，也都记得胡适有个强悍的寡母。
胡适与母亲
《我的母亲》一再说“她是慈母兼任严父”、“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不过，通篇着意则在母亲所施予的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胡适的母亲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然而，教训起乱说是非的小叔子却显然另有一套：“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不过，最令人费解的，是这篇小文的结论，胡适写他十四岁离家，“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我们虽然在后世的许多文献、传记或史料中得知：胡适有着光风霁月的人格，与夫谦和宽厚的性情，可是在《我的母亲》里，我们还真找不到关于胡老太太如何宽恕人、体谅人、甚或待人和气的事例。这真是太奇怪的一件事了。
小说家向壁虚造？散文家不打诳语？这话也值得推究。1955年5月15日，电机专家陈之藩写下了《失根的兰花》一文，这篇文章日后收录在陈氏的名著《旅美小简》之中。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叙述：
“美国有本很著名的小说，里面穿插着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后，他却留着辫子，说不通的英语，其实他英语说得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的，问他，为什么偏要装成中国人呢？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
陈之藩
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留着辫子（既然剪过辫子，必然留过辫子）似乎不寻常，但也可能其来有自；至于蓄意“说不通的英语”，则究竟能减轻甚么样的苦痛呢？
其中造作，很像我听另一位留美作家卓以玉作词的流行歌《天天天蓝》，说“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甚么出汗？”不知情的孩子再不知情，必然还是先学会了用“哭”字，才学会用“汗”字，人情事理终究有其来自正常生活经验的因果，而非徒雕琢粉饰、故弄虚矫为然。不是吗？
四十年来我一直想找到陈之藩所谓的这本“很著名”的小说，到现在还没找着。我就只能如此作想：若真有这样一本小说，那小说家一定是跟卓以玉学习了如何观察人情世故的；毕竟他们都在美国。
陈之藩在写完《失根的兰花》一个半月以后，又写了一篇《哲学家皇帝》，同样收进我高中的国文课本之中。散文家用笔真美，你看啊：
“我坐在湖边对着远天遐想。这个环境美得像幅画。当初造物的大匠画这个‘静湖’时，用的全是蓝色。第一笔用淡蓝画出湖水；第二笔加了一些颜色用深蓝画出山峰；第三笔又减去一些颜色，用浅蓝画出天空来。三笔的静静画幅中，斜躺着一个下工后疲倦不堪的动物。我想整个美国的山水人物画，可以此为代表。
虽然眼前景色这样静、这样美，我脑海中依然是日间同事们的紧张面孔与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脉搏好像还在加速的跳动。我昏沉沉的头脑中得到一个结论：‘这样拼命的工作，这个国家当然要强。’”
接着，陈之藩从蓝色颜料里钻出身来，给了我们一个离“哲学家皇帝”相当遥远的的推论：
“中学生送牛奶、送报；大学生作苦力、作仆役，已经是太习惯了的事。这些工作已经变成了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学生自然的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所以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像个哲学家皇帝。”
“打工锻炼皇帝”这件事到底如何发生？陈之藩并没有说明，但是他很快地转了一百八十度，提出了同样一厢情愿的观察：“然而，我在湖边凝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美国青年画幅里面仍缺少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养吧。我在此三四个月的观感，可以说：美国学生很少看报的。送报而不看报，这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哲学家皇帝’，不仅要受苦，还要有一种训练，使他具有雄伟的抱负与远大的眼光，可惜这一点，美国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能够如此大胆指出美国青年不看报纸、并借以论断美国青年欠缺人文素养，那么，才不过五百字之前所说的“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像个哲学家皇帝”是怎么了？套换成“一个个没有人文素养的哲学家皇帝”？
老派散文教育我很多，有的文辞浅近清新，有的情感喷薄激越，有的仅仅是家长俚短，却能带引出无比迂回曲折的情思。不过，民初白话文运动以来，许多名家名作为我带来最重要的启发则是：写字以前最好还是要放在脑子里过一过，文章之道，可不只是我手写我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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