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丛林丨王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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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怒了，3月30晚间，万达商业突然发布公告拟进行H股全面收购要约，如果收购完成，万达商业将会私有化，从H股退市。此时距万达商业上市刚刚过去15个月。这次私有化的目的是回A，股价太低，万达商业的市盈率只有4.91，处于股价被严重低估的水平。3月30日收盘时，万达商业的股价约为38.8港元，港股市值共1756.61亿港元。而万达商业年报显示，其净资产有1858.97亿元人民币，是市值的1.3倍。王健林对股价非常恼火，说他妈的干了这么多年商业地产，居然还不如院线赚得多。

王健林的政商丛林

来源：博客天下/黄旻旻 梁君艳 汪再兴 杨林 吕昊 程洁 王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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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中国最有钱的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王健林人生中丝毫不缺乏他在原始森林里遇见的那类挑战。他凭着对财富的冒险追求以及对政治边界的高明把握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

早年，他对外呈现的是一个不断打破规则的颠覆者形象。在东北的军旅生涯中，他挑战过教员，并成功改变了教科书上的权威；而在此后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他也擅长通过各种手段来挑战和突破规则，包括打破中国禁止房地产公司异地开发的规定。

在商业不发达的年代，他带领企业离开本地到外地去发展房地产事业；而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他积极地到国外兼并企业。他下一个目标是尝试用自己强大的资本扭转以往企业对政府谈判的弱势局面。

不过，王健林在自己管理的领域内建树了一套复杂而细致的权威，绝不容许身在其中的人打破。这让他的人格看上去富有矛盾性，但并非不可理解。这很可能与他长达16年的军队生活有关，对内组织纪律的严格控制与对外强烈的扩张属性都是一支军队能够成功的必备要素。

曾经贴身采访王健林的美国《财富》杂志记者大卫•惠特福德（DavidWhitford）认为，王健林是一个不知疲倦、极具野心的工作狂。他在军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随后他选择进入市场开始了自己的小产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帝国的建成

“王建林这样的人，他野心的规模、渴求达成的目标，都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我钦佩他充沛的精力和野心。”《财富》记者惠特福德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告诉《博客天下》。今年4月，惠特福德曾贴身采访王健林一周时间。参加了王健林的饭局；乘坐他的高级私人飞机，在万米高空上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流；也在王健林妻子所有的私密KTV包厢中目睹这位富豪的娱乐时光。

“我的采访对他而言是迈向国际舞台的第一步。” 惠特福德说。

王健林正致力于使万达集团成为跨国企业。“必须跨国，”他对《博客天下》多次重复了这个词语。“就是跨国公司。如果不是跨国公司，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美国之所以强盛，就是美国有几百家跨国企业。公司强大，国家实力才会强大。”

多数时候，采访在王健林飞往各个城市的私人飞机上进行。每次在白天见到王健林，他都穿得非常正式，通常是深色西装和白衬衫，总是打领带。只有到晚上，他有时会把领带摘下来。

王健林要求万达的员工全部穿黑色西装，戴蓝色工牌。万达员工无论级别高低，在做每一项工作时都必须遵循王健林制定的繁杂的行为规范。

王健林想要做的事情都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而他的行为中又隐藏着一些军队的方式。惠特福德观察到，每周六，万达集团都有一个例会。会上有建筑师、规划师等员工，会议有一套标准式的流程。王健林坐在会议桌前，其他人逐个走进来，开始做演讲，然后王健林像古代的皇帝一样对这些规划做出一些改动，结束之后，这一个团队出去，另一个团队进来，如此反复。

“很明显对于万达集团来说，王就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惠特福德对《博客天下》说，“我没有看出下属们有害怕的感觉。反而，我觉得他们十分尊敬他。显然每个人都明白谁是老板。”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来到王健林妻子林宁经营的会所，进入一间卡拉OK房间。王健林已经早早在那等待他们，房间内同行的还有一些年轻时尚的女孩，这一幕让这位《财富》记者略显尴尬，“我们一群人，基本都是男士，我当时想，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知道是我搞错了。”来中国前，惠特福德就曾听过亚洲卡拉OK房间里会发生的很多故事，但这次不一样。她们都是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其中一位客人的朋友。“她们很纯洁，都能歌善舞，都非常有才华。”

