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平米书房点亮世界，永远有光 | 缅怀周有光先生

1月14日周有光先生去世，这几天大家看过不少相关纪念文章吧。1月15日，在周有光追思会上，著名法学家江平说：周有光先生有两种“气”，一份是骨气，一份是仙气，他的思想是对当下中国的一声棒喝。周有光先生那一代人基本都走了，那一代的风流和“棒喝”声，也渐无声息。

作者王碧蓉的一篇缅怀文章。两篇都是从私人记忆的角度来写周有光先生，读来或许能看到一个更为亲切的百岁老人。

九平米书房点亮世界，永远有光

文 | 王碧蓉

每年1月13日，我都会记得周有光先生的生日，给他孙女周和庆发去生日祝贺，今年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和庆姐姐没有回复。

翻看和庆姐姐的微信，13日清晨，空气澄明，没有雾霾，她说上帝眷顾爷爷，5点半就出发去爷爷家了。

这一天，对于周家，是大事，要接待的人太多，要回复的人也太多。这一天，对于媒体来说，也是大事，不断在发各种各样关于周老的帖子。

到14日中午，“昨生日今去世——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的消息铺天盖地来了。

我的脑海浮现的是周老在小书房挥手告别的定格，瞬间即是永恒。

他在他的九平米书房点亮世界，永远有光。

2015年6月18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北京后柺棒胡同周老的小书房，周老与我们一行依依挥别。

1987年，周老82岁

1987年8月，我开始在民主同盟中央的机关刊物《群言》杂志社做编辑和记者，拿到手中的刚印刷出版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是《群言》1987年第8期，其中里面有一篇周有光先生的文章《漫谈“西化”》，分五个小标题：西方在哪里？西天取经；从东洋学西洋；“西化”众生相；洋为中用。其中最后一段话是：地球缩小了。东西方文化正在汇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为中用”，明天“中为洋用”，后天“中洋共用”。问题不在“中”或“洋”，问题在“用”。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周老的文章，茅塞顿开。80年代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不久，仿佛什么都是“洋为中用”，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潮流，就因为中国落后了，赶来赶去一百多年了，就有点赶不上的感觉，就因为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不晓得周老已经站在世界看中国。

那时候，我真的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但是记住了“思想有光”老人的话：文化像水，是流体，不是固体；它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文化像人，有健全、有病态、还有崎形。“从世界看国家”，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于是去国二十年，学会能不仰视、不仇视、不鄙视，就是平视、客观、平静地看待这个世界。

2011年，周老106岁

等再见到周老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

周老总结20世纪是一个光明的世纪，但是又很黑暗。20世纪是一个智慧的世纪，但是又很愚昧。遗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戏称自己是20世纪的“漏网之鱼”，脱出了20世纪那张网。周老给“21世纪人”是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2011年早春3月，天气仍然有点寒意，叶稚珊老师因为要再版《张家旧事》，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望周老。

在东四后拐棒胡同的一栋七八十年代的灰色小楼，没有电梯。周老从85岁退休离开办公室回到这个家中，已经整整20年了，时年106岁。无论墙外的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老每天安安静静坐在这里看报、看书、写杂文。

2011年3月23日 我从澳洲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周老。

周老工工整整地签上名，送给我《拾贝集》，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窗外的大树风光》。

周老毛衣外穿一件背心，干干净净端坐在书桌前，见有熟人来访，顿时笑容满面；周老看上去精神很好，皮肤细嫩，话说时手里拿着一块白手帕，不时地掩口大笑，尽管戴了助听器，也不一定听得清我们的话，但能够滔滔不绝谈国际国内形势，思路非常清晰。

周老是不与人拉家常的，他心中装的是大千世界。一进门，周老就给我们讲就弗里德曼关于“世界是平”的思想，《世界是平的》刚出版不久，已经摆进了他的书架中。他风趣地告诉我们坚持“三自主义”：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和自鸣得意，就没有自以为是。

