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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朋克养生

邓晨 看世界杂志 2021-03-17

饶舌歌手坎耶·维斯特(侃爷)


老朋克是用愤怒的呐喊挑战假道学,哥特风则看到比粉饰太平更接近世界真实的幽暗深渊。而哪些音乐家最能体现近十年的时局变化?




音乐家面对新冠疫情的方式,也对应着他们不同的曲风,从举办音乐会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差异。


美国的硬汉摇滚乐队“金属制品”,采用露天汽车影院的形态举办演唱会。乐迷们把车子停在车位看荧幕上的表演,这符合美式传统的作风。


疫情期间,美国的硬汉摇滚乐队“金属制品”,采用露天汽车影院的形式举办演唱会


法国电子音乐大佬让·米谢·雅尔一向热衷于挑战音乐会的新形式,首次举办了VR虚拟音乐会,活动名称叫作“在一起孤独”,音乐会的画面上是众多3D虚拟角色随着电子音乐节奏摇摆。


在澳洲有个老朋克乐队还想坚持巡演,63岁的主唱说,心脏病发过5次都不怕了。


早已装了心律调节器的他还是在奋力演出,无意为了病毒就走“朋克养生”路线,除非主办单位说要取消。


乐迷的情感投入


虽然现在很多不同曲风的音乐家都在线上开音乐会,很多事无法一概而论,但是对某些忠实于单一风格的乐迷来说,音乐的确必须是一种完整的生活风格,从穿着搭配到政治立场都跟音乐一致。


不同风格的乐迷之间,往往难以相互理解,甚至在圈子间彼此厌恶。


美国乐坛上霉霉与侃爷的长年恩怨虽然剧情复杂,但起始多少带着饶舌与乡村两种音乐的冲突。



而这种“音乐家战争”早就发生了,例如狂野的“枪与玫瑰”主唱罗斯,看不惯“超脱”乐团主唱柯本的忧郁脆弱,柯本则憎恶罗斯的大男子主义。


“枪与玫瑰”乐队


这成为摇滚史上的经典撕逼案例。柯本与罗斯的粉丝也明显互相鄙夷。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当粉丝喜欢一个音乐家,通常喜欢的不只是音乐,音乐家的个性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在表面崇尚世俗平等的西化现代社会,可能追星是最为张扬的个人崇拜行为。


粉丝会用各种疯狂行为,拉近自己与偶像间的距离,甚至在看不惯的时候予以摧毁或杀害,例如披头士的约翰·列侬被刺杀。


音乐史上最早的“摇滚明星”,很可能是19世纪的匈牙利钢琴大师李斯特,或是小提琴鬼才帕格尼尼。


19世纪的匈牙利钢琴大师李斯特可能是音乐史上最早的“摇滚明星”


据说,李斯特演奏的舞台下,每次都挤满快要昏厥的狂热粉丝,他们将李斯特穿过的服饰、抽过的雪茄都视若拱璧;帕格尼尼居住的饭店楼下,则老是围满等待的粉丝,他们用神秘色彩的八卦把帕格尼尼想象成拥有超自然魔力的人——就像后来1930年代美国蓝调乐手约翰逊一样是“与魔鬼做了交易”,这类“魔鬼传言”往往也潜藏着社会对艺术家行为越过正轨的厌恶。


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青年亚文化,主要是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现象。


虽然早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各种社会阶层就已经开始用歌曲、服饰积极表达自己的社会态度,19世纪也有了追星现象,但是真正初具雏形是在大众媒体兴起后的流行音乐文化时期。



1920年代之后的美国爵士乐青年,或者爱听爵士的德国反纳粹“摇摆青年”,他们已经在音乐里找到了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


这样的音乐宣言到了1950年代摇滚乐兴起后,反叛又变得更加强烈。


英国的亚文化群体“爱德华男孩”不喜欢战后对服饰的经济节约,欣赏黑人的长版西装,买来爱德华七世年代(1901-1910年)宽松垂坠的旧衣,梳起夸张的飞机头,听起新兴的摇滚乐,后来就成为了披头士的一代。


The Beatles(英国摇滚乐队)



音乐亚文化的谱系学


查尔斯·达尔文曾在《物种起源》中提到过洞螈,把它作为“适者生存”的典型。斯洛文

音乐亚文化自1950年代之后快速扩张,衍生出丰富的风格种类。


斯洛文尼亚摇滚乐队在平壤演出新闻


如果单独拿摇滚乐里的朋克风格来检视,底下就还可以再细分成“后朋克”“艺术朋克”“暴女朋克”“华丽朋克”“牛朋克”“旋律朋克”“恐怖朋克”“凯尔特朋克”“无政府朋克”“基督徒朋克”“硬核朋克”等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



根据国外音乐串流平台Spotify的计算,世界上最少有1300种以上的音乐类型,每个都可能构成某种音乐亚文化群体。


就拿“后朋克”来说,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后期分支,虽然在乐曲里仍然延续原先朋克的某些曲式与节奏,但是乐曲的气氛、情绪变得很不一样。


例如“欢乐分队”的经典歌曲《爱会把我们分开》,不再是早期朋克对社会的呐喊颠覆,虽然里头的鼓声仍然体现着一种焦急的节奏,但是歌声却已然变得抑郁,带着一种绝望的无谓。


