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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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质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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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语境消解、隐私边界与“不联网的权利”:对朋友圈“流失的使用者”的质性研究

作者：黄莹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来源：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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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信社交泛化所引起的人们不发朋友圈、减少使用朋友圈的行为引起广泛关注。媒介即隐喻, 媒介技术的不使用同样代表着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形塑。本文从梳理西方学者关于社交媒体不使用 (non-use) 的研究入手, 改变过去创新扩散视角下以采纳者为中心的思路, 通过对16位不在朋友圈发布信息并自愿减少朋友圈使用的“流失的使用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利用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1进行编码分析, 从语境消解、隐私边界弱化、防御性印象管理、能动性与权利等方面剖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研究提出人们对于朋友圈多样化使用与不使用是技术驯化过程的现实映照, 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张力使得人们通过实践、学习、与他人协商、制定新规则等方式来达到自我调整并重建平衡。因此, “不使用”的能动性这一姿态应获得尊重和理解, 对技术使用的多样性应有所包容。

关键词：朋友圈; 微信; 不使用; 隐私;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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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微信是基于移动通信通信基础而打造的强关系社交应用, 据腾讯公布的《2017微信数据报告》, 2017年9月微信日均活跃用户为9.02亿人, [1]通过微信朋友圈展示、分享个人信息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交往方式。然而随着朋友圈用户数的不断增长、微信社交泛化所引起的交往疲劳、朋友圈私人领域的公共化, “停用朋友圈”、“不发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倦怠行为逐渐显露并引起关注。[2]

皮尤互联网研究中心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61%的Facebook用户曾经有过社交媒体斋戒或中辍行为。[4]Global Web Index调查数据显示, 2016年Facebook上出现了明显的原生内容下降, [3]意味着人们越来越少去在Facebook分享自己的照片、视频、生活状态等。这一现象被认为是Facebook正在经历Marwick及Boyd提出的“语境消解” (context collapse) , 即在社交媒体上因界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坍塌与消解所出现的不发布个人信息现象。[5]

Selwyn、Satchell和Dourish等学者指出, 一直以来, 学界和业界都基于创新扩散的功能主义视角来对新技术的采纳者进行研究, 然而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并非静态过程, 而是处于复杂、微妙的动态变化中。媒介即隐喻, 技术不使用同样代表着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形塑。[6][7][8][9]正如皮尤互联网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全球范围调查显示, 经济程度高并不与社交媒体的使用成正比, 联网的可得性并不能保证社交媒体的使用, 在发达国家同样有高比例的社交媒体不使用者。[10]ICT技术的使用与不使用并非是决定的二元分化对立, 不使用者不一定是创新与扩散理论中的“落后者”。[11][12]

因此, 如果基于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来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那么对使用者、设计者、产品方来说, 不仅使用是重要的, 不使用 (non-use) 也是不容忽视的。[13]微信朋友圈作为全球用户数超过9亿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一直以来都处于以使用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朋友圈使用中辍、撤退、回归等研究相对缺失。本文将聚焦朋友圈“流失的使用者” (lapsed users) [14]的具体使用实践, 分析为何会出现不发朋友圈及主动减少朋友圈使用这一社交倦怠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以期打开技术使用的黑箱, 更加全面地考虑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二、文献综述

关于社交媒体不使用的研究仍停留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对微信朋友圈这一国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关照不够;而关于微信朋友圈的研究集中在人际互动、印象管理及社会资本等方面, 缺乏对于采纳后行为的实证研究。

