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劫长歌：中国的历史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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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劫长歌：中国的历史性挑战

乱花迷眼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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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不太白

来源：李不太白（id：oursir）

导读

✎ 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大国必经哪些劫难？

✎ 中美贸易战为什么必然发生？

✎ 是什么样的美国历史与文化基因、现实记忆造成了当前的中美矛盾？

✎ 中国历史性的根本挑战是什么？

十、

2018年春夏以来，中美贸易战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似乎有意考验一下中原百姓的家传战略绝学还剩几成内功。

依当年伟人“十亿人民八亿兵”语式，如今是十四亿人民十亿战略家，还有四亿是高参，估计经过一年多的贸易战沙盘推演，我们的民科们早就把美帝研究透了，是上甘岭还是论持久战，纸老虎你任选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悉听尊便。

但这样的联想，过于想当然了。

今非昔比，昔非今比。贸易战不是上甘岭，历史也不是简单的类比。

还须从长程历史视角，看看不同时代的大事件对于生长一个现代大国意味着什么。

若把一个现代大国比喻为修成正果，那么六度劫难就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修行。

而中国面临的历史性的根本挑战，也远不是眼前的贸易战。

即使仅仅以当年的那场朝鲜战争而言，它在一个大国长程历史的生长周期中，也远不止是“保家卫国”那么简单。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生政权确立后，平定边患、保家卫国只是常规操作。

例如秦汉王朝统一天下后都曾逐灭匈奴；唐朝建立政权不久，至李世民时便北击突厥、平定西域；大明王朝前期也曾驱逐蒙元、抗击瓦剌；清朝前期同样用兵西北、平定了大小噶尔丹。

即使当年不那么强大的宋，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也曾经尝试过收复燕云十六州。

顺着这样的历史轨迹，新中国出兵边境、消除外患，本来就是大概率发生的事件。

朝鲜战争又能跟历史上的“保家卫国”有什么不同呢？

大不相同。

历史上的中原历代新生王朝都是传统文明下的帝国社会，而1949年10月后的中国则可看作为一个现代型社会。

传统文明下的王朝帝国从诞生那一刻起，它就代表了天下先进。

而作为一个现代型国家，当它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必然要以工业为根基。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新中国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工业就无从何谈起。

所谓工业之类，基本只有一穷二白，差不多都要一砖一瓦从零开始。

本来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民国，中国也多少累积了一些纺织厂、面粉厂、机器机械厂、兵工厂之类的工业，但它们中的多数不是毁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就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给拆走了、销毁了，剩下的烂摊子差不多就是聊胜于无。

其实就算民国的全部工业完整地在大陆保留下来，那也只是起一点勉强养家糊口的作用，离支撑起一个大国的现代工业体系还远得很。

新中国所以能够在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基本建成现代工业体系，除了伟大人民自己艰苦奋斗、海外科学家归来报效祖国之外，“朝鲜战争”正是关键要素之一。

正是朝鲜战争之后，苏联核心工业技术才对华开放、苏联技术专家才大批入华支援新社会建设。

为什么苏联技术的对华开放是在朝鲜战争之后，而不是在之前呢？

中苏本是一个阵营的兄弟，友好互助不是应有之义吗？道理上是没错。但斯大林首先是现实的地缘政治主义者。1945年，苏联以外蒙独立、获得库页岛与旅顺港海军基地等为攻打日本关东军条件；击溃关东军后，他们并不顾及兄弟情面，把中国东北能带走的物资都带走了。其后国共内战期间，斯大林支持的是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方案，而非中国统一。

对此，两次普利策奖得主、战地记者哈伯斯塔姆在其名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的朝鲜战争》一书中有过老练的分析。

“内战期间曾多次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但用毛自己的话说，连个屁都没有得到……他认为斯大林以前喜欢蒋介石，那是因为后者软弱无力，因而苏联肯定可以主宰一个软弱无力的中国。”

