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杀之谜：他遭遇了什么? 为何走绝路?
来源：中华网
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实录》
老舍
太平湖
50年前的8月24日，中国现代小说家、新中国首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在北京离世，死后未能留下骨灰。更多劲爆内幕文章请添加美女小编私人微信：qss0653，朋友圈每天更新。老舍先生在那段时间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又缘何会走上绝路？
为此，作者采访了老舍的家人与众多亲历者，访问中，作者抛开个人立场，真实记录各人口述，并保留许多细节不一的叙述，只希望为读者提供一条指向真实的通途。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先生的夫人）：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我说那就是骨灰献给天地了。签完字，我从那儿走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个人由八宝山自己走回家来的。
8月23日那天，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听说是在文联，他们让他跪在两层砖上，由上头给打到地下，受苦受得很厉害。我知道之后，在院子里吐水，什么也吃不了。可巧二十六中的学生到这儿来接收，有个学生说，老舍已经故去了，是非自有明白。可能是高三或是高二的学生，非常明白，说，你不能跟老舍一样去死。因为你还有儿女，后事不能这样完。我们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什么时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电话不拆。我们知道了就来。你无论如何，上厨房自己做点面，吃完之后，我们看着你睡觉，然后我们再走。让我们来破“四旧”，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四旧”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光明：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絜青：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光明：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絜青：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光明：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傅光明：您帮他擦伤口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胡絜青：没办法，那时候统战部都打烂了。
傅光明：老舍让您写个东西交给总理，那时候说什么了吗？
胡絜青：他让我拿笔，他写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
胡絜青：他说的，我写的。我写完之后，让我儿子、我二女儿一直跟着到那儿见总理。总理那时已经睡觉了，秘书说他传达。第二天就说，总理知道了，老舍务必找到。
傅光明：当时老舍说您写的那个东西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
胡絜青：他让我写的就是：我由旧社会受苦受难，我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就这么写的。文章已经不在了，已经拿到总理那儿去了，要不邓大姐一见面就说我坚强，熬过来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时没跟您讲文联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对运动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刚结婚时，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由那时起，凡是他自己上屋里去，我都不干扰他。儿女们也知道，也不上他屋里干扰。有时他需要什么东西，买袜子啦，买小衬衫啦，买大衣，写一张条儿给我。我整个就是他的买办。就这么个情形，很少说话。
傅光明：他当时有没有委屈、愤怒、不满的表示？
胡絜青：没有，他当时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据别人说在国子监挨打时，脸色——那种气愤的样子有人看出来，情况不好。说脸色煞白，那种不服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就说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从派出所回来时，我当时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我自己穿一个小褂。我怕他摔下来，就搂着他。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老舍与外孙女王研在丹柿小院中