卡拉OK厅里的设施极为现代，绚丽的灯光，巨型的舞池、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但气氛却仍然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1980年代的歌厅时代——开场由这些年轻女表演者先上台演唱，然后就轮到惠特福德等客人。无论谁上去，在唱到一半的时候，王健林都会上台献出一束玫瑰花，那人就拿着这束花继续唱，直到唱完下台后，把花放回桌子上。继续轮到另一个人上台，王健林依然会站起来向演唱者献花。这种带有仪式感的重复动作让这位美国记者觉得，“当晚的一切都很纯洁、很美好”。

但当晚王健林的表演还是最出乎惠特福德的意料。显然，这位59岁的房地产大亨还是一位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极耗体力的压轴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王健林的精力充沛，他从来不知道疲倦，甚至几乎不会休息，每天非常专注着自己的工作。当年轻力壮的美国记者感觉累的时候，采访对象还在精力充沛地讲述对公司的展望与未来。

“他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如果没有野心的话，他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惠特福德告诉《博客天下》，他被王健林的野心折服。

惠特福德说：“我有我自己的野心，相信你也有你的，但这些人，像王健林这样的人，他们野心的规模、他们所渴求和希望达成的目标，都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他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帝国。”

王健林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王健林告诉《博客天下》：“当将来做到1000亿、2000亿美元收入，我不可能还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公司。”在商业军团出海背后，他始终被蒙上了一层国家主义色彩。

不过，正如所有年纪渐长的企业家所关心的那样，如何交接自己的权力也困扰王健林。“我当然希望他（王思聪）在我公司里一步步往上做，来接班嘛。但是他很西化。他不愿意在我这公司玩儿，愿意自个儿弄。”他对《博客天下》说，“也不一定是他，也可能是请职业经理人”。

这位父亲，似乎难以像管理他的下属那样，拴住儿子王思聪。

起于童年

他是长子、“匪头子”是穿行于林间的劳工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前，外界对中国首富的家庭背景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一些年代久远的传言。有人说王义全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人说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

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这种放任的做法部分加剧了外界对他拥有显赫家世一事的错觉。

可以说，王健林父亲的身份带来的神秘感一直贯穿着他商业帝国发展的全程。

“他父亲是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以下简称森工局）的副局长，副处级。”曾任大金县副县长的谢芸生对《博客天下》确认。

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当时的路没有修好，我们都是拉着马尾巴一路翻着雪山过着草地到的大金。”谢芸生向《博客天下》介绍。

谢芸生对这个“个子不高、穿着有些朴素”的老红军至今印象深刻，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在谢芸生看来，王义全文化程度不高。“让他来组建森工局都算是对老革命的照顾。”

初入大金的王义全充满了建设当地的热情，经常跑过马路与谢芸生讨论道路修整和林场建设问题。“文革”期间，谢芸生作为领导干部被打倒时，充满正义感的王义全还暗中帮助过他。

谢芸生回忆，王义全的工资应该和自己不相上下，都是100元。“在大金，这样的工资足够养活5个孩子，衣食无忧。”

2013年11月29日，王健林84岁的母亲秦嘉兰住在成都一家顶级小区的别墅内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这套三层别墅由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开发，市场价如今已逼近1000万元。室内布置并不奢华，没有多余的装饰与家具，秦嘉兰也保持着早年朴素生活的习惯，她只在右手上戴了一只边框已经有些发灰的手表，电视柜上摆放着她与王健林夫妇的合照。王义全今年5月去世，去世前，他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副校长。

秦嘉兰曾担任四川一个乡的首位女乡长。1953年元旦，在区委书记介绍下，她与大自己18岁的王义全结婚。组织介绍的婚姻关系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非常普遍，所幸王义全是个好人。