(一) 社交媒体不使用

基于技术不使用 (technology non-use) 的研究框架, 西方学者针对Facebook、Twitter两大西方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彻底不使用 (absolute non-use) 、拒绝 (refusal) 、限制使用 (limit) 、中辍 (discontinuous use) 、撤退 (withdrawal) 、斋戒 (detox) 、使用抗争 (resistance) 、回归 (reversion) 等行为进行研究。[15][16][17][18][19]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 Wyatt、Selwyn、Turel及Baumer等根据是否曾经使用过、是否自愿停止使用、是否回归等维度对社交媒体的不使用群体进行分类, 并使用“退出者” (rejecters) [20]、“中辍者” (discountinuous users) [21]、“流失的使用者” (lapsed users) [22]来指代曾经使用社交媒体但现在自愿不使用的这一人群;并使用“观望中的挣扎者” (lagging resisters) 来指代有着不持续使用意愿但正在观望挣扎的用户, 使用回归者 (reversers) 指代曾经中辍但之后回归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23]国内学者张明新、叶银娇则提出采用“间歇性中辍” (intermittently discontinue) 来概括传播新技术创新采纳过程中反复中断而非彻底终止的使用现象。[24]Leavitt借用“混淆” (obfuscation) 描绘社交媒体“伪装式不使用” (semblance of nonuse) , 即人们通过“隐藏式”使用、切换到暂时的、无人知晓的账号而不是个人的主账号等行为来规避隐私泄露与社会监控。[25]正如Baumer等西方学者提出, 用户的使用行为愈加复杂, 学界应该创造出更丰富精确的词汇来描述技术的社会性使用的多种微观方式。[26]

腾讯研究院使用“小众退潮”这一词汇描述朋友圈活跃程度降低的现象, 并提出使用“失踪者”这一词汇来囊括以下这两类用户:“曾经关闭过朋友圈后来又恢复使用, 或者反反复复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的“使用/挣扎者”;以及“曾经在朋友圈挺活跃, 但后来不再频繁发动态, 也不点赞评论他人, 即便没有关闭朋友圈的行为, 也不再刷朋友圈”的“减少/离开者”。[27][28]

过往的实证研究指出, 人们对于社交媒体对有着情境下的不使用和历时性的变化, 使用状态是从高活跃度到低活跃度, 从低活跃度回归到高活跃度的来回起伏。因此, 用户的日常实践是一个从不采纳、采纳、中辍、回归的动态变化, 是能动性的表现, 而且这通常与隐私、个性特质、技术的感知有用性等因素相关。

(二) 社交媒体倦怠

基于技术接收模型与社会认知理论, 学者们对社交媒体倦怠及采纳后的中辍行为进行研究, 并提出社交媒体倦怠会带来社交媒体的中辍性使用。[29][30][31]目前学术界对社交媒体倦怠还没有统一的、受到研究者普遍认可的定义。李宏、李微在综合西方学界对于社交媒体倦怠研究后提出, 社交媒体倦怠即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 受到个人、平台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疲乏、厌烦和厌倦的感觉, 而倦怠的表现则是人们在社交媒体的停留时间变短、使用频率减少、潜水、暂时中辍或注销个人账户现象等永久退出的行为。[32][33]平台的功能过载、信息内容过载和社交过载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社交网络倦怠的产生, 并最终导致用户对社交网络平台使用意愿的下降。[34][35]

梳理过往文献可以看出, 从关注实践主体出发, 西方学界近年来普遍呼吁不应忽略对使用者在积极、主动的具体实践中的动态变化的关注与思考。使用与不使用 (non-use) 并不完全等同于使用者与不使用者 (non-user) 的概念, 人们对于技术的使用与不使用是文化、宗教、情境下的、瞬时性的动态协商。[36]与此同时, 近年来, 许多西方民众与群体组织自发开展了如“全国断网日” (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 、[37]“弃用脸书日” (the Quit Facebook Day) [38]学校内的“自觉性手机戒除” (voluntary phone-fast) [39]等数字斋戒活动。

