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带来的制度思考
新冠疫情带来的制度思考
——在新冠疫情下看劣质文化与劣质制度(下)
白彤东
《明报》疫情讨论下篇,首先指出封嘴原因不应该从传统文化上找,儒家甚至可以支持言论free与信息open。其次指出欧美疫情爆发自己的责任更大。最后论证这次疫情暴露的制度争论不是民主和威权,而是自由和效率/良政,以及新国际秩序的建立。在我的英文新著里面(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The Confucian Case),我的解决是在自由法治基础上的结合了民意参与与精英决策的混合政体,以及由负起仁道责任的大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本文(题目用的是副标题)发表于《明报》2020年3月30日“观点”版。链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00330/s00012/1585507046258/%e7%99%bd%e5%bd%a4%e6%9d%b1-%e5%9c%a8%e6%96%b0%e5%86%a0%e7%96%ab%e6%83%85%e4%b8%8b%e7%9c%8b%e5%8a%a3%e8%b3%aa%e6%96%87%e5%8c%96%e8%88%87%e5%8a%a3%e8%b3%aa%e5%88%b6%e5%ba%a6%ef%bc%88%e4%b8%8b%ef%bc%89
三、劣质制度
要充分回应意在归罪中国的“武汉肺炎”与“中国病毒”的说法,我们要考察,中国为此次疫情应负多大责任?练乙铮指出此次疫情在中国爆发的另一原因是对吹哨人封嘴,而封嘴是中国传统。他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说法,就说中国传统如何,太过随意。并且,他引用的“明哲保身”,出自《中庸》。同为先秦儒家经典的《论语》里面,就有杀身成仁等说法。笔者曾撰文解释为何先秦儒家会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面向。练文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论证偏颇。并且,笔者还曾论述过,对儒家来讲,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服务人民,而人民是否满意要由人民决定,这就要求人民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如果儒家接受贤能之间对政策的公开讨论更可能导向给人民提供良好服务的政策的话,他们就有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另一个原因。并且,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要让人民接受全面的信息,为他们成为君子提供可能。同时,儒家不认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嘴巴是负责的,但是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警示的,堵住人民的嘴巴,反而加剧他们的不满,不再相信政府而去相信谣言,情况会更糟。所以,尽管不像现在主流的民主思想家一样相信人民,相信言论自由的神圣,但是儒家依然可以认同和支持言论free、信息open。
但中国政府确实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封了whisle blower的嘴,并且最近大陆的微信和微博的“疫情控制”比防疫还要激烈,笔者的微信号也因为“恶意......”被封掉,投诉无门,并因为大陆的微信绑定了很多日常生活必须的应用,被防疫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麻烦。但是,中国反传统反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大陆还有多少事情(包括这次封嘴)与传统相关,很值得怀疑。
不管根源是什么,人为判断失误、言论压制与政治控制,让中国错过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机,这毋庸置疑。但中国是否应该为美国现在疫情扩散负责,包括接受“中国病毒”的叫法呢?与国内的压制不同,中国政府一月初就通报了世卫组织和美国。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后,这一病毒的危害广为人知。对中国常有批评的记者Ian Johnson在《纽约时报》3月13日撰文指出,中国付出了封城乃至锁国的巨大代价,为西方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但这个时间被西方白白浪费掉了。他还指出,中国政府1月初的反应,还是基于对此次病毒的无知。而如果知道今天会到这个境地,即使依然会封嘴,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会按兵不动的。但是,西方看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但依然没能及时反应,更不可原谅。
因此,中国政府主要是对被封城与封嘴下的中国人民有责任。对没有太多反应时间的香港特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政府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些地区做出了很好的反应。反而是在缓冲距离与时间上优势明显的欧美,到了今日之田地,其主要责任当然在他们自己!
具体来讲,美国四年前选出了一个自私、排外、无能的总统。美国是第一批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非美国人封关的国家之一。但可能出于他的排外意识,特朗普觉得只要把外国人挡住,就像他的反移民政策一样,美国的问题就都解决。中韩仓促应战,通过大量测试和隔绝人群,基本控制了疫情。美国有两个月的时间,有中韩等国的经验,但现在测试与防护还远远跟不上需要,眼睁睁看着疫情在美国遍地开花,这只能是归罪于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无能。在几周前,当有疫情的Grand Princess邮轮要停靠旧金山,并且之前Diamond Princess邮轮的命运已经明确展示,不让乘客下船的代价就是最终让大多数人都感染,特朗普居然说,他不想让Grand Princess上的游客(很多是美国人)下船,因为他喜欢保持比较低的美国本土的感染数字。一国总统,居然为了数字好看,罔顾其国民的性命,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中国病毒”?!虽然没有这么无能和无耻的领袖,但欧洲发达民主国家的反应,也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意大利的情形,只能用灾难来形容。
因此,虽然由于自由的缺乏,中国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但如果类似的病毒在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爆发,他们就肯定能不让其蔓延到全球吗?他们有相对更自由和敢言的媒体,也不会训诫医生,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反应会及时有效。与欧美的疫情危机相比,现在反而是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因此又有赞美中国模式的人返场。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中国有相对自由的媒体与宽松的公共空间,中国人民也许不用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其实很多政治理论与经验研究都展示了,在政府效率和满足人民经济需要上,民主政府没有必然优势。其真正优势,在于言论自由,信息公开。政府民主与否,可能都会对疫情反应失败,但在民主政府里面,民众即使染疫而死,至少死得不那么憋屈,不但不会被训诫,还可以骂了总统再死。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只有死得憋屈和不憋屈这两种选择呢?我们看到,民主政府的优势,其实并不来自于一人一票的普选,而是来自于自由与法治。中国与新加坡都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但是二者政府的执行力都很强,其中新加坡做得要更好。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两种优势结合,既保护自由与法治,又保证高效的政府?其实新加坡的信息公开就比中国做得好,韩国更是自由民主国家,这都展示了这种结合的可能。也许有人会说,没有一人一票,就不会有自由法治,但这在理论上并不成立,在实践中也被崛起的民粹威胁自由与法治的事实所挑战。笔者英文新著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A Confucian Case的一个主张,就是在自由法治的基础上的包含民意表达与精英决策的混合政体,可能可以结合自由与效率。并且我们也看到,中美对立,群龙无首,对应付全球疫情,也是灾难性的。本人新著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由负责任的大国组成国家联盟,救危扶难,尊“王”(仁道)攘夷,解决自利的民族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悖论。我的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此次疫情,不应被简化为专制与民主之争。我们应该打破历史已经终结的迷信,为人类生存发展寻找更优质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