“他一辈子没有欺负过我。”秦嘉兰说。

在秦嘉兰眼中，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

“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

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他不高，胖墩墩的。”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　

直到现在，84岁的秦嘉兰谈起她这个大儿子仍充满依赖和宽慰。“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她不停地向记者强调这一点，外人眼里的首富和风云人物，在她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主张正义，爱打抱不平。”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

似乎要证明那句四川老话“循规蹈矩在屋里头的娃娃没出息”，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这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学校。从这里毕业后，他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一年前，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冲突，出于对战争危机的考虑，中国迅速增补了一大批军人。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也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但王健林的参军过程却颇费周折。“因为阿坝州不征收城市户口的青年，我们就把健林送回了苍溪老家，在那里上山下乡后，才去当了兵。”秦嘉兰回忆。

与秦嘉兰的说法不同，陈志阶的叙说却是另一个版本，“王健林表现得相当好，本来可以直接从金川去当兵，但因为森工局说他母亲成分不好，就在这件事情上卡了他。”

陈志阶认为，这段不悦的经历是造成日后王健林对他童年生活过的大金县冷漠的原因之一。阿坝州州庆时，现在已经更名为金川县的大金县组织“雪梨节”，县上请王健林，却被王健林本人拒绝。

“我只是在这里读过书，参加过工作，对金川，没有任何感情。”陈志阶转述说，“这是他的原话。”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

王健林否认这种不断向外走的行为源自他的性格，他告诉《博客天下》，这是时势使然，“到那一步了。”

军队系统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部队组织规则的优点。

一位当年的战友曾在微博上回忆王健林第一次来到陌生环境的情景。“1971年初春，吉林省集安县鸭绿江边的大山深处的军营里来了一批新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健林。他们当时属于特务连侦察班，新兵里面有四川和辽宁抚顺的，班长去挑选新兵时，他先选2个抚顺兵，然后走到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兵面前问他想当侦察兵吗，他说愿意。”

当时的王健林很瘦弱。“肥大军装、硕大皮帽和大出一号的皮大头鞋，一套行头穿在他身上有点滑稽。”但他很好地抓住了由对方抛过来的机会。在往后的人生中，这种不放过任何机会、勇于挑战的性格特点还继续出现。

一位跟王健林同属沈阳军区守备三师的侦察兵告诉《博客天下》，当年侦察班的工作内容除了野营拉练之外，还必须学会的各种技巧，包括解除障碍、飞檐走壁进入敌人房间盗取机密文件、用密码画军事图纸，甚至要在半夜去坟地挨个搜索，只是为了锻炼胆量。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军队的成长，可以看到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部队组织的规则，并牢牢记住这些规则的优点。在未来的商业竞争里，他提取记忆，按照军队规矩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当年的王健林并不是一个好的规则执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续。参军8年后，1978年，他被晋升为排长，并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对此前服从的规则开始提出挑战。

军事课教师张昌军说，在军校，很少有人站出来反驳教师，但王健林经常提一些让张昌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一次，张昌军讲到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射击坦克的时候，应该在坦克拐弯时，在弯道的内侧埋伏好火炮和炸药包。“这个是军内公认的理论，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张昌军说，但王健林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时，王健林的建议被张昌军写进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解体的时候都还在用。”

1978年冬天，学院开始单兵进攻课目，每个军官要独立完成朝向动作、指向动作，以及匍匐前进、穿越障碍。

学院区队长吴乃燕说：“很多学员动作完成得很好，但他不行，不灵活，也不准确，考核成绩属于下游。”与别人选择放弃考核成绩不同，王健林叫了个教导员在旁边协助，那个冬天下午，自己反复练习，最后棉衣与肘部都磨破了。