房间的陈设一下子让我回到了熟悉的80年代。书桌只有90cm x55cm 大小，一半放稿子，一半写字。书桌有裂缝怕割了手，贴着胶带纸，想起读过周老一篇文章，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裤子破了不会补，他“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看来这一招沿用至今。

周老说，“我国外亲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们都有书房。什么叫书房呢，不仅有看书、写文章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的地方，等于是个小图书馆。我这是破房子，是有书而无斋。”我听了还是蛮心酸的，转念一想，周老是真正的“心大室乃宽，室小心乃大”，于是释然。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这句话正是作为周老一生的写照。

小室有一米多见方窗户，朝北，按周老自己的说法是“亮光”能进来，“太阳”进不来。窗外曾经有一棵大树自成天地，独创了一个大树世界。如今大树已被砍伐，只看得见窗外的平常风景，天空似乎更大了，可是无树无鸟，声息全无，剥夺了老人听鸟观鸟的乐趣，平添了老人的寂寞。

小书房靠门口边有一个沙发，自从夫人去世后，周老喜欢在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太情愿回到他的卧室去。还有两个书架，摆放着周老出版的一些旧作和新书，还有一些小药瓶和水杯。知道周老欢喜喝咖啡，可是没有了举杯齐眉的另一半，喝起来会有更多的苦涩和相思，所以如今周老更爱喝柚子茶加蜂蜜。

在周老狭小的书房里，唯一有色彩的就是他与夫人张允和在鲜花丛中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温柔地紧挨着爱人，相携走过近70载，仿佛一如既往地相陪相随，是周老晚年独坐书房的温馨寄托。

“新潮老头，白发才女”——丁聪为周有光夫妇所画漫画。丁聪先生1988年曾为《群言》杂志画。

2013年，周老108岁

2013年，在我的记忆中，周老度过了很美好的一年，也是我和叶老师去看望周老最频繁的一年。

这一年，周老迎来了108岁寿诞。在他的生日头一天，长安俱乐部九层会议厅，知名学者何方、资中筠、邵燕祥、吴青、雷颐、章立凡、吴思、张维迎等学人和周有光家人在京齐聚一堂，以“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座谈会的形式，为其祝寿。周老因身体原因成为了“缺席者”，视频中的他笑眯眯地和大家打招呼“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顷刻间刷屏了。

我对这样的座谈会或许可以做这样理解：因为周老在百岁之后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静思集》、《百岁忆往》、《周有光百岁口述》等等，都是大手笔、小文章，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启蒙的教材，这是如何认识当代世界、认识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启蒙教材，也是如何能够从神权、君权走向民权，如何从神学、玄学走向科学的启蒙教材。

三月

又是北京的早春三月，叶老师约我一起去看望周老。

一进门，周老就说，有人今年给他过茶寿，我不明白什么是“茶寿”，他拿出一张纸一笔一划，极其认真地给我和叶老师边写边解释。茶字的草头代表二十，下面有八和十，一撇一捺又是一个八，加在一起就是108岁。

2011年3月14日见周老。

2011年3月14日周老一笔一划写下：茶寿

我和叶老师许诺过他老人家每月去看望他一次。

从周老家出门，在楼下看到有人在玩一条蛇，因为2015年是蛇年，这好像是一条“响尾蛇”，古代传说，“响尾蛇”能够自己吃自己尾巴，这是一个循环，据说阿拉伯数字的8就是“响尾蛇”。有学者联想，周老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清末新政的年代，结果历史走了一个循环，我们现在还在谈新政，周先生这100年没有浪费，但是我们中国这100年确实有很大的浪费。我们走了一个大循环，最后自己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四月

周老爱吃栗子，叶老师给他买了糖炒栗子。这次，周老的儿子周晓平也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晓平先生，儒雅，谦和，他是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几乎每天从北四环坐地铁送打印新闻材料过来给周老看。我和三联出版社编辑王振峰在给108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剥栗子。这是留着我脑海中最温馨的记忆，我们围在永远是笑眯眯的有光老人身边，一种慈祥、一种安宁和一种智慧。