“随着他越来越接近于领导整个中国，斯大林与他个人以及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斯大林绝不会拿苏联人的资源、国家利益或是鲜血，去追求所谓某种主义大家庭的事业。”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是，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人潜意识里仍旧将东方看作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地方，更不必谈什么国际尊严与价值了。

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西方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他们印象中一直懦弱的贫瘠大国也可以这样勇敢无畏、富有牺牲精神——最主要的是，还十分善战。

从那时起，苏联才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斯大林意识到，如果对中国的友谊仍旧是一种虚情假意的、言不由衷的、不冷不热而不拿出真诚态度的话，那么苏联很可能要为一再犯下的战略冷漠感到担忧了。

“他们之间的早期裂痕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至少从表面上看，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斯大林意识到，如果美国人有机可乘、甚至进一步发展到中美两国尝试建立友谊的话，即使是远未达到盟友的程度，那也将让苏联寝食难安。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早自1944年7月起，在罗斯福四次要求下，蒋介石同意美军军事观察组18人先后入驻延安近两年。期间他们与延安方面多次洽谈，其中就涉及“中国新力量”在战后怎样与美国在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

所以，大卫·哈伯斯塔姆写道：“在朝鲜战争期间唯一坐收渔利的似乎就是斯大林。他既担心（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铁托主义对毛产生影响，又担心中国成为美国盟友，因此当毛决定和美国人战斗到底时，斯大林不会不高兴的。”

是朝鲜战争，让苏联这个当时的超级大国意识到中国的战略价值已非从前可比。

是朝鲜战争，消解了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对当时中国“一边倒”政策抱有的犹疑之心。

不管当时世界情势如何变幻莫测、实际历史进程演变如何曲折、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两任苏联领导人出于何种国际国内动机，无论如何，作为朝鲜战争影响的重大结果之一，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感激当年苏联大规模的对华技术援助的。

闻名一时的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不仅包含钢铁、电力、煤炭、化工等奠定工业基础的项目，还包括当时先进的战机、坦克、导弹样品与技术图纸，甚至在核基地、原子弹制造等重大国防建设上也助了中国一臂之力。

回首那段曾经的“中苏蜜月期”，它对一个现代大国的工业内容的形成意义重大。

顺便说一句，从先进国家输入技术没什么可丢人的。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现代强国，无一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当年俄罗斯不曾在彼得大帝的主导下从欧洲引进技术，如果当年大陆之国德国不曾从海峡那边的英国获得过技术，如果当年美国不曾想方设法从它的宗主国大英帝国或引进、或截留、或窃取先进技术，那么它们又凭什么平地崛起、后来居上呢？

谁也没见过凭空创世的神，学习、借鉴、融合作为人类集体的知识与经验，本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普遍现象。

何况这种引进与学习，可以说都是当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机会。

朝鲜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可以把它称为生长一个现代大国的“第四劫”。

但中国在这一劫难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赢得的历史机缘，如果缺乏一个前提的话，那么到头来也可能是白费功夫。

什么前提呢？

一个社会的现代民族意识。

九、

族的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

但那只是血缘意义上的家族、宗族、氏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把自己看作黄炎子孙呢？昔日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这些名词都已消失在了历史大潮中，这些族人哪里去了呢？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演变成了后来的中国人，但他们的祖先并不是炎帝黄帝；再极端一点例子，大唐时有数千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其中有波斯王子，有日本人、高丽人，一些人还担任了宰相，他们后来都融入了中华民族，但也没有炎黄的血脉。

很显然，如果以血缘论，“炎黄子孙”只是古代社会的“族”的观念，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现代民族概念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已演变成了一个文明上的符号，泛指所有中国人。

现代民族观念，是从西方经由日本传入我国的，而代表全体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只到清末时才由梁启超先生最早提出。孙中山又进一步提炼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新中国又进一步统计划分为56个民族大家庭，包括俄罗斯族、哈萨克族等。