在一次非常关键的考试中，王健林的战略战术课试成绩较差。当年的大连陆军学院院长陆民杰回忆：“题目是如果有一场战役，根据给出的地形应该在山的左边布兵还是右边，教案上的正确答案是在左边布兵更恰当，但是王健林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王健林作为学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应该知道这道题教案上的正确答案。“但他仍按照自己的主意做出选择。”陆民杰说，他还在考卷上分6条列出了选择右边布兵的理由，“分析挺有道理”。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学院的大队当参谋。吴乃燕记得，当时整个学院上千名军官训练生，达到留校资格的只有两三人。

留校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另一种才能，那就是写文章和诗歌。他的战友孙皑沅观察到，很多人一起聊天时，王健林每次都会拿着小本子记录。当时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前进报》，王健林喜欢投稿，孙皑沅说，队里一年发了20余篇稿件，九成以上是王健林写的。

王健林也喜欢写诗和拉二胡，张昌军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比较流行朦胧诗和伤痕文学，海子、顾城和亦舒等文学家在军队里也颇为受追捧，成为军士们闲余时间喜欢谈论的话题。王健林也喜欢这些诗歌，但是他创作的诗歌更多反映军旅生涯的和军士训练。“我印象中，他写的诗歌里，有写军队训练的小故事，也有类似‘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和‘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话语，多传达‘前进前进前进’一类的鼓舞人心的思想。”

因为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动员学院的军士报考党政专修班。这是王健林给自己制造的众多机会之一。

吴乃燕认为，正是负责党政干部专修班的经历，让王健林从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普通军队干部，开始转型为市场化的人才。“因为要经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王健林开始走出营房，那时他经常去省里（沈阳）和各种人接触，大连市内的就更不用说了。之前他在军营里，包括我们这些老战友，接触的都是部队里面的自己人，但王健林算是率先走出去接触社会了。”

1983年，王健林就读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并在198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张昌军回忆，当时在党政干部专修班里，也分了不同的专业，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军士都选修偏重军事化的管理学课程。

1986年，因为表现优秀，32岁的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属于副团职干部。而王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还肩负与大连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的任务。

“王健林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很好，外面人想和学院联系，他都会尽力安排，他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昔日战友张宝纯说。

那段期间，王健林开始认识级别更高的社会人士，处理更复杂的关系。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了。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第8年，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市场化建设正逐渐脱离原本的计划经济，而这一切，只要走出军营大门就能看到。前一年，邓小平下达百万裁军令，一百万士兵脱下军装转业。王健林显然比别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场的准备。

陆民杰说，大多数人并没有像他那样的觉悟，很多人抱着部队军官的身份不愿意离开，甚至害怕走向自由的市场。

如今，王健林曾经学习和工作的大连陆军学院已经解体，成为军队的一处训练基地。张昌军在其中建了一个校史展览馆。在展览馆中，有一个叫做“四化建设栋梁”的板块，王健林年轻时的照片排在第一位，他西装笔挺，与周围穿军装的校史人物形成鲜明对比。据学院里一位负责管理的科长说，王健林的照片是2003年左右被挂上去的，很多士兵曾慕名前来参观。

富贵败中求

起初万达付出很大代价但王健林能从错误中中吸取教训。

今年已经60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他的理解是，王健林在部队的岁月很长，所以他这一生都注定和军队有着脱不清的关系。王健林在万达集团总部的办公室里，依然摆放着很多和军事题材有关的各种书籍，包括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以及模拟军事训练等书籍。

在军队环境中，因为要时刻面对残酷的环境，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的事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

1988年，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机关，走出去试试。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括，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

陆民杰说，王健林的多位老战友都在万达集担任过要职，他此前分管万达总部的商业地产和物业，还有战友在财务和人力资源等核心部门任职。不过在万达，战友犯错，也同样会被严厉地责罚。陆民杰说，有一次，一位入职万达的老战友因为贪污公款，造成万达集团几十万元的损失，被王健林开除。“但是还是给他留了面子的，换作其他员工犯了这个错误，那就要报警交给法院来处理了。”