逝世50周年 | 老舍故居丹柿小院：他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
无论北平还是北京，灯市口西街都是黄金地段核心街区，东边紧邻王府井，西边是紫禁城护城河。丰富胡同夹在西街正中，可谓大隐隐于市的典范。就像《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人们若不留心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
拐进胡同第一户，是老舍的家。一切喧嚣，穿过小院砖砌门楼便自觉收敛，连三月天的沙尘雾霾，遇到满园郁郁葱葱也稍显退散。参观者络绎不绝，脚步都放得很轻，仿佛怕打扰作家的思考、惊落枝头的露珠。
逢年过节，这里变得很热闹，老舍纪念馆工作人员按照北京传统装饰小院，组织民俗活动，游客们不像朝拜文豪故居，更像到一位平凡老者家中做客。这应当是老舍自己也会喜欢的纪念方式。当年，他在院中亲手培育了三百盆菊花，上至文人官员，下至送报送奶的工友，都曾被他邀来品茶赏菊。曹禺写道：“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一个隐士，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
1949年10月，接到文艺界友人发来的邀请信，老舍就匆匆自美国启程回国。刚做完坐骨神经手术，他是被人用担架抬上轮船的。漂泊半生，老舍为途经的许多城市写下文字，加起来也比不上故乡皇城根儿。从《骆驼祥子》到 《四世同堂》《月牙儿》，他“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北平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血里。更多劲爆内幕文章请添加美女小编私人微信：qss0653，朋友圈每天更新。费正清劝他再观望一阵，可是回北京，他等不了。
与许多归国名人一样，老舍被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夫人和四个孩子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尚未返京。房间现代化国际范儿，但写作只能在梳妆台上对着镜子。对老北京人来说，独门独院才有家的味道。“像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1936年在青岛，他这样满怀憧憬地写道，“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少小离家老大回，揣着在美国积攒的稿费，老舍想买个自己的房。
新中国成立伊始，有产业的人害怕“共产”，纷纷抛售房屋，价格极低，但全北京没人买。解放区干部、归国文艺人士都听从政府分配，住进宿舍楼或合住大院，“买房置地”似乎不合时势。老舍问周恩来，能否自己出钱买房？周恩来说，你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没问题，你买吧。老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特批”可以买房的作家。他赶紧托好友卢松庵和张良辰看房。两人挑中了东城廼兹府丰盛胡同的小四合院。廼兹府大街即今天的灯市口西街，老舍对位置满意，信任朋友眼光，连看都没有看就定下了。房主开价一百匹布，老舍用500美金稿费买来布匹换了房。
1950年3月，夫人胡絜青携儿子舒乙、女儿舒济、舒雨、舒立回京，简单修葺装修后，4月一家人搬进新居。北京人爱在四合院种果树，图个吉利好看，老舍请人到西山移植来两棵柿子树。柿子圆润火红，是国画家青睐的题材。胡絜青年轻时就喜欢画画，回北京正式拜师齐白石。三间正房中的东房是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胡絜青为这间房取名双柿斋，整个新家叫作“丹柿小院”。前半生，老舍住过的地方不下几十处，从1950到1966年，丹柿小院是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两棵柿树结出果实。树下正中是小院正房，自西向东是老舍书房卧室、客厅、胡絜青卧室兼画室
连房带院占地300平方米，在四合院中算是规模很小的。郑振铎高君箴夫妇去祝贺乔迁之喜，看到“狭长的房子有点像列车车厢”；客厅新粉的墙壁因为受潮花糊糊一片，老舍指着墙说，“这是多妙的一幅天然山水画呀”。《四世同堂》里写祁老人十分喜爱自家的小房：“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老舍常得意地说：“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当时，北京有两条丰盛胡同。另一条在西四南大街，因明初大将丰城侯李彬府邸在那里，得名丰城胡同，清代讹传为丰盛。而廼兹府原名奶子府，是明代皇子选乳母的地方，后来改名是为了雅致，这里的丰盛胡同得名于天启皇帝的乳母奉圣夫人。西城丰盛胡同宽敞整齐，名气更大，寄给老舍的信件常常错投到那里。老舍去世后，东城的丰盛改了名字，叫作丰富胡同。