总体来说, 现有研究都是基于西方语境, 缺乏关于用户社交媒体使用至不使用这一动态图谱的历时性研究, 以及不同文化语境和不同社会群体不使用行为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将借用“流失的使用者” (lapsed users) [40]这一概念来聚焦那些不在朋友圈发布信息并且自愿地逐渐减少朋友圈使用的人群, 对其行为产生的原因与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基于中国语境下使用者动态实践的分析, 以期补充国内外关于社交媒体不使用及社交媒体倦怠的研究成果, 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立意抽样, 从2017年5月至12月对曾经使用朋友圈、但过去半年在朋友圈发布动态次数少于两次且每周使用朋友圈时间少于十五分钟的16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时间为40至60分钟, 受访者中7人为男性, 9人为女性;职业、地区分布各异;年龄在22岁至46岁之间, 本科学历7名, 研究生学历7名, 大专学历2名;经济收入为4000元/月至15000元/月不等。本研究借助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1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导人与编码来分析为何会出现不发朋友圈及主动减少朋友圈使用这一社交倦怠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通过研读访谈内容, 编码“不发朋友圈的原因”、“对朋友圈的看法”、“减少朋友圈使用后的感受和影响”三个树状节点和八个子节点 (表1) , 通过将各节点逻辑深入思考, 最终筛选出四个范畴的议题 (见下文) 。

四、分析

(一) 防御性印象管理:“不发是一种方式”

自我批露 (self-disclosure) 是指个体将自己的相关信息告知目标人的过程, 包括个体的身份、性格、个人经历、未来打算、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信息。[41]如果把朋友圈视为一个巨大的舞台, 人们在虚拟空间中以数字化方式进行表演是为了建构良好的自我形象并获得社会期许, 因此人们才会在发布朋友圈之前“纠结, 花很长时间去思考文字和修图” (受访者1号、2号) 、“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没品位” (受访者4号、11号) 、并觉得“很多人发的东西作秀, 不真实” (受访者14号、3号) 。

Tedeschi等学者把人们通过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行动与自我披露而获得赞赏的策略称为获得性印象管理策略, 而把人们通过规避等表演方式尽可能弱化不足, 以避免给他人留下消极的印象的策略称为防御性印象管理, [42]如在网络空间中谨慎言语, 在发布信息或评论他人信息时进行调整、谨慎表达, 避免对他人造成语言伤害。[43]正如受访者 (7号) 说到:“网上不是面对面, 容易产生歧义, 表达的不好反而会造成坏的影响。比如你今天参加一个饭局, 上面都是层级高的人或者你很尊敬的人, 那这条朋友圈如果你拿捏不好, 就干脆不发, 否则措辞引起误解, 反而得不偿失。”

因此, 不进行自我披露也是一种防御性印象管理。当你的印象管理与表演无法达到自己期望的社会赞许并无法对互动结果有所控制时, “不发也是一种方式” (受访者3号、7号、16号) 。此外, 受访者提到在朋友圈经常会遇到“表演的后台”被揭露, 产生尴尬并带来消极影响。如受访者 (9号) 提到“经常会有人在评论里给你‘打脸’, 比如说你是不是修图修过头了, 最近胖了很多啊, 或者是在评论里说出很多我不想公布的细节, 就很尴尬”。同样, 印象管理的压力使得朋友圈里时常充斥着相同的“表演”, 正如受访者 (12号、15号) 提到自己观察到的现象“转发是最安全, 成本也最低, 大家都在转发别人转过的, 不过多涉及自己的态度, 也不会让人对你有过多评价”, 但其带来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少, 大量文本重复成为信息垃圾, 造成了社交媒体用户的倦怠进一步加深。

(二) 朋友圈的“语境消解”:亲疏有别与误解产生

传播学者波伊德 (Danah Boyd) 在戈夫曼“拟剧论”和梅罗维茨“媒介时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语境消解”概念, 用来概括给用户带来“矛盾、不确切、误导性语境线索”的数字社交语境。[44][45]波伊德认为语境线索主要分为人际语境线索和情境语境线索;对用户而言, 社交网络空间的每一个“中介化”的对话都存在一个“想象的受众”, 用户基于传播技术可供性、对话的环境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规范, 知晓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保持不同的身份与角色。[46][47]其中, 人际语境线索不仅包括在场者的类别, 也包括每个在场者如何进行呈现。通过解读人际语境线索, 得知自身、他者与所共处空间的关系, 人们才推断出扮演何种角色及如何呈现自身社会身份才是适宜的。情境语境线索则提示用户, 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规范, 在这样的地点、时间和场合下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交互和自我呈现。[48]