在万达集团下面的大连市物业管理公司工作半年后，陆民杰被安排到万达商业地产物业公司做副总。

“在长春和沈阳的项目中，连续吃了两个大苍蝇，那种失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很恶心。”陆民杰说。

2002年初，总部在大连的万达集团首次携手沃尔玛和红星美凯龙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进驻长春，成为重要战略 合作伙伴。陆民杰说，之所以选择沃尔玛，是因为后者当时刚刚登陆中国大陆，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董事长想通过百姓对沃尔玛的期待和喜欢同时关注到万达。”

在长春打广告时，王健林曾对公司的管理人员自信地说过，这个生意做好了将非常好，肯定有一笔不小的入。当时集团内部不乏反对的意见，很多集团元老甚至在董事会上和王健林争吵，认为商业地产已经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认为王健林在给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

长春万达广场建好后，王健林将商铺定价为每平方米卖到两三万元。商铺很快就都卖掉了，长春人都抢着买铺，很多政府机关人员也参与购买。

但是商铺卖出去之后，万达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算结账走人，结果引起了业主们不满。“按照商业地产的约定俗成，地产商在卖完铺面的同时也要负责帮助业主招商引资。”陆民杰说，因为当时不懂这些，所以导致万达广场正式开业时，上百个商铺中依然有一半都还是空荡荡的，没有招到买家。

业主们纷纷围攻万达项目办公地点。陆民杰是那几次“维稳”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他记得当时现场乱成一团，万达的工作人员还被泼了开水。

这些场景让万达集团差点在一地鸡毛中结束自己的商业地产试水。陆民杰记得，还在大连的王健林赶忙召开董事会议以及稳定军心的各种大小会议，“整个周末他基本就在会议室里没出来过，出来一批员工再进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断开会研究策略。”

陆民杰说，因为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产，加上当时的团队也没有现在这样专业，各种意见汇集在一起难以统一，全部由王健林一个人决定，难免出现问题。

几天后的董事会上，王健林当着几十个董事会成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前面发生的问题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由我自己承担。我还是不成熟，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还是这么做了。我的行为完全是饮鸩止渴。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要做出反省。”

陆民杰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出问题，却依然饮鸩止渴”，应该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有关。一方面，项目尽快竣工，可以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早点卖出项目收回资金，对企业的循环发展也有好处。

信奉“富贵险中求”的王健林一直在强调速度，“万达必须再快一点，必须要快。”

长春事件之后，王健林开始着手组建部门专门负责帮业主们招商引资，并且将这个部门的团队不断壮大。

但紧接着，王健林又吃了第二只“苍蝇”。2003年，万达再次试水的沈阳万达广场步行街和商铺，因为设计规划的问题，业主们对结构和建筑质量都不满意，纷纷要求万达做出赔偿。事情当时业主闹得比长春那一次还大，个别业主还闹到了北京。

陆民杰说，那次事件体现出了王健林的魄力。他将建好的商铺全部推倒重建，把之前卖商铺的钱还给业主，并做出了一定的补偿。“8个亿！王董整整还给商铺业主一共8亿元。”

沈阳事件之后，王健林又吸取的教训是，一定要组建一个非常专业且高端的设计团队。陆民杰说：“起初万达在商业地产方面确实不成熟，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王健林出现有一点让人佩服，就是无论出现什么错误，他都能从中吸取教训。”

奖惩分明，体现了王健林重视制度化，很多和王健林接触过的员工都表示，他在奖励方面很少心疼钱，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喜欢讲究个大气和体面。一个售楼人员因为绩效突出，被王健林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陆民杰认为，这和王健林16年的军旅生涯有着很大关系。无论做什么都是制度优先，人情在某些时候要给制度让路。“王不搞家庭式管理，更不喜欢小作坊式的经营，军队化的工作和生活痕迹在他身上很明显。”陆民杰说。

足球队的学问

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就在万达刚获得小小成功之际，王健林开始了另一个后来让他曝光率极高，也制造不少话题的足球事业。