但这样的现代民族观念，最初还只存在于知识分子讨论中，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总人口中的少数。

清末民国时，国民十之八九是文盲，对于人、家、族、国的理解，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天下、朝廷、百姓、子民、华夷之辨”的古老观念里。

因此才有孙中山“一盘散沙”的感叹，也才有1931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一次侵华动员会上狂妄宣称：“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它是个分散的部落……对一般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它没有形成现代国家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松散。”

有个历史误会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人们常以为中国人多，因此“二战”时中国兵力也应该比日本多，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18岁到40岁的日本男子都必须义务服兵役，不一亿国民的日本，训练有素的现役与后备役兵源就有近一千万人。而中国当时人口虽多，但国军还是“抓壮丁”的模式，兵力有多少呢？陈诚晚年就回忆说：“国军……如经核实整编，能有300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半数以上军费开支不实不尽。”而八路军则刚进入敌后进行战争动员。

虽然“二战”时日本入侵中国的兵力并非其全部，但一方是经过充分动员与组织的法西斯军队，一方是缺乏动员能力的半现代军队，战争实不在一个维度。

怎样获得现代动员能力呢？其中一个基础前提是：全体民众具有现代民族意识。

只有平民百姓都有了现代民族意识，他们才能明白国家已不再是哪一个帝姓的“王土”，不再是哪个将相官吏的势力组合，也不再是各种士族、宗族、家族的松散聚集。

而是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和所有人的共同体。

只有民众具备了这样的意识，他们才能舍弃当兵吃粮、拿军饷打仗的旧时观念，才能意识到参军是为了捍卫整个民族的生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因此才能接受被动员的召唤，才能被组织有素。

要不，旧时总共不过十几万的八旗兵又怎么能打败拥有两亿人口的大明王朝呢？那根本是因为这两亿人口是分散的，无法动员的。

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今天中日足球之间的差距。许多人常自嘲说咱堂堂14亿人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这种逻辑是“想当然”。人多是不假，但你知道具体到“足球人口”有多少人吗？国际足联2015年统计数据是日本110万人，中国2.5万人，不及日本的1/40。日本早就将专业足球训练融入进了小学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中，球踢不出来就分道去考大学。中国足球呢？多数都是收费不菲的社会体校，没多少义务教育不谈，这种散兵游勇式的社会体校情形特别像当年国军的“抓壮丁”模式，那怎么去跟他国一个全民充分动员的系统比拼呢？又有多少家长肯花钱还赌上孩子前途能“踢出来”呢？

人多力量大是一回事，实际能不能动员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人就不能被普遍动员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现代国家。

相反的例子，是当初北美13个殖民地之所以要同管辖它的大英帝国打一仗，正是因为那些最早由欧洲各国移民组成的人们开始有了一个叫“美利坚”的共同的现代民族观念。正是为了一个叫“民族”的东西争取自己的独立权力与利益，13个殖民地才联合起来，才甘愿付出他们的鲜血。

在古老的东方大陆，完成这个程序的是同样是对外抗争。

正是回应日寇的残酷杀戮，正是寸寸河山寸寸血的苦难奋争，在大江南北催醒了每一个人的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自1935年起，伴随着《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华夏大地上的迅速传播，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震撼悲歌让“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深深地根植入了亿万民众的心灵之中。

十四年的浴血抗战，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凝聚起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并将它普及到各个四分五裂的政党、军阀、地方宗族、边陲生民直至华夏大地上每一个人的信念之中。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了，“我是中国人”的现代民族观念普及了。

十四年抗战难以承受之重的巨大牺牲，既是培育“中华民族”观念的苦难摇篮，也是生长一个现代大国无法避开的第二劫。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行之至此，要建成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还必须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做出一件三千年未有的无情巨变。