在老舍眼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象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简朴的小院也在他的手里变得精致温馨，处处体现平凡人家的生活情趣。
正院一进门是一座木影壁，一般漆红底黑边，老舍请人漆成了草绿、深绿、黄、红、黑五彩影壁。时下初春，两棵柿树刚发新芽不见果实。以往每到秋冬季节，街坊四邻、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老舍夫妇亲自登门送上的“有机柿子”，这是老北京的传统：“送树熟儿”。臧克家记得，那些柿子有方的有尖的，活枝鲜叶，收到后他舍不得吃，摆在宜兴泥茶盘上，当作艺术品鉴赏。
正院进门五彩影壁。上贴福字为胡絜青手书
在伦敦、青岛住小洋楼的时候，老舍最怀念的就是北平“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在丹柿小院，他的愿望终于实现。每一个到过老舍家的人，描述他家的样子，必从满园鲜花说起。1961年，法国汉学家贝热隆到老舍家做客。谈文学时他们通过翻译人员，有一种公事公办的色彩，谈到花时，老舍兴奋地直接用英语聊起来。十几年后，贝热隆半调侃地回忆道：“单凭这种对鲜花的爱好，在某个时期就可以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就像普通的北京老爷子一样，老舍颇为他的花得意，总想秀给别人看。昙花一现定叫朋友秉烛夜游；金秋时节，菊花开了，更是丹柿小院的盛事，必邀大批朋友轮番饮酒赏菊。老舍夫妇在院中养了多达三百盆菊花，品种近百，恐怕植物园也不过如此。培植方法是老舍跟他哥哥舒子祥学来的。舒子祥拉过洋车、当过巡警，骆驼祥子的原型就是他。
老舍自言，他对花像好朋友似的关切。“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夏天暴雨，邻家的墙倒了，砸死一百多棵菊，“全家几天都没有笑容”。
正房中间是客厅，面积不大，但几个沙发、一张小圆茶几，也够三两知己舒适畅谈。当年贝热隆做客，瓷器，扇子，挂画叉竿，老舍收集的各式手杖、镀金的球形时钟，无不让他感叹。“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这位作家把他的生活环境整理得有条不紊，以他写作的那种细腻来布置一切。”
客厅按照原样布置，不同的是老舍在世时厅中摆满鲜花。墙上挂的是李可染的《耕牛图》
老北京人，尤其是旗人，无论贫富，讲究个体面干净。家具陈设，老舍每天至少亲自擦拭一遍。红木的旧式多宝格和条案上，摆着他淘来的古玩和工艺品。老舍纪念馆副馆长王红英说，老舍先生在“文革”刚开始就去世了，大规模抄家还未开始，这些藏品也就因此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可惜的是老舍精心收藏的一百多把名伶手绘扇面，都被抄走低价出售了。
老舍搞收藏，标准只有一个：他喜欢。至于是真是假，完整还是残破，值多少钱，他都不管。郑振铎是海内闻名的大收藏家，与老舍相熟多年不见外，进客厅四处看看瓶瓶罐罐，轻轻说了声：“全该扔”。老舍一笑：“我看着舒服”。
大圆桌上每日必摆插着鲜花的花瓶，和盛满时令水果的果盘。每天，老舍把水果一个个拿出来擦好，把果盘也擦干净，再把水果摆回去。二十出头时老舍单身在英国，几年没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和神经性肠炎，不能吃生冷食物，水果摆出来只为好看，闻着清香。
墙上的“天然山水画”早已被名家画作取代。老舍第一张藏画是1933年托许地山向齐白石求来的《雏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客厅西墙是老舍“私家美术展”，十天半月换一轮。现在，墙上挂的是李可染的《耕牛图》，这是抗战期间，老舍在李可染重庆画展上购得的。画作右首题字为老舍所拟，齐白石书写：“当时政治教人民置农器，未教人民读农器谱。可染以耕牛为农人之首，真善教人也”。一画荟萃三名家，可谓老舍纪念馆镇馆之宝。副馆长王红英告诉笔者，这是老舍去世前最后一幅亲手挂上的画。丹青寂寞，迎来许多观赏过客，却再没等到主人归来，将它摘下收起。
在各项运动中，老舍的朋友们陆续被批判，被划为右派。老舍像以前一样，请他们吃饭。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是谁都有勇气做的事。
石挥导演并主演过《我这一辈子》，老舍很看重他。石挥被划为右派后，心情低落，来北京办事，躲在小旅馆里不出来。老舍让秘书再三去请，告诉他是在家里见面，石挥这才赴约。丹柿小院一番畅聊后，两人同去萃华楼。老舍拄着拐杖，石挥在大街上模仿起他走路的样子，引得路人围观。这是石挥难得的一次情绪放松。回上海不久，一代“话剧皇帝”投了黄浦江。
1958年，吴祖光下放北大荒劳改。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是老舍做的媒。老舍叫新凤霞到丹柿小院吃元宵，临走时送她一大摞信纸，一对永生牌钢笔，嘱咐她“给祖光多写信，一天写一封，信里别发牢骚”。吴祖光成了北大荒家信最多的人。