这一天，周老很兴奋，因为他老人家刚刚收到了一个Pad礼物，他可以随意用手指滑动看到他和家人的照片，他感慨现代科技真是改变了。老人家对苹果和三星的赞美亦溢于言表，跃跃欲试，他风趣地说，世界让赛先生进来了，但是德先生到现在还躲躲闪闪。

周老在10年前就说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是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什么叫“信息时代”？就是人不能一刻离开手机，这就是“信息时代”。 以前说人的生活离不开“食衣住行”，现在，要再加上一个“信”字（信息），改说“食衣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

周老最后又补充了一句“可是，信息化时代，我不会跳墙”，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周老满脑子是国际形势和格局，他连水都不喝一口不停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自己30年代在日本，40年代到了美国，50年代回到了中国，反右的时候大家批判我太坏了，因为我都到过这些坏的国家。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只剩朝鲜、古巴和中国三个了，连越南近日也改称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了。

我和三联出版社编辑王振峰在给108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剥栗子。

五月

这一次我和叶老师去看望周老，是因为要告诉他，我们要去苏州的九如巷，想去看看叶圣陶先生曾说的那个张家“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那天，周老很开心，还给我们讲笑话。他一边讲一边从抽屉取出一颗纽扣式电池，自己更换助听器的电池，OMG，这是108岁老人家，动作轻松感觉如穿针引线!

2013年5月3日

周老的笑话就是幽默，他说是自己是乐观主义，在苦难的岁月，与溥仪做过“饭友”。周老与溥仪同龄，大20来天。因为在困难时期，周老是政协委员，但家里有母亲、孩子和几个保姆，粮票不够用。听说政协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他就经常带着夫人一起去政协吃饭。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每天碰到溥仪，因为皇帝的粮票居然也不够。周有光就天天和溥仪一起吃饭，两人同坐一张桌子。

我们临走时周老又讲一个笑话，他说赫鲁晓夫的儿子过了60岁之后，申请移民美国，在入籍考试的20个题目中，答对了19个，可是1个答错了，因为他不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闹了笑话。这不能怪赫鲁晓夫的儿子，要怪苏联的政治教科书上不许谈“三权分立”。

周老讲笑话时常常有一个带着常州口音的口头禅，是“不得了”，比如“快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

五月，我们如约来到苏州九如巷3号，拜访了《最后的闺秀》作者张允和的小五弟张寰和，今年已95高龄了，是周老的小舅子，九如巷那个在民国历史和近代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宅院只被保留了小小的一部分，一个125年的院子，一颗绿荫的无花果树，一口甜美的水井，寰和先生是九如巷张家最后的守井人。 

苏州九如巷3号。

苏州九如巷3号里面的一口井。

也许是因为这口井，少女时代的“张家四姐妹”便成立了“水社”，还创办了社刊《水》，发表自己稚嫩的作品。从此，一泓清水浸润了近70年的岁月。哦，难怪周老说文化是像水一样流动的，它可以流动得很慢，它有稳定性但是还是流动的。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高处向低处蔓延，落后追赶先进。

七月

我们答应从苏州返回就看望周老的，转眼过了两个月。

时值我的书《百年袁家》由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我回到中国，写了这一本《百年袁家》，其间经历了国际国内迁移大搬家，常常在打包和拆包的散乱状态中写作，窗外汽车鸣笛声是我的伴奏曲，用的仅仅是业余时间，尽管没有来得及精打细磨，还是尽我所能、倾我所力奉献给读者。我相信“敞开心扉可以打动世人……” 一个经历了磨难和曲折的袁氏民国第一大家族，有勇气披露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而我写作更孜孜于对历史的细节之极的寻觅与攀爬，也算是一次历史涉险，写作本身的意义超越对袁氏家族的描摹，更希望可窥中国百多年现代化之路的因与果、深与浅、是与非。