这就是获得现代动员能力的另一个条件：

取消地主阶层。

八、

谈及“消灭地主阶层”这个历史事件，有多少人赞美过它，就有多少人责难过它。

无论是赞美也好，责难也好，那都不能否认“取消地主阶层”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无可回避的理性一环。

帝国社会运行的核心秘密并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科举考试胜出者，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官集团，管理着朝廷各部与地方郡县政府；科举落第者与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则构成了地方乡绅及宗族族长，他们既非朝廷委派，也不拿朝廷俸禄，却自然而隐形地管理起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这就是乡间的地主阶层。

这两批儒家知识分子实质性地控制着帝国社会的运行，一般来说可以维系个两三百年。等到他们腐化到一定程度，土地兼并、官僚系统的膨胀与僵化就会特别严重，民不聊生之下，便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重新遴选出新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

新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于是又像毛细血管一样重新延伸入一个新生王朝肌体内的枝枝叶叶，再次启动帝国社会。如此循环不息。

地主阶层，才是真正掌控帝国的隐形朝廷。

他们统治着帝国社会的主要人口，收割着帝国土地出产的主要财富，成为横亘在王朝政府与社会躯体之间的中介层。

但要获得现代动员能力，就必须使得社会的最小构成单位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阶层、宗族、家庭。

在现代社会与个人之间不应当有任何中介，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

实际控制广大乡村的地主们不但是获得现代动员能力的障碍，也造成了现代社会启动工业化的最大困扰。

这就是黄仁宇的发现。他看到国民党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财政上的枯竭。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沿海关税、盐税、消费税等，但随着抗战深入、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内地后，所有财政收入顿时化为乌有。

国民政府不得不采用实物方式征税，过程混乱不堪。更麻烦的是，由于之前国民党并没有实质性地统治到乡村，所以征来的土地税从一开始就微薄得可怜。

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财政已经在事实上油尽灯枯，根本无力承担一场新的战争。

黄仁宇由此得出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只是徒具一个现代国家上层结构的外壳而已。

它就像是舞台模特亮相的一件衣裳，而社会主体还是从前那个穿长袍马褂的身体，还是类似于黄仁宇说的那种“明朝与清朝并不是我们今日所公认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由无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

经过地主阶层这个中介，国家的税赋就永远被局限住了。平时连应付社会运行都吃力，一旦遇到大的战争，就不得不设法增税，增税时再被层层贪扣一番，往往就免不了农民破产、社会衰败。

更糟的是，大清亡后，北洋与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力进入乡村，地主大爷们又不鸟它们，所以连原来并不充足的田赋都收不到了，而当时现代税种又不多，导致北洋政、民国政府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始终伴笼罩在“行将破产”的阴影下。

这也不能怪地主老爷们。因为没了朝廷与天命之子，信仰传统伦理的地主阶层凭什么支持现代政府的洋玩意呢？何况省了税赋还能更多地囤积地主们的私人财富。

所以不取消地主阶层，国家税收就没法大规模增长。据黄仁宇先生统计，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人均田赋是大清康熙时的8倍；有商业等其它税种的威尼斯，人均税赋竟然达到了同时期的大明王朝的200至300倍。

一个农耕大国要转型现代社会，初时若不依赖土地税发展工业的话，路就很难走了。

黄仁宇先生举例说，即便是海洋国家的“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早期，其田赋收入之大宗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

他说：“大凡一个待开发国家……一是初期存积资本艰难。几个世纪之前，先进国家尚可用向海外发展，用开拓殖民地、贩卖奴隶、发动战争、勒索赔款的方式存积资本，此等方式至今都不适用，而且大陆尚得不到国际援助。”

事实上，直到21世纪初，当工业化规模已经相当大时，我国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了农业税。

无能从获取现代动员能力来说，还是启动一个社会工业化所需原始资金积累来说，“取消地主阶层”都是历史演化内在动力。

顺着这样的思路，黄仁宇同时就发现毛先生领导的“土改”革命，实质是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下层结构建设。