他在足球领域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当广州恒大足球队夺得亚冠冠军时，他已经卖掉自己心爱的球队已经整整13年。

这位中国首富认为，足球这个行业里边，用钱就可以决定胜负。在不久前播出的凤凰财经节目的专访中，从不轻易点评别人的王健林默认了主持人对两家企业财富比较后得到的结论：万达比恒大有钱。

在他刚刚有了自己的小产业时，他就懂得如何利用体育与政府进行对话，进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原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任举一记得，1990年代初，大连市西岗区体委领导打算在体育场附近建一个体育馆，就通过王健林此前在西岗区办公室的领导，找到王健林来开发，这也让王健林和体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联系。

王健林在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副主任的时候，他的妻子林宁就是西岗区体委的工作人员。　

王健林在大连陆军学院工作时一位同事对《博客天下》说，王健林的妻子林宁家境不错，其父亲之前是大连一家保险公司的领导，“但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优越和神秘。”

曾任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万达足球俱乐部主任的任举一回忆，王健林与大连足球最初的渊源，来自于一次王健林计划良久的商业规划。

他记得，当年王健林先来找到大连市体委，谈一项在体育场附近盖楼房的合作。为此，他专门和市体委签了一个协议，表示愿意赞助大连足球队400万元。那笔钱在当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但是这件事后来因为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反对而搁置。薄的理由是，国内外的体育场馆视野开阔，如果王健林在体育场附近盖房子可能会影响体育场的视线。

虽然盖房子的事情没有谈妥，王健林仍然愿意赞助400万元给足球队。任举一认为，这件事让他和大连市体委建立了良好关系，也为日后大连市体委找到王健林来成立万达足球俱乐部打下了基础。

“否则根本不会找王健林，因为那个时候万达只是西岗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放眼大连市肯定有比他更适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为一个传统港口城市，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足球的城市之一。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大连人民喜欢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须喜欢足球。

“前市长喜欢，所以足球也被作为大连的城市名片对国内外宣传。”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大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

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连足球队后，任举一作为大连市体委副主任，被派到万达足球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是著名的“足球市长”。任举一说，创办万达足球俱乐部时，时任国家体委（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改名国家体育总局）主任伍绍祖要来大连访问，并将与薄熙来见面。王健林和任举一先去见了伍绍祖，聊了一会儿足球，给伍绍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经由伍绍祖引荐，王健林见到了薄熙来。

任举一记得，万达足球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伍绍祖专门从北京赶到大连来表示支持。万达也在那年夺得中国足球职业化后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在足球事业上，王健林的作风与他经营公司的方式相似。曾有媒体报道称，王健林会拎着装有上百万的现金皮箱到比赛现场。

但任举一告诉《博客天下》，王健林不会带现金过去，“这不是太俗了吗？”不过他确实会在比赛之前给队员们承诺各种奖赏，包括汽车、房子和现金。

任举一说，1997年郝海东转会时，除了22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王健林还私下在北京为郝海东购买了一套住宅，郝来到大连后，又在当地拿到了一套房子和豪车。

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大连市的大力支持。市领导甚至帮助万达足球队引进球员。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王健林有意把时任八一足球队的主力球员郝海东转到万达来，但郝海东是部队编制，手续上很难办。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一些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郝海东招进队伍。

有了大连市领导的支持，万达足球队初期顺风顺水。

但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博客天下》证实，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有一次，在大连市政府在外地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参会的任举一亲眼见到王健林与薄熙来发生的冲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

“我记得薄熙来就有点发火了，说怎么你还要，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另一次两人的争吵发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开发布会。“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据《南方周末》报道称，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上有大连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望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需掏5000万元现金，其余的7000万元“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

1999年，万达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实德足球俱乐部之后，王健林曾对任举一袒露心声。任举一说：“正式改名的那一天，当时王健林准备去参加一个活动临上车之前突然转过头和我说，‘真的不甘心’。”

一位大连体育界的内部人士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球队更名后，只有当薄熙来去现场看比赛时，接替万达管理俱乐部的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才会出现在看台上。

