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
伊朗，大不里士的“巴扎”
高加索地区打得热闹，伊朗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却相安无事。
当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陷入血腥战斗时，毗邻两国的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的居民隔着阿拉斯界河看热闹的场景，让我想起了6年前在伊朗阿塞拜疆地区旅行的日子。
那时，我在德黑兰大学旁一条小巷内的公寓居住，巷口一排水果摊、小卖部和甜点店，开门比我起床早、关门比我睡觉晚。对我来说，这里跟中国大城市的24小时便利店也没啥两样。
一天我来到甜点店买夜宵，店长正跟店员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交流，我便好奇地问他们是哪国人。他们立刻切换成波斯语，告诉我是阿塞拜疆族人，说的是土耳其语，然后跟我吹嘘起他们家乡——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是何等的“上档次”。
“上档次”的大不里士
“上档次”这词在波斯语里的意思很复杂，从词根判断有“上层阶级成分”之意，类似法语的“Chic”，大抵是那些很少出国接触西方事物的伊朗中产人士，对西方文化品位的一种膜拜和幻想。比如在德黑兰人眼里，用香奈儿、穿阿玛尼就是一种“上档次”。
爱家乡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两位常年在高大上伊朗帝都生活的人，还是认为西北边陲的家乡省城更胜一筹，这让我略感惊诧。于是第二天我翘了课，扛个大旅行包，在大巴上摇摇晃晃了9个小时，来到了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看看这座城市是怎么个上档次。
奢华的波斯地毯
进城公路上，先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鞋子塑像。我问坐在旁边的当地人，得知大不里士的皮制品质优价廉，其中又以订制皮鞋最为著名。
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拖拉机塑像，其中的典故我倒是知道：大不里士一家大型拖拉机制造厂，注资冠名了当地足球队“大不里士拖拉机队”。这球队球风彪悍，球迷更彪悍，成功打造了伊朗联赛魔鬼主场。虽然球队到现在还没夺过冠，但争冠球队在这“翻车”是家常便饭。
车到站后，我拿了本免费发放的旅游宣传小册子研究了片刻，发现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主要景点都在大不里士周边数百里之遥的地方，城内除了号称收藏规模仅次于伊朗国博的阿塞拜疆博物馆和旁边的帖木儿时代清真寺，也没啥引人入胜的地方。不过，既然酒店订在大不里士，我就索性在城里转了转。
大不里士老城区，最出名的地方恐怕就是“巴扎”了。这是唯一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伊朗巴扎。迷宫般的小路间，熙攘的购物者和店家的运货手推车接踵而过；有的店主手拿念珠跟隔壁店的店主交谈，时不时用眼睛瞄着过客；有的跟买家讨价还价，一切都低声细语，乍一看跟伊朗别处的巴扎没什么区别。
直到推开一道破旧的木扇门，我才明白这巴扎别有洞天。高高吊起的石砖穹顶遮蔽着巨大的广场，四周鳞次栉比的大开间拱门店中，展示着一张张颜色艳丽的地毯——这是“巴扎里的巴扎”，大不里士地毯市场。
大不里士地毯市场
萨菲王朝时，阿巴斯大帝为了增加国家收入，组织位于国家西陲靠近欧洲的大不里士织工，生产符合西方宫廷审美花色的地毯。大不里士由此以波斯地毯产地的身份闻名全球，尽管其地毯花色设计本质上是西方的。大不里士（而不是伊朗其他地方）的巴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地毯这个文化IP的光。
地毯巴扎里的店主们倒是很矜持，看我这样的外国人进店时，最多抬头看我一眼，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更不会出现像北京秀水街那样大过道上吆喝揽客的怪景。我感觉逛的不是商店而是画廊，而挂着的地毯就是一件件艺术品。当然，东西的价格也很“艺术品”，让我敢看不敢买。
其实，伊朗手工地毯（纯丝的除外）成本价并不高，不过外国买家大多没心思也没门路专门跑到乡间家庭作坊去收，这就给了巴扎商人暴利的空间；再加上外国中间商二手加价倒卖，波斯地毯的奢侈品幻象就被营造了出来。
波斯地毯
我专门比较了下，在花色、密度以及羊毛品质等地毯质量指标相同的情况下，大不里士巴扎的地毯价格大概是周边乡下作坊同款的3倍甚至更多；而到了巴黎、伦敦这样的西方终端市场，价格基本就翻10倍了。