通过对过往社交媒体网站的研究, Boyd, Ellison等发现, 在以个人主页为基础的社交网站上, 人们对他人的主页及其所带来的身份形象十分重视和在意。[49][50]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在多种平台, 以图、文、音频、视频等载体, 并辅以美颜、增强现实等特效的形式来向不同的群体展现不同的自己。然而在微信朋友圈中, 用户面对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中的朋友有许多类型, 在亲密程度、交往频次和心理认同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微信朋友圈同一个分组里的好友并不是与用户的亲密程度处于完全同样的程度, 因此对信息的理解通常不在一个完全相同的语境中。[51][52]

正如受访者 (7号) 提到:“即使是处在朋友圈同一个分组里的朋友, 你和他们每个人的关系还是亲疏有别的, 并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数字去衡量。比如同样是处于同学这一分组, 有些同学和你很亲密, 有些同学和你关系很一般, 有时候我就会陷入是发还是不发的纠结, 而且也不能轻易在评论里说太多细节。”

虽然用户可以通过分组标签、设置权限、屏蔽等方式把不同的关系圈分割独立, 但这种分隔规则的机械化与扁平化与人们对于语境与自我多维角色的灵活展现、人际交往情境的动态变化是相违背的。微信平台的机械化设置、以及其内在的大众传播属性决定了“语境消解”只能被缓解, 而无法被根除。[53][54]

许多受访者 (3号、6号、11号) 提到“微信的分组标签设置不是很方便与合理”, “系统并不会提示给新加的用户添加标签, 所以会经常忘记给新加的用户添加分组标签”。微信上好友数量的激增与泛化, 使得即使用户发布一条朋友圈, 无法以低成本、便捷、快速的方式来锁定少数好友, 这种圈子里好友的泛化与全部在场性及圈子里他者间的潜在互动性是情境定义的不确定因素。[55]正如访谈中许多用户提到“过去每次想发朋友圈, 可能只想部分的好友知道, 虽然我也有大致的分组, 但没有分的那么细, 有时候觉得要为这条朋友圈重建一个分组太麻烦, 就干脆不发” (受访者9号) ;“微信在功能设计上也许并不想走封闭道路。因为添加好友时, 不会弹出对话框提示你去给这个新加的好友设置分组。所以大多数时候新加的好友没有标签, 没有分组, 他可以看到你选择公开发布的信息。但如果我希望这个好友看到我发的特定分组信息, 我需要再次找到他的账号, 点开头像进行分组, 但很多人就懒得去设置” (受访者3号) 。

这种微信在平台规则以及信息系统上的特性无法满足用户动态化、多元化、灵活多变的语境要求, 使得许多用户回归部落化的小群体交流。“现在一般会选择与几个朋友在小群里交流, 了解彼此的近况” (受访者12号) 、“不刷朋友圈, 想了解某个人近况就会单聊” (受访者8号) 。

朋友圈如今已成各种关系的杂烩, 如受访者提到“我不觉得所谓的朋友圈都是朋友” (受访者13号) 。加上在情境语境线索完全消解的情况下, 我们与社交对象处于完全不同的物理时空, 彼此无法获得对方所在空间的语境线索。语境的消解带来误解等情况总是不经意发生, 不同类型的朋友聚集在圈子中会对情感性话语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也许一些无意的传播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56]正如受访者所言, “比如心情好发个自拍到朋友圈, 领导看到后就评论, 心情不错嘛, 某某项目有没有进展。可能他们觉得我没有在干活, 但其实我在干活。发一个自拍是缓解自己压力的方法, 但别人就误解了” (受访者13号) ;“当我们加了越来越多的亲戚、同事、领导的时候, 就不能随便发了, 因为会被各种解读” (受访者4号) ;“我以前有一次周末点赞了领导, 领导就马上微信给我安排工作。他觉得你肯定有时间, 因为你在刷朋友圈, 但其实我那天很忙” (受访者16号) 。用户在消解的语境中进行自我呈现时, 面临着艰难的情境推断和情境定义任务, 让人们觉得“很麻烦” (受访者1号) 、“心累” (受访者12号) 、“不能乱评论或乱发, 要纠结很久” (受访者2号) 。因此尼克拉斯.卡尔 (Nicolas Carr) 在2016年提出, 人们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关于个人的第一手信息的现象实则是一种“脉络修复” (context restoration) 。[57]他认为, 人们开始停止传播关于自己的生活细节, 意味着人们正在重建边界, 修复社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 修补社交媒体所捅破的这堵墙, 正如许多受访者所言“干脆不发” (受访者7号) 、“不刷朋友圈以后多出了很多时间” (受访者2号) 、“世界清净了许多” (受访者8号) , 并以“可以建群单聊或者拉出来见面” (受访者15号) 等更加人际化的传播来重建语境的动态与丰富性。

