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帕索里尼：“危险”的导演
《十日谈》剧照
在疫情期间，不少人重新回顾意大利中世纪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而拍摄电影版《十日谈》的意大利电影巨匠帕索里尼也值得纪念。
2020年4月意大利被第一波疫情笼罩的时候，《十日谈》再次成为了畅销书。中世纪躲避瘟疫的少男少女们，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别墅，相互讲述民间故事——此作成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萌芽时期的人文精神代表作。
同时，也有很多的理由重温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执导的《十日谈》。
45年前，也就是1975年11月1日，万圣节和万灵节之间的那个夜晚，年仅53岁的帕索里尼死于罗马海滩，头部被自己买来的豪华跑车两次碾过。
凶手被认定是一名17岁男妓，他自称和帕索里尼在服务项目上起了争执，并用棍棒杀死了这位当时意大利最惊世骇俗的导演。
意大利电影巨匠的死，一如他的电影般，仿佛一件用生命呈现的争议艺术品。
萌芽自意大利的左翼传统
在冷战时期，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共产党进入议会的北约成员国。意大利共产党在民间的基础非常强，意大利战后电影一直有股强大的左翼写实主义传统。
帕索里尼的这一生毁誉参半。他一边被萨特、贝托鲁奇和罗兰·巴特等文哲大师崇拜，一边又是意大利传教士眼中的“邪恶亡灵”；他崇尚左翼思潮，曾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后来又被开除，进入贫民窟学校任教；他的电影以先锋前卫著称，代表作《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曾入围多个榜单的十大禁片之首。
《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剧照
其实，这部在豆瓣获得3万多条影评的极大争议性影片，包裹着他对现实政治的严肃思考。
他出生在博洛尼亚，父亲是一名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官，母亲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墨索里尼。
年轻时，他以诗人自居。那时候，他写令人看不懂的诗歌、刻画意大利底层的小说，空闲时间还积极阅读左翼思想家的著作，从马克思、恩格斯再到意大利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葛兰西。这些左翼作品，塑造了他日后的电影观念。
《马太福音》剧照
但他又是一个既被青年人崇拜，又被左翼、教廷和法西斯同时抗议的人物。
他在1964年拍摄的电影《马太福音》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对《圣经》的改编；他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一千零一夜》）充满了大量对宗教经典的嘲弄；而他的同性恋倾向和叛逆言行，又让他被意大利共产党驱逐。
被爱也被恨的坏男孩
早在1960年代，帕索里尼的电影就表现出明显的解构倾向。他在自己的影像王国里像是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无所顾忌地指出皇帝的新衣。
他不但讽刺政客，也把矛头对准宗教，在电影《马太福音》中，他大不敬地把耶稣变身为一个关心无产阶级的愤怒青年。因为对耶稣基督的戏谑，帕索里尼曾以亵神罪被判监禁4个月。
《马太福音》剧照
帕索里尼像一个激情澎湃但口无遮拦的公共演说家。有人疯狂地迷恋他，注定有人弃他而去。他既反对伪善的道德律令，也抨击以法西斯为代表的极权统治。
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因为忍耐而造成的压抑是所有压抑中最残酷的。”而他拍电影的乐趣，就是把观众从压抑中解放出来。
1970年，帕索里尼（左）在拍摄电影
除了反映自己的政治立场，帕索里尼也在深刻探讨一些问题，比如人在被奴役的过程中如何步步被驯化，以及在一个有明确统治阶层，且底层与上层分化悬殊的环境里，底层为了爬升如何走向互害。
这种对底层互害的揭示，影响了后来很多电影，比如奉俊昊斩获戛纳大奖和奥斯卡奖的《寄生虫》。它们同样是反映阶层固化、底层互害的社会寓言型电影。
《寄生虫》海报