这个例子可以呈现出音乐类型是怎么转变的,最早期的朋克是大量美国青少年受到披头士等摇滚乐团的影响,手痒难耐,纷纷开始在自家车库里DIY搞出“车库摇滚”。



但是,这种青春生猛发展到最后也会变成庸俗套路,于是新一代年轻人开始质变而跳脱窠臼,情绪上也不再凶猛愤怒,而是逐渐偏向世故内省。


“欢乐分队”当时已经开始被称为“哥特风”摇滚,也逐渐开启蒂姆·波顿式暗黑路线、以黑色眼影妆容为代表的亚文化。


后来,后朋克的创作元素继续演变,有些音乐家大量引进电子合成器音乐或迪斯科舞曲声响,其中一大批就成为了电音创作者;情绪更加深沉的,就形成了“暗黑波”电音的艺术风格,最后已不太听得出跟舞台上蹦跳的老朋克还有亲缘关系。



当后朋克音乐家逐渐远离老朋克,原本的朋克倒不会因此消失,甚至有可能作为新鲜的复古风格重返。


新老之间如何互相看待,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两种风格虽然可以批评对方的缺陷,但是某方面来说还是有共同的精神。


老朋克是用愤怒的呐喊挑战假道学,哥特风则看到比粉饰太平更接近世界真实的幽暗深渊。


说到音乐的怀旧复古,可以举一个例子显示出老音乐重返的复杂。媒体在美国大选期间报道了特朗普阵营偏好播放的音乐。


特朗普喜欢听“滚石合唱团”、尼尔·扬、“皇后合唱团”、“扭曲姐妹合唱团”之类的硬派老摇滚,竞选活动经常播放“皇后合唱团”的歌曲《我们是冠军》;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偏爱复古合成器电音“蒸汽波”,把“蒸汽波”音乐改造成画风奇特的“特朗普波”音乐。


《我们是冠军》


前面已经提过合成器电音对后朋克有影响,这类电音包含了各种轻快的迪斯科舞曲、流行乐风格。


而“蒸汽波”又是近十年流行的一种复古潮流,通常是拿当年的老舞曲、廉价的罐头音乐来拼贴,搭配上那些年流行的未来主义、霓虹艳丽的视觉图像,让这些陈年旧梦既带有反讽与幻灭的批判,又多少带点怀旧的感情。


艺术家意在表达反讽又模棱两可的细微情感——起码“蒸汽波”原先发展出来的美学态度是这样的,不过许多特朗普支持者把这看成完全正面的怀念。


特朗普佛罗里达集会结束大跳YMCA,人群跟着歌声一起扭动


特朗普本身就是1980年代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把那个时代的赛博朋克想象与特朗普支持者的政治主张拼接起来,就变成了新型的“特朗普波”音乐。


原先“蒸汽波”的音乐家纷纷表示反对,指“特朗普波”的出现误解了他们原先的音乐精神。


2010年代的精神


2010年代已经结束,哪些音乐家最能体现这十年的时局变化?对欧美地区而言,或许是饶舌歌手坎耶·维斯特(侃爷),以及2016年因肝癌去世的摇滚歌手大卫·鲍伊。


这两位音乐巨星曾经一度被网络谣言连在一起,因为鲍伊1972年的专辑《齐格星尘与火星蜘蛛的兴盛与衰亡》封面上,很巧合地出现了“K·West”的字样。


大卫·鲍伊


鲍伊是位纵横乐坛的“变色龙”,他多变地尝试摇滚、电音、灵魂乐等各种乐风,一再以今日之我告别昨日之我,最著名的就是在概念化专辑《齐格星尘》中扮演雌雄莫辨的虚拟人物——外星摇滚歌手“齐格星尘”。



虽然鲍伊有时似乎政治意识不太正确,可是他成功地在主流乐坛掀起了颠覆性的性别思维。他在1987年的柏林围墙演唱会,据说可能影响了德国统一。《滚石》杂志在他过世之后,直接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滚明星”。


德国外交部在推特致意大卫·鲍伊,感谢他“帮助推倒了柏林墙”


但鲍伊的逝世,发生在一个传统摇滚乐影响力逐渐衰退的年代。


2010年代最佳的流行音乐,大多数都是饶舌乐和电子乐,而侃爷就是这十年中饶舌音乐最重要的代表。


他几乎重塑了音乐潮流,《我的奇特幻想》被众家乐评媒体视为“十年来百大最佳专辑”的榜首。

《我的奇特幻想》


2010年代是社交媒体平台全面兴起的年代,是民粹主义运动的年代,是中美对立加剧的年代,是黑人抗争运动的年代,侃爷并不仅仅是一个八卦新闻缠身的人物。


他不仅代表了摇滚衰落时期最有名的流行音乐巨星,还体现了这一艺术身份及旅程带来的挣扎。


他与泰勒丝的推特战火,持续的躁郁症与争议,支持特朗普与竞选美国总统引发的争议,再度放弃支持特朗普的过程,以及他对于种族主义态度的反复,这些都反映了这个年代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从音乐中体现出来,所有粉丝也都参与其中。


泰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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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邓晨

特约编辑 | 姜雯 jw@nfcmag.com

排版 | 嗡嗡

看世界杂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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