(三) 隐私管理:被弱化的边界共识

访谈资料中通过在Nvivo 11中进行词频分析发现, “分组”出现频次为73次, 16位受访者均提到“分组”。通过文本分析发现, “分组”常与"麻烦"、“好友太多”、“隐私”、“被发现”等词汇连在一起。微信朋友圈虽然通过好友认证、分组管理、屏蔽等功能来保护用户隐私, 但边界依然模糊。尤其是数据化的文字、图像可以被复制、转发、截屏, 使发布者对信息的再传播很难控制。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的提出者桑德拉·佩特罗尼奥 (Petronio) 认为, 对传播边界的管理常常是透露与隐藏之间的辩证过程, 即对于何时透露自己的信息、何时不透露、应该透露哪些信息、向谁透露等问题的分析与思索。[58]用户通过控制信息涉及的话题来实现边界渗透性的管理, 通过控制信息的表达方式来协调边界的联系性, 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范围来协调边界的所有权。[59]而且关系中的各方会随时间、情境、亲密程度等的变化不断调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管理, 这一边界的渗透性是动态的。正如受访者 (9号) 所言:“并不是你发布的每一条信息你都希望某个人看到, 也不是每一条信息你都不希望某个人看到。这个是随时间变化的, 比如刚认识的时候你不希望他看到很多信息, 投缘了你就会希望他能看到你的很多私人信息。”

当个体把信息传播出去之后, 信息的接收者便是这条信息的“共同拥有者”, 因此任何一条朋友圈的信息都有可能被阅读并传播至更大的圈。虽然信息的交流建立在一定的边界内, 但当朋友圈中存在着大量不太信任的对象并对隐私界限没有共识时, 用户就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评估, 信息的传播范围及其影响无法预知。如今随着微信朋友圈用户平均好友人数的激增与人群类型泛化, 信息的私密性很难受到控制和保护。[60][61]

通常来说, 透露和共享个人信息是受制于双方就共享的成本和回报所达成的共识。然而, 这种所谓的共识在微信朋友圈的使用过程中被弱化, 边界管理规则遭遇解构。[62]信息发布者所建立的人际语境及隐私设置的门槛对于信息的接收者来说是不可见的, 因此全体信息“共同拥有者”没有通认的隐私管理规则, 任何一个看到信息的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人透露。也就是说, 接受信息的一方并不知道这条信息是对所有人公开, 还是只对少数人公开, 甚至是只对他公开的, 彼此对语境范围理解的不一致会有意或是无意带来隐私泄漏与人际尴尬。如受访者 (15号) 所言:“过去遇到过一件事, 一个不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问我是不是失恋了, 我非常吃惊, 因为我发的这条状态只有少数朋友能看到。对方告诉我, 是我的一位好友无意中说起, 这位好友以为其他好友也能看到那条动态。我才明白一个问题, 只要你发布了, 就会被超过你预想的范围的人所知道。”

(四) “不联网”的权利:“不发是我的自由”

