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古】香港人從哪裡來？

兩名候任議員梁頌恆、游蕙禎在就職時以英語宣誓期間，「中國」讀成「支那」(註1)。無可否認，「支那」兩個字是帶侮辱性，所以被各界批評是將政治訴求上與中央政府的對立轉變成中華民族的撕裂與對立，並且是對內地、香港、台灣以及海外所有華人的冒犯。如果要形容梁游二人，就只能引用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金句「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但當中亦衍生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決「中國國民」的身份認同。

蜑家人(即漁民)為最早的香港原居民之一。

香港已正式回歸19年，其含義不僅是香港這塊土地在法律上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的變更，也涉及香港居民在身份上轉換。當然，國籍在護照等的身份證明變更並不困難，但身份認同上卻是一項重大的改變。如何增加「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相信要從香港的歷史說起……

香港在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主要有圍頭人、客家人和蜑家人(即漁民)為最早的原居民。而清朝道光年間，香港割讓給英國開始，以及咸豐年間爆發的「太平天國」時，令大量的廣東人、福建人及外國人等非本地人士大量外來人口移居香港；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國共內戰後的一段時期，亦有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使香港人口大增。

外來人口佔絕對大多數

30年代中環。(圖片來源：香港舊照片)

現今的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主要由1945年從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組成。香港在日佔時期前的人口約160至180萬，在「三年零八個月」後（即日佔結束後）人口卻只剩下50萬；到國共內戰至新中國成立後，使香港人口急增至220萬，而新來人口以廣東及福建為主，但亦有不少來自浙江、江蘇、山東及全國各地，當中包括不少為商家、知識份子，因此英國政府歡迎這批移民。

60年代中環(圖片來源：香港舊照片)

50年代至60年代末，新中國進行大量的政治活動，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以及出現了多次饑荒，導致大量人口遷移來港，以廣東省情況最為嚴重。當時在廣東偷渡可分為陸路、泅渡、坐船三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分。一般來說，偷渡者以泅渡為首選，並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到達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因這條路線去香港是最短的距離。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充作水泡。而廣州人把從水路偷渡逃港稱作「督卒」(這是借用下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

警察押送偷渡客返回內地。

全力打拼凝聚「獅子山精神」

從陸上偷渡通常走中線：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逃往香港，廣東人戲稱這個走法為「撲網」。但這些鐵絲網均裝了感應裝置，偷渡者一旦觸網就會被發現，警察便會以探照燈和警犬追捕。為了防警犬跟蹤，偷渡客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抹在身上，警犬聞了老虎糞便的氣味就以為有老虎而不敢再追。

年輕人可以選擇陸上越網、海上泅泳等途徑偷渡來港，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則只有坐船。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舒服，但由於坐船由「屈蛇」集團(偷渡集團)所經營，需要付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但為了來香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乘船偷渡多走東線，即大鵬灣水路(在惠陽和深圳之間)，此段水面的風浪很大，因此經常發生偷渡者溺斃的情況。

香港邊防士兵在尋找偷渡者行蹤。

這批偷渡者雖然為香港帶來很大量富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以及勤奮低廉的勞動力，但由於當時香港的經濟還未走出戰後蕭條，平民百姓的生活都非常困苦，卻因而凝聚出香港所謂的「獅子山精神」(不屈不撓的精神)。

而1960年代香港人口亦急增至300萬，加上東南亞的政局動盪令福建人把東南亞的資本大量移入香港，使經濟急速起飛，金融業也興旺起來，本土出現不少廣東籍的資本家，從股市、樓市獲得了大量財富，成為福建籍以外的主要華人資本家。

香港邊防警察逮捕偷渡者

充滿矛盾的抵壘政策

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宣佈實施抵壘政策，即內地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到香港後能抵達市區，才可在香港居留；若偷渡者在邊境範圍被執法人員截獲，則會被遣返。當局亦因此加強在邊境的管制，以減少非法入境者進入市區的機會。

抵壘政策相對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香港政府顧慮到，假如不給予抵壘者一個融入社會的途徑，他們會淪為黑市居民或黑市勞工，有部份人甚至或者會從事非法活動，而給予他們合法居留也可紓緩當時需求殷切的勞動市場，因當時香港的製衣業等勞工密集型的行業仍相當興旺，新移民仍可自食其力。但另一方面，長期的抵壘政策間接鼓勵內地人士不斷嘗試冒險來港。

1980年香港政府頒佈新移民法例，大批非法入境者趕在新法例實施前輪候領取臨時居留証。

偷渡成風改為「即捕即解」

1980年代，偷渡來港的情況極其嚴重，1980年人口達到510萬，估計每年廣東約70萬人偷渡進入香港。當時為了堵截偷渡者，香港政府除了動用全港警力外，還出動了7架直升飛機、2艘軍艦、軍警4000人，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巡邏。數據顯示，香港從1979年首半年，已遣送了3.3萬多名偷渡者，為過去4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而循合法途徑進入香港的也高達10萬人。因此，香港政府決定取消抵壘政策，並改為「即捕即解」，此後只可用合法途徑抵港，當時申請來港人數由每日25人上升到後期的每日75人。

從1990年到2001年，由內地所發出的單程證10年已超過50萬以上。香港97年回歸後，單程證每日配額升至150人，當中包括60名兒童、30名夫妻兩地分居者及60名非指定名額。另外，香港平均每年透過專才計劃、投資移民等引入不少人才。以2011至12年度為例，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簽發的工作簽證約8300個；憑「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發出的簽證各為約5000個，而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簽發的入境簽證約273個。

90年代中環摩羅街(圖片來源：香港舊照片)

偷渡者撐起香港半邊天

時至今日，香港700多萬人口中，祖藉屬於中國的香港永久居民約650萬，佔總人口的91.8%，一般屬於外來人口在香港紮根的第五代。據2011年人口普查，香港有45萬多名少數族裔，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約6%。即使他們並非具有華人血統，但大部份都是居住香港超過半世紀，除了具備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外，更有不少已入籍香港特區，擁有香港特區護照，甚至回鄉證，可說是真正的「中國人」。

我們現在很難體會，當年偷渡者决定鋌而走險、攀山涉水來香港的悲壯情懷。事實上，內地民眾此起彼伏的偷渡潮，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當年偷渡者不缺今日已經名成利就的名人：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喻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及香港「樂壇教父」羅文等人。

(註1)：在中日甲午戰爭至1945年二戰完結，中日關係最惡劣期間，「支那人」一詞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優越感及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而日本全面侵華後，一旦提及「支那」必是負面批評，「支那」開始有了愚昧、劣等的意味，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辱華詞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6年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調查認為「支那」稱謂含有貶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開場合使用該詞。

在印尼，由於有許多印尼人與印尼華人認為「支那」一詞是貶低異族與種族歧視的象徵，因而採用「中華（Tionghoa）」，當地部分華人團體也積極消除「支那」一詞。蘇哈托政府當政的年代，反華氣氛濃烈，「支那」一詞多被持有反華立場的人所用，後來中印關係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復「中華」的稱謂。

現時，除了被專門從事中日研究的約克大學教授 Joshua A. Fogel 點名批評為「麻煩製造者」的日本著名保守派人物——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團體外，日本官方及民間主流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