黄仁宇感叹说：“虽无法精确统计，但估计土地改革过程中有数以百万地主丧生”，但他又认为那是不得不如此的历史选择，只能“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

而国民党既没能力将触角伸入乡村，本身运行也离不开地方军阀、地主乡绅支持，它自然就不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合适人选。

这就是隐藏在“土改”革命、国共内战背后的历史逻辑。

“土改”革命与“国共内战”导致的千百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也就成为了生长一个现代大国必然发生的第三劫。

在惊醒两千多年的老大帝国之后。

七、

在生长一个现代中国的条件相继具备之前，它需要一个热启动。

这个热启动，必须让分分合合循环两千多年的帝国社会上下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改朝换代”的古老历史叙事里继续循环下去了。

与许多人在学校课本里学到的认知不同，这个热启动既不是西方文明碰撞下的两次鸦片战争，也不是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还不足以真正动摇到彼时社会精英的精神信念。朝廷还在，儒学依旧福泽绵长，打开区区几个港口又算啥大事？毕竟历朝历代由“海禁”引发的华夷纠纷又不是第一次。就算是京师陷落、咸丰帝跑到了热河，圆明园等皇家三山五园被大肆焚烧，那也仅仅是蛮夷祸乱中原又一历史事件而已。这种事是可以在历史里找到类似解释的，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就不说了，大明崇祯帝不也是在内忧外患中自挂于煤山吗？

鸦片战争，仅仅只是让天朝的运营阶层——儒家知识分子群体认识到了“坚船利炮”的厉害而已，它依然属于器物层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社会主张背后，仍然是对儒家礼制仁政的骄傲与坚持。

而另一个作为历史分水岭事件的“辛亥革命”呢？那其实仅仅是一个热启动之下顺势发生的必然结果呈现而已。

真正惊醒天朝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让他们意识到华夏文化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从昔日的“遣唐使”，到大明时的倭寇，扶桑人民一直被定义为跟在天朝后边讨饭吃的流浪汉，一向不被“天朝上国”放在眼里。然而就是这些昔日看不上眼的蕞尔小国穷学生、穷邻居，居然一举覆没了堂堂天朝的整个北洋水师。

巨额的赔款，割地求和的耻辱，深深刺激了华夏大地上的儒家知识分子。

本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大清洋务运动开始，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引入作为西方器物的“坚船利炮”，何以会有这种做梦都想不到的荒诞局面呢？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世间无处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这样激愤的诗，是当时整个社会知识精英的普遍情绪。

于是大批大批的儒家知识分子先后东渡扶桑，考察日本社会。而深入考察、分析、思考的结果，更加震惊了大清王朝的知识精英阶层：日本整个社会的上下学习对象，从朝廷体制到民间教育科目，都早已就不在“天朝上国”的儒家礼仁宗法了。日本业已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学徒数十年。

在无情而冷酷的事实面前，天朝上国的残梦再也做不下去了。

天朝需要作出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洋务运动，不再是形而下的物质，而是整个儒家信仰、祖宗宗法体制、社会形态都难以为继了。

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现代国家的种子开始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萌芽了。

甲午战争，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劫。

六、

集齐一个又一个条件，艰难跋涉在现代大国之路的中国在踏上平坦通途之前，还面临着一个天堑。

如果以1970年代为中点，向前后各延伸十年，这个天堑就可以被我们清晰地看到。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犹未解冻，中苏交恶导致的中苏关系越趋严峻。苏联不但此前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销毁技术图纸，终止双方所有经济合同，后来更是陈兵边境，驻兵蒙古，直接威胁中国华北。

随着乌苏里江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先后发生大规模武装，中苏爆发全面战争的浓重乌云一度笼罩人们心头。