作为一个左翼创作者，帕索里尼毫不掩饰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既是反法西斯的，也是在讽刺资本主义，它的主旨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遥相呼应。
影片中，权贵的废弃物经由奴隶吃掉，而奴隶的废弃物需要“自给自足”，废弃物在此成为消费社会产出的精神垃圾的代指。
《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剧照
进而言之，帕索里尼电影的母题正是权力关系。他不是在歌颂权力，而是暴露出权力的残酷。
无论是在他的“生命三部曲”，还是《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中，我们都能见到统治者如何被膨胀的权力腐蚀，而被压迫者又如何被改造甚至被侮辱与被损害。帕索里尼认为：“如果不打破产生剥削者的社会结构，仅仅寄希望于掌权者的仁慈，暴力就只会暂停，不会消失。”
开创“诗性电影”先河
尽管帕索里尼的电影语言玩世不恭，但他对电影本身的思考其实很严肃。他之所以在国际影史中留名，被贝托鲁奇、费拉拉等电影人推崇，是因为他在影像上对“诗性语言”的追求。
为了和流水线生产的爆米花电影区分，“诗意电影”必须有自己的风格，而不是明显的套路化生产痕迹。导演在此是一个创作者，他把电影看作一种艺术语言，它可以是个寓言，但绝不会直接传达一种概念，它是隐喻性的、含义丰富的。
《十日谈》剧照
帕索里尼认为：“电影中的‘自由间接主观镜头’可以塑造一种极端风格化的表达形式。表现艺术一直为传统叙事惯例所束缚，而借助于电影最本初的梦幻性、粗放型、反常性、攻击性和虚幻性，均可通过电影的技术设备展现出来。”
在帕索里尼看来，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戈达尔都是“诗意电影”的实践者。他们有自己强烈的风格，构造“令人着迷的画面”（obsessive framing），释放想象力来打破常规的拍摄手法。
《一千零一夜》剧照
帕索里尼本人当然是“诗意电影”的行家，但他尤其注意避免一种伪善的、消弭不同阶级区别的电影语言。他把这类语言称为中产阶级文学。
中产阶级文学缺少阶级意识（也就是说，它认为自己属于全人类），而中产阶级在讲述故事时，侧重于关注人性，却忽略了社会结构及阶级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帕索里尼不能接受这一点，他的电影强调阶级、性别和权力关系，这是他作为左翼电影人的重要标志，而他所同情的对象也多是底层和权力场域的边缘人。
反抗消费主义的收编
帕索里尼反对消费主义对电影的收编，也就是那类只把电影当作赚钱工具的看法。
在拜物教社会中，电影日益被当作取悦、刺激观众欲望的媒介，但帕索里尼认为：好的电影恰恰是有毒性的、不顺从的，它打破观众的固有认知，令他们感到不适的同时，又能使他们有所思考。
《坎特伯雷故事》剧照
不过，帕索里尼也有他矛盾的一面。
大卫·施瓦茨写的《帕索里尼传》就指出：帕索里尼一方面信仰上帝，却不信奉天主教，并且写诗攻击教皇；他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反思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自己却也曾经用金钱来满足欲望；他是左翼艺术家，却批判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行为，不是真正的革命。
帕索里尼是一位暧昧的电影诗人，他为后世留下许多可讨论的遗产，就连他的死法也被人津津乐道。
蹊跷的是：2010年，凶手推翻了自己35年前的证词，称自己是在家人受威胁的情况下被迫顶罪，真正的凶手是西西里黑社会的几个新法西斯分子。这两种说法被一同传播，使得帕索里尼之死更加神秘。
帕索里尼批判消费主义，自己死后也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不同党派、不同圈层的人，都加入对他的讨论。
这其中既有电影界和文学界，也不乏天主教的教士以及左翼政客。他的死亡成为1975年年末的意大利社会热点。他拍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然而最精彩却也最荒诞的，竟是他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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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宗城
编辑 | 何任远 hry@nfcmag.com
排版 | 翁杰
看世界杂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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