从巴扎出来，路边指示牌自上而下依次写着“度量衡博物馆”XX米、“乐器博物馆”XX米、“钟表博物馆”XX米和“立宪革命博物馆”XX米，指向老城其他的去处。如果前三个博物馆的奇葩收藏，以及伊尔古丽公园湖中央的传统建筑风格餐馆，还流露着大不里士城市精英刻意附庸风雅的癖好，那么立宪革命博物馆就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大不里士人傲慢的深层原因。
大不里士一家餐馆的饮食
作为伊朗边陲与西方和奥斯曼帝国做贸易的口岸，大不里士往来的货物除了波斯地毯和西方奢侈品，更多的是西方现代思想文化。
流亡西欧和奥斯曼帝国的伊朗知识分子，通过大不里士向伊朗“走私”限制君权教权、鼓吹公民权利的小册子。其中一些人觉得文斗不过瘾，甚至亲自从这里潜入伊朗开展政治活动，结果开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立宪革命就在这里爆发。这些小册子和革命者的照片，如今静静地躺在立宪博物馆的展览橱窗里。
大不里士立宪博物馆
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大不里士一直扮演着境外新文化、新思想的前哨站，德黑兰只是靠人口和行政资源把大不里士引入的文化发扬光大而已。
随着1970年代波斯湾航运业的兴起，南部的阿巴斯港渐渐取代了大不里士的贸易口岸位置；随着收音机、电视的兴起，大不里士对文化口岸的垄断又被终结。但给大不里士命运棺材板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恰恰是1990年代初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间断断续续的“纳卡冲突”。
解开纳卡谜题的钥匙
来到大不里士第二天，我搭了辆小巴，前往大不里士西北200公里东阿塞拜疆省焦耳法市外的亚美尼亚斯蒂芬修道院。
沿途公路旁，窄窄的铁轨时隐时现，这就是当年伊朗向土耳其和西方出口商品的货运铁路。在伊朗和纳希切万地区间（阿塞拜疆领土，由亚美尼亚实际控制）的界河阿拉斯河前，铁路因亚、阿冲突中断，终结了大不里士作为伊朗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大不里士火车站
当时正值夏初，从大不里士到焦耳法，一路上翠绿的高山草甸几乎与蓝天白云贴在了一起，酷似国内的内蒙古草原和新疆伊犁外景，只是远处冰雪覆盖的高山提醒我身在高加索地区。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气候环境，13世纪末成吉思汗的孙子成立西亚地区的权力分支伊尔汗国时，才把首都定在了水草丰美、适合游牧生活的大不里士。这也是大不里士历史上唯一一次在波斯大地上扮演首都的角色。
到了焦耳法后，高耸的红石峡谷和棕褐色的阿拉斯河，在翠绿蓝天之外，添了一道赤色。斯蒂芬修道院就是用这红土烧制的红砖搭建而成的。
大不里士西北200公里外的斯蒂芬修道院
修道院位于阿拉斯河旁不远的一片山谷里，围墙中的众多修士早已湮没于历史，留下的只有他们当年用过的宿舍和一个希腊十字风格的教堂。教堂外墙装饰细腻，八角形的穹顶上有亚美尼亚特色的十字架浮雕及精灵神兽。大门和内部装饰则相对简约，融合了伊朗伊斯兰建筑风格，显露出宗主国的影响。
伊朗阿塞拜疆族聚居区中，这座拥有400年历史之久的教堂，似乎是解开当今亚、阿间纳卡谜题的钥匙。
亚美尼亚人自古以来就定居在包括纳卡在内阿拉斯河两岸的地区，他们是杰出的手工匠人和商人，斯蒂芬修道院就是他们定居于此和精湛技艺的见证。
17世纪初，伊朗萨菲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交战，阿巴斯大帝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将纳卡以及焦耳法附近的亚美尼亚人作为战略资源，迁到了都城伊斯法罕（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城内建立的亚美尼亚聚居区“焦耳法”保存至今。
在亚美尼亚匠人的加持下，伊斯法罕从此发展成为伊朗手工业重镇，银器、珐琅器远近闻名；而在伊斯法罕周边村镇，亚美尼亚人编织的民族风格地毯因设计风格夸张妖娆，成为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装饰的必备品。
民族风格地毯
战争的另一边，奥斯曼帝国没捞到好处，只能撤军了事。不过，阿拉斯河两岸的人口结构却因此改变：操突厥语的阿塞拜疆人和土库曼牧民，填补了亚美尼亚人离去留下的空间，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成为少数族群。
虽然亚、阿两方今年在纳卡杀红了眼，17世纪时却是彼此照应的好邻居。没有随阿巴斯大帝撤走的亚美尼亚人，积极参与当地阿塞拜疆统治者的宫廷生活，发挥自身的工匠本领，在舒沙为阿塞拜疆领主修了宫殿，甚至扮演起禁卫军的角色，帮助领主抵抗伊朗中央政权的军事攻击。