1960年底，吴祖光回北京，发现新凤霞因生活困难将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都卖了，他虽深为惋惜，但如此境遇也顾不上许多。临近1961年春节，夫妇俩在王府井大街散步，迎面遇见手持拐杖的老舍，老舍一把抓牢了吴祖光说：“我知道你回来了，正要找你，我有一样东西要拿给你看，现在就到我家来吧！”老舍走进里屋拿出一幅画卷，展开竟是齐白石的玉兰花。他在画店发现画轴签条上写着吴祖光的名字，便替他买了回来。吴祖光问花了多少钱，老舍不告诉他，只应他的要求，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作纪念：“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
当年二十出头的王蒙被划为右派，他和老舍并不熟，只在几次大会听过老舍发言。王蒙在报纸上看到老舍和外国友人饮酒赏花的报道，“这虽然是文人的一种情调，但在当时的确是政治上的特权”。王蒙又强调，“特权”这个词一点没有批评的意思。“一个文人大模大样饮酒赏菊待客都成了特权，是社会的不正常。”对于老舍本人而言，这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任务，向外国客人“证明中国作家生活得很潇洒，很有个性”。
吴组缃与老舍知交数十年，20世纪60年代，他来老舍家喝酒，听老舍在酒后发过很多牢骚，具体说了些什么，吴组缃不肯多透露。晚年，林斤澜曾几次劝吴组缃写出来，吴说，实话不能写，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
1966年8月21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进行了一番谈话。舒雨说起离家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老字号店匾都被砸了，接着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儿先收起来。”她指的是客厅多宝阁里摆的那些古董。老舍斩钉截铁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那是他和子女的最后一次长谈。
两天后，1966年8月23日，在孔庙大成门前，在北京文联大院，老舍遭到毒打。半夜，胡絜青接老舍回家，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用棉花擦洗他脸上、身上的伤口。老舍躺下休息，一言不发。胡絜青问不出什么，只好回东屋睡觉，睡前把剪刀、皮带全都收起来，以防不测。
老舍有他自己的方式。8月24日，他走出鲜花盛开的丹柿小院，拉着小孙女的手，拖着长音说：“跟爷爷说，再——见——”然后直奔太平湖。冰心说过，她早有预感，老舍要自杀，一定选择投水。就像《四世同堂》里祁天佑投河前的独白：“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扒肝的活着要好的多……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
老舍、胡絜青与菊合影
1978年6月，在迟来的追悼会上，如同许多在“文革”中没能保留骨灰的人士一样，老舍的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的钢笔、眼镜等常用遗物，以及血衣残片。特别的是，家人在其中放了几朵茉莉花。老舍喜欢茉莉的味道，茉莉花茶是他每天不能缺少的饮品。
20世纪90年代中期，胡絜青搬出丹柿小院，将故居和老舍的遗物、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成立老舍纪念馆。1999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书房桌上的台历定格在1966年8月24日，一切按照老舍生前的样子布置，跨进小院，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只是这时空中，没有蒙族作家玛拉沁夫笔下的场景：
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像个老园丁。更多劲爆内幕文章请添加美女小编私人微信：qss0653，朋友圈每天更新。他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的活儿，拍打了两下手掌，说：“脏，就甭握手了。”然后他迎你走进挂满水墨画的客厅，抱起沙发上的老猫，笑了一声：“来客人了，让开座吧。”
参考资料：王红英、郝亚钟《老舍纪念馆》，舒乙《老舍的平民生活》，舒济编《老舍和朋友们》，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李犁耘《老舍在北京的足迹》，胡青、舒乙《散记老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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