之后苏联推动的亚洲隐形体系，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

北部，苏联亲自出马，以50个师庞大兵力列阵中苏边境；南部，一心吞并整个中南半岛、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开始与苏联结盟，形成了对中国的挑衅；再加上藉由阿富汗政变、伊朗革命，苏联势力进入西部，从而隐隐完成了对华战略合围。

比有形的安全战略困境更急迫的是，从大清王朝主动闭关自守、错过世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着被孤立于外部世界的巨大历史风险。

如果不能打破孤立窘境，尽快融入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也许之前为了建成一个现代大国所付出的所有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与赢得的一切条件，都可能在旦夕之间付之东流。

“在所有这些事态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联、越南结盟对中国威胁最大。”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美国作者傅高义写道。

1977年7月，越南已占领老挝；在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合作的背景下，1978年底，随着旱季的到来，越南12万大军大举入侵柬埔寨，随后很快占领金边，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它企图吞并整个中南半岛的企图，并进一步将这种威胁推至中国边境。

不听劝阻的越南再次陷入战争泥潭。

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成功地解除了苏越结盟对中国形成的战略威胁，也打破了再次孤立于外部世界的历史风险。

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时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新中国建国后对苏联的“一边倒”，第三次则是融入全球化。

换成类似于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经于上世纪80年代完成，那之后的中国已经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也就是说，从甲午战争引发的心灵震撼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真正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成功！才真正能够以经营性质上的管理技术治理国家，能够以理性、数字化、货币化、详细的统计实现社会管理，而不再是以道德情感或宗教去模糊地维持一个社会体系运转。

这是一部真正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歌。

其中隐藏的无尽悲欢、屈辱、忍耐、奋斗、智慧、牺牲、等待，都是为了这个伟大文明能够在一个突然遭遇的全球化时代存亡继绝，继往开来。

这绝不是能够轻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即便时至今日，印度、中东、非洲、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仍然有很多社会无法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那也就意味着无法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

回头看，十年中越战争的国际大背景是“美苏冷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但成功解除了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资本、产业与市场也在那个时期开始加快了对华开放。

又过了十年，2001年这一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因此可以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破了当时中国被孤立的战略窘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对外开放进程、融入全球化的作用。

它于是就成了生长一个现代大国的第五劫。

在加入WTO 十八年后，又一座大山横亘在中国面前。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美国社会对华情绪的历史性质变。

五、

贸易战只是一种主要的征兆，在它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美国社会上下已经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敌人”。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敌人有很多，但“首要敌人”在其每一历史时期都有且只有一个。一旦美国设定好“首要敌人”，它就会动员全部资源进行进攻，不择手段。

按历史时间顺序，我们来看看先后成为美国“首要敌人”的国家有哪些。

争取独立期间，它面临的“首要敌人”自然是作为13个殖民地宗主国的大英帝国；

扩张疆土期间，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北美洲的殖民者英国、法国、西班牙等；

进入国际权力角逐时期，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全球霸主大英帝国；

走向全球霸主时期，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欧洲的纳粹德国与亚洲的日本帝国；

成为超级帝国期间，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与之争霸的前苏联；

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帝国期间，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经济上急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政治上试图统一起来的欧盟；

主宰全球事务期间，它面临的“首要敌人”一度是极端穆斯林组织的恐怖主义。

一个只有200来年历史的国家怎么先后会有这么多“首要敌人”呢？这是因为，美国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一定需要一个“首要敌人”。

关于美国的国家文化基因，在早前的文章里我曾详细地分析过。

简而言之，美国这个国家的内核起源于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移民，清教徒精神与意识深植于这些北美移民的记忆深处，并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集体人格，体现在他们行为中。

与早前的基督教徒否定现实世界、一心只想去“天国”的出世观念不同，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清教精神”是入世的，它主张改造、主导乃至统治现实世界。清教徒认为，上帝弃人间而去，莽莽荒野，人类孤独无助，艰难求生，撒旦化作了人的模样不断作恶，这个世界没有最后的守夜人，没有一个公正的力量可以主持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生存还是毁灭几乎全靠自己，人类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与意志去战胜邪恶，上帝的惩罚才能得到体现。相反，如果无法战胜邪恶的话，那么人类就要承受邪恶施加的一切后果。