直到19世纪伊朗恺加王朝与沙俄交战，割让了高加索地区，大量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才慢慢回到故土纳卡；而不甘于东正教沙俄统治的阿塞拜疆穆斯林则纷纷迁走，纳卡地区的人口结构再次发生改变。斯大林时期有意制造少数民族内斗的政策，也给纳卡冲突埋下了祸根。
伊斯法罕的珐琅器
高加索地区打得热闹，伊朗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却相安无事。我旅行时对亚、阿间的过节已经有所了解，曾问周围的阿塞拜疆人怎么看亚美尼亚人，他们坦承，在亚、阿冲突中同情自己的族人，但对伊朗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没有偏见，“大家都是伊朗人”。
阿塞拜疆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来到大不里士的第三天，我搭车向东，来到了号称“阿塞拜疆人灵魂中心”的保巴克城堡。
7世纪阿拉伯入侵时，阿塞拜疆拜火教徒在这里抵抗了两个世纪，最后因叛徒出卖，城堡才被攻破，多数人被杀，少数人改信伊斯兰教得以幸免。
城堡距离大不里士的直线距离不远，但山路崎岖，早上出发，中午才到。远远望去，城堡宛如用刀尖挑起的蛋糕，矗立在笔直的峭壁上，让人望而却步。
保巴克城堡
到了城堡周边，还要再搭乘当地的越野吉普，在布满大石块的山坡上颠簸20分钟，才能来到城堡山脚下。一路上，吉普车司机不停絮叨自己从不载阿拉伯人前往城堡，绝不允许“历史屈辱重现”，话语间那偏执的眼神宛如刺向虚空幻象的利剑。
通往城堡的路，沿着陡峭的山壁拾阶而上，旁边没有任何护栏，对我这个恐高症患者来说很不友好。最后，还是吉普车司机拖行李般把我拉了上去。城堡只剩断壁残垣，放眼望去，崇山峻岭尽收眼底。
从城堡下来后，我继续向东前行，来到旅行的最后一站阿尔达比勒，去看萨菲王朝创始人谢赫苏菲墓园中陈列的几百件明代青花瓷。墓园里古树参天，玫瑰花的芬芳间，麻雀、喜鹊一群群叽叽喳喳个不停。穆斯林心目中的人间天堂，宛如降临人世。
参观墓园的人不多，售票员便跟我搭讪，说自己下个月就要去阿塞拜疆国的首都巴库找工作了。我问他在伊朗的日子真就那么难么？他说作为阿塞拜疆族人，有权利在最优越的阿塞拜疆人聚居地生活。在他眼里，巴库富庶摩登，是阿塞拜疆人的未来。
谢赫苏菲墓园
从伊朗阿塞拜疆族聚居区一路走来，阿塞拜疆人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身份认同危机。
在伊朗人面前讲突厥语显示自己与波斯迥异的身份，在亚美尼亚基督徒或非穆斯林面前强调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面前强调自己的拜火教历史，他们一直努力展示自己不是什么，却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身份。
这也许和历史上他们的种族、语言不停变化有关。公元12世纪之前的阿塞拜疆人是雅利安种，金发白肤，说的是伊朗语系下的一种方言；在阿拉伯入侵前，他们应该是非常虔诚的拜火教徒，萨珊王朝三大拜火教祭坛之一就设在今天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苏莱曼王座，阿塞拜疆一词的词根就是波斯语的“火焰”。
西甲球队马德里竞技2014-2015赛季的球衣，胸前广告为阿塞拜疆的形象宣传。其标志下方写着“Land of fire（火焰之国）”
那时，整个阿塞拜疆地区的官方语言应该是波斯语。11世纪出生在阿塞拜疆国甘扎的诗人内扎米，用波斯语写下了《西琳和霍思鲁》这样的爱情诗传世名篇（可如今阿塞拜疆国却将内扎米归为自己的文化遗产）。
12世纪起，通古斯突厥、蒙古人和土库曼人先后大举迁入，与当地阿塞拜疆人混合，结果部分阿塞拜疆人变得皮肤黝黑、脸庞宽阔，而他们的语言也由伊朗语变成了通古斯突厥语。由于被萨菲王朝统治，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变成了伊斯兰教什叶派。
如今的阿塞拜疆人占伊朗人口的1/4，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母亲也是阿塞拜疆族人。然而，在变幻的世事中，他们依然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而有时，战争就成了探寻自我的手段，正如我们在纳卡所看到的。
世界君问💡
你们有多少人去过伊朗旅游？
作者 | 印权斌
特约编辑 | 姜雯 jw@nfcmag.com
排版 | 李倩钰
看世界杂志新媒体出品
| 往期推荐 |
点击图片即刻探索下一世界
看世界杂志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带你一起 畅游世界
点击★在看，一起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