Hesselberth提出对于“不联网者”、“不使用者”的研究依然是从商业逻辑与平台规则等制度性制约的视角来思考的, 目标是如何将这部分“不使用者”转变为“使用者”。他认为, 数字化时代我们对他人“持续连通性” (constant connectivity) 及“可得性” (accessbility) 的期许使我们陷入“结构性悖论” (structure paradox) 。关于“不使用者”、“不联网者”的话语总是缺失的, “不联网”的能动性这一姿态应该获得尊重和理解。[63]

在高度互联、信息过剩的网络世界, 人人都拥有自主选择、屏蔽和遗忘的权利。正如许多受访者表示“经常有人对我不用朋友圈表示吃惊, 觉得我是很奇怪” (受访者9号) 、“别人就觉得你不发朋友圈是不对的” (受访者3号) 、“不用是我的自由, 屏蔽也是我的权利” (受访者16号) 。

王波伟, 李秋华等学者提出, 大数据时代, “数据化表演”已成常态, 而这一行为带来的个人隐私的自我披露以及泄露都提醒着我们需要考虑“数据化节制”并从法律层面给予保护;例如欧盟的个人数据的“被遗忘权”以及美国加州的“橡皮擦”法案都让我们正视个人数据保护问题。[64]虽然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提供一定的隐私保护机制, 但商业盈利仍是第一考量。随着数据挖掘、算法分析、个性化推荐等技术发展, 用户隐私被转化成数据库样本被无声无息地消费。因此在个人记忆数据化并且为全民共享的时代, 不使用朋友圈这一数字化节制的行为应受到尊重, 微信平台方推出的朋友圈“三天可见”、“半年可见”的功能也可视为一种追求用户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的动态平衡的举措。

五、结语

边界的关闭能给个体带来更大的自主权和安全感, 但边界的开放却可以促进关系向亲密的方向发展。[65]正如受访者表示, 不使用朋友圈的行为在无形中也阻碍弱关系拓展:“我有一个朋友, 在和我熟悉以后跟我说, 她加完我好友后, 发现我朋友圈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我几乎没点赞过她, 觉得我很有距离感, 所以一开始和我聊天也比较谨慎。因此不用朋友圈也有坏处, 对方会在潜意识里觉得你不真实, 交往过程中会有所保留, 其实不利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受访者7号) 。

然而人们总是希望通过适当的自我披露来帮助人际关系发展, 认为有关自我的内层信息传递给对方, 让别人最大限度地了解自己是人际关系协调发展的策略之一, 但由于人们对自我披露的尺度把握不一, 信息接收者的解读各异及对隐私边界缺乏共识, 都无形中增加了隐私暴露和被误解的风险, 使用户陷入两难状态, 正如Turel在对Facebook用户中辍使用的研究中显示, 人们经常会同时存在较高程度的持续使用意愿和较高程度的中辍使用意愿, 陷入“两难” (ambivalence) 的困境。[66]正如受访者 (4号) 所说“对于一些刚刚熟悉但又没有很熟悉的朋友, 对方想对你有进一步了解通常会去看你的朋友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朋友圈分享或展示的人, 那双方可以以在朋友圈互动评论的方式变得熟悉, 也方便知道彼此的兴趣。但因为我不怎么用朋友圈也不发, 可能会让一些本来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我的朋友觉得我有距离感, 减少了交流的可能, 所以还是挺矛盾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 正如人的社会化进程的推进总是不断地通过客我与主我对话来形塑着自我的多维个性,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交往与呈现也是辩证、动态的过程, 微信朋友圈将朋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通过“分组”这一动作来一视同仁的机械行为忽视了人们在不同场景和群体中多维度角色扮演的需求, 而消解的语境中, 隐私的各种边界随着情境、认知、交往程度等不断变化、渗透与重建。

技术使用者是技术在消费阶段的重要主体, 然而人们对技术的驯化总是充满张力地动态变化着。正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与悖论使得人们通过学习、与他人协商、制定新规则等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整并重建平衡。而这也需要法律对数据隐私保护的不断完善、平台设计者的反思、大众媒介素养的逐步提高以及对技术使用的多样性有所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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