所以，在美利坚民族内心深处，他们坚信一定有一个主要的“邪恶力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深藏于清教徒精神中的信念是：“上帝的选民”要去战胜它。

这就是为什么在好莱坞电影里，类似超级英雄打败邪恶、一次次拯救家园的剧情泛滥的原因所在。那其实正是清教徒与撒旦作战的幻想曲。

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幻想与自我期许之下，不论是大英帝国、德国、日本，还是苏联、中国或者哪怕是想象中的外星球异类，清教徒的剧本不给自己找到一个“邪恶敌人”是不会罢休的。

最终，借助于一战、二战时的后发制人以及冷战时对苏联的釜底抽薪，由一条清教徒的美国寻找“首要敌人”、统治并改造世界的历史隐线就跃然纸上。20世纪的所有主要序曲、高潮、尾声，无数大大小小的关键冲突与事件大多是围绕着它发展剧情的。

清教徒美国也确实改造出一个它主导下的秩序星球：国际贸易规则WTO、国际流通货币美元、国际最多债券、国际能源基地中东、国际唯一超级军事集团北约、国际最强航母编队、国际社会秩序组织联合国，这些林林总总改造与统治现实世界的武器相继出现，且全都置于美国掌控或制约之下。

当大英帝国被拉下马、法西斯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崩溃、前苏联在冷战中败下阵来，当中东强人萨达姆与卡扎菲相继被推翻、最后一个可以印证清教徒对“撒旦”剧本设想的塔利班组织也在“9.11”事件后被荡平，当21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逐渐失去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转变为主要大国之一时，为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清教徒美国到哪里去寻找下一个“首要敌人”呢？

所以到了今天，当全球又有一个大国被它设定与瞄准，实属必然要发生的历史事件。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惊讶。

正因为中美文化基因对世界的认知逻辑完全不同，自我期许迥异，双方对中国的定位就必然形成一个心理错位。

四、

在清教徒的文化基因支配下，美国的自我期许是维持全球唯一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它对中国的定位就只会是一个下游产业转移承接国、一个在西方文化与制度影响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次要传统大国。

但中国的自我期许是独立自主，是恢复并享有作为全球主要传统大国的尊严。

这就在二者间天然埋下了隐性冲突的矛盾。

在这种心理错位下，清教文化在20世纪种种实践所赢得的美国记忆，中国为恢复全球传统大国尊严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强化这种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核心目标就是全力保障稳定的发展环境，尽力把握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因此在所有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外交事件中，中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温和的化解之术，微妙而小心翼翼地避免中美面对面的直接对抗。

即使在1994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南海领土争端、钓鱼岛事件、中印边境对峙等复杂局势面前，中国每次都被逼到墙角了，坚持“斗而不破”的对美策略也仍然是所有洞悉时事者的普遍共识。

中国只有用战略上的隐忍，才能换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时间。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次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公就如是说道，他也因此留下了“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等24字的对外策略遗产。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点都不意外，中国身边的东亚、南亚格局也深受美国左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为了确保美国霸权不过早衰落，日本投入大中华圈怀抱的远景是被严重忌讳的。事实上，若不是美国利用钓鱼岛等事件从中阻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曾一度接近洽谈完成。

但中国终究还是守住了阵脚。

同时，外部世界的变化也间接地缓冲了很大一部分美国对华压力，延缓了中美直接面对的时间，这包括两次海湾战争、“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美俄在中东及乌克兰的角逐等等。

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深度与广度不断推进，随着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相继撤兵，心理错位下的潜藏矛盾在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清教徒文化基因下的对华猜忌情绪在一日一日加深。