与徐明不同，在《大连日报》体育部主任姜末看来，王健林是“真球迷”。作为跟队记者，姜末经常能遇到随队征战的王健林，“训练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他。”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任举一的证实：“王健林几乎没有落下过一场万达队参加的比赛，哪怕是客场，他也会在比赛前的一晚上赶到。”

1996赛季，万达55场联赛未尝败绩，这也是王健林最为自豪的事情之一。

离开足球13年后的王健林并不看好现在取得成功的恒大经验。在接受凤凰财经的采访中，他以一位过来人的口吻提醒说，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经验，放在孱弱的国家队身上可能并不奏效。

他将更大的赌注下在中国的少年甚至年龄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这群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训练，并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生存于政治丛林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

企业家如何在商业冒险中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王健林身上也不例外。

《财富》记者惠特福德说：“初次来到中国，我想知道的是王健林究竟是否有向政府行贿的行为。”这样的追问，王健林曾多次遭遇。

2012年9月8日，王健林出现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当天，哈佛听众并没有因为他取得的非凡成就手下留情。来自肯尼迪中国学院的学生刘晓彪（音）很快向这位中国地产商发起了攻击。

“收购一家负债累累又处于夕阳行业的电影院线是否会对你的经营带来风险？你如何看待这种风险？您在经营过程中跟政府有很多关系，这种关系会给您带来怎样的风险和挑战？比如，前不久有人传您失踪了。”

前者关系财富，后者牵涉政治。当王健林提醒提问者“你其实问了三个问题”时，这位提问者就马上放弃了第一个问题说，“您只需要回答后面一个。”　

但王健林告诉提问者，“因为你的问题很有挑战性，我愿意回答你全部的问题。”

他仍旧保持了此前58年养成的习惯，越有挑战性的事情对他就越是刺激。

对第一个对财富风险的提问，他用一句中国谚语“富贵险中求”来概括自己如何获得财富。

对第二个更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与他的朋友柳传志“不讲政治”相比，王健林告诉在场听众，他处理官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尽管他自认为对中国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谣言。不久前，有人传言他受到了薄熙来一案的牵连，甚至有人说他因此失踪。他很快就发出了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告诉媒体，他不会失踪，而且他马上要以一名慈善家的身份接受中央领导接见。这则声明极具他的风格—当危机来临时，他知道如何有力地保护自己。

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王健林说，“你不要想着跟某人成为利益团体，成为哥们。万达之所以能应对政治风浪，就是一条，做好自我保护。”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对政治也倾注关心。

2008年，万达集团将总部从大连搬至北京，位于大连市中心的万达大厦大部分楼层已经卖给当地企业，只保留了两层：28楼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13楼的万达集团党建基地。

基地“留守人员”于丹是13楼的党建基地办公区维护者。整层楼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共划出4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陈列万达集团过去2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各种党政建设成果，包括数百张集团党员培训时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放映室里，个人和团体只要提前预约，都可以观看一个约20分钟的万达企业纪录片。片子的前半段是万达发展历史的介绍，后面10分钟则是王健林投资巨款发展党建活动的介绍。

按照其他楼层卖出去的价格来算，这层楼大概价值近4000万元。“你能想象到吗？价值这么多钱的一层楼只是陈列了各 片和政府发放的奖状，说明董事长对党政发展的重视。”于丹说。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团总部之前投资7亿元成立了专门的万达学院，占地面积300亩左右。这名负责人说，学员宿舍标准就达到三星级以上，每年培训党员和员工80万人次，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这种手笔全国没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离职的万达总部员工表示，这个基地很好地体现了王健林及万达集团与政府间良好融洽的关系，“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这名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

考虑到王健林的昔日经历，很难确认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不过，在离开森林进入社会丛林之后，王健林始终得以高度的敏感对待与政府相关的事务。这将成为他在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之外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考验。林业工作者之子王健林离开森林后，仍然生活在一个新的丛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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