我给周老送书，请他指正，心情是很诚惶诚恐。

2013年7月23日见周老，送《百年袁家》给他。

友人发来的一图书馆本周推荐的图书。我的书在周老的书的旁边，上面一排有叶老师的书《张家旧事》。

周老接过书，只看书名就用三句话总结了袁世凯的功过，并与华盛顿、毛泽东做了比较，把两个国家、三个领袖说得一清二楚，透彻无比：袁世凯的问题是想做封建皇帝，如果当时他有一点民主思想的话，那他就是第二个华盛顿；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位总统，他立下了民主的好规矩，所以才有今天美国的民主社会；毛泽东也是个封建帝皇，他们两个不同之处在于：袁世凯保留了中国传统，毛泽东则是扫除了中国传统，他书房里的线装书都竖着排放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周老的三句话，可谓最简短深刻的书评。他对我说:“你能写出这本书很了不起！”

周老不愧为经济学家，补充了一点我在书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袁世凯对于金融方面的改革，首先改革了厘金制度。晚清政府到处设卡，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另外袁世凯还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统一铸造袁大头银币，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周老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从文化上看，周老认为最好的是民国时期。他说“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被称之大师的，都是那个时代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

我一想，是呀，八十年代，梁漱溟、钱钟书、季羡林、金岳霖、张岱年这么多大师，他们哪一个不是从民国而来？个个散发着智慧之光，我幸遇还聆听他们的教诲并终身受益。

十二月

到了2013年底，12月13日，来自周老家人的报告：很抱歉今天无法为大家带来乐观的消息。他开始发烧，下午三点的最高体温达到38.5度。晚上体温少许下降，最后一次为37.8度。持续咳嗽，浑身疲软无力，头脑清醒。协和医生的会诊结果是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目前尚无肺部感染迹象。

周老开始住进了协和医院之后身体需要维持健康的平衡比以往更为困难，后来，不得不数次入院治疗。我们去看周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2015年，周老110岁

2015年，对于周老来说，是风雨交加、非同寻常的一年。

2015年1月13日这一天，学者和家人在首都图书馆齐聚一堂，以“文化巨擘世界公民——周有光110岁华诞座谈会”的形式为其祝寿。由于身体原因，周老是“缺席者”。《东方早报》发一专访，标题是“周有光：依然每天看报纸，最关心世界大事”。

不料，1月22日，周老的儿子周晓平病逝，享年82岁。周晓平是周老的独子，是周老的“秘书”，是周老的“邮递员”，又是周老的“礼賓先生”，又是周老出版书稿的“代理人”，周老从85岁到110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都离不开晓平的赤诚之心和巨大贡献，更是周老每日的依靠和寄托。

2月4日，我去八宝山给周晓平先生送了一朵白花。周老称周晓平是“世上少有孝子”，他走了，110岁的周老何人可倚？

周老曾经说古书中有两句话对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用处很大，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什么叫“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周老豁达智慧，唯独一度想不开的，便是夫人张允和2002年去世，“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半年之后，周老才渐渐走了出来，他这样写道：“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

周有光先生和他夫人张允和

那么如今，周老在110岁时痛失儿子，是不是也这样想？他是如何一天一天挺过来的？我觉得我连问的勇气都没有。三个多月内，周老被三次下达病危通知书。6月以后，慢慢恢复了不少，他就出院了，家人说周老有时三更半夜想起儿子还是会哭。

6月18日，这是唯一的一次保姆要求我们带上口罩套上鞋套见周老。

周老看上去气色仍然不错，但是戴着助听器的耳朵明显听不清了，也不能滔滔不绝地讲话了，但是依然关心世界大事，因为同行中有国防大学的教授，这次谈的是乌克兰战事，问乌克兰能打起来吗？更多的时间只是喜欢静静地看着我们。

这也是我们与周老呆得时间最短的一次。每一次告别周老都是挥手依依不舍，每一次告别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2015年6月18日，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老。

2017年, 周老112岁

周老在协和医院度过了2016年的圣诞节，12月27日，周老家人接他出院。多么希望他像以前几次一样，风暴都将过去，回到家，慢慢康复，等到开春，我们又可以去他的小书房拜访他。

周老在家度过自己112岁的生日，第二天，走了。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这是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张允和先生在她《最后的闺秀》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写道：1928年“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

相信他们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有了一段短暂的离别之后，如今一定是在天堂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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