大约在2010年，即便是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基辛格也如是写道：“即便完全坦诚地阐明中国下一阶段的政策，我们仍然很难确信这是中国世界角色的最终定论，也难以想象该论断会否继续面临考验。更年轻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崛起的精英……会把自己的经历注入世界观和国家发展愿景中。”

美国逐渐相信，中国已经在科学技术、工业制造方面快速地缩小了与西方差距。他们也发现，比那些拥有某方面先进科技与制造能力更难让他们接受的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密集的工业门类还十分齐全。

从一般的民用轻工业类，到关系未来的生物、信息、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行业门类，中国工业几乎是无所不参与。

这与日韩、印度、甚至是俄罗斯带给他们的心理与现实情绪完全不同。

日韩几乎没有航天科技、尖端武器制造能力，印度也差不多。俄罗斯则基本偏重于军事上的重工业，民用工业很薄弱。

中国就不同了。我们不但能生产打火机、球鞋、衬衫、咖啡、洗发水、家具、玩具等廉价的生活用品，还能制造出高质量的空调、冰箱、电脑、手机等高端电器，甚至是汽车、高铁、飞机、坦克、航母、卫星、火箭、太空飞船、核弹、发动机等多种重工业产品也统统能生产无碍。

而且我们中国人工作还特别勤奋，效率还特别高，速度还快到不可思议。比如说印度人在规划边境修条公路，磨磨蹭蹭地规划了三年、动工三年还没见个影子；而中国人在环境更恶劣的喜马拉雅山脉下修路，几个月就能通车了。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的工会可是正在忙着不断强调个人权利与享受、不断争取更长假期、不断提升工人福利呢。

与此同时，中国的块头还特别大。中国疆域面积是整个欧盟总和的两倍。并且还人多势众，人口达到了惊人的14亿，连美国、欧盟整个西方世界加起来也抵不上啊。

照这样勤劳地忙碌下去，西方人估计会思考他们如何定位自己吧？

所以即便中国一再努力设法矫正这种心理错位、一再软化与缓和这种潜在矛盾，那也只是推迟中美面对面到来的时间而已。

早在贸易战之前，美国就已频繁地释放对华猜忌情绪了。但美国在背后推动的“周边国家”作用一直没发挥出来，尤其是印度这个猴精，它在中印对峙中几乎是演了个空城计，将美国承诺并输送的高额利益榨取到连汁都不剩了一滴，然后就把事情荒废在一边了；菲律宾则见风使舵，一碰就退；韩国有倾向中国的意图，而日本虽然表面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紧跟着它跑前跑后的，背后实则是在期待着坐收渔翁之利。

面对美国投放过来的战略压力，中国则通过多样化的应对策略予以一一化解了它们。美国所期待的中国周边“有事”一直没有真正地化为现实。

最终，美国选择自己亲自出牌。

至于说什么人种肤色、文化、宗教与制度差异、贸易逆差等等，那只是个借口罢了，好比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人说有个士兵丢了。

如果真是那样，它以前又为什么非要把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拉下马来呢？它们不是同文同宗的亲戚吗？

以此观之，无论中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是改变不了眼前矛盾的。

大象无法隐藏，狮子难以低语。中国仅仅由于自身长得什么样、自我期许如何、来到了哪里，就已经天然地无法回避中美双方心理错位带来的现实挑战了。

贸易战背后的美国社会情绪质变，是清教文化基因设定“首要敌人”的现实逻辑，也是一个现代大国成长至今日必然遇到的第六劫。

那么，中国累积至今的社会内容质量，能否抵挡住世界头号强国施与的超强压力呢？

三、

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分别约是美国的8%、欧盟的9%；而到了2017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奇迹般的跃居为美国的约66%、欧盟的100%。

因此从“富强”的这个“富”字上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大，只要这样发展下去，在货币资产上迟早会超过美国的。

但是，块头和总量可以超过别人是一回事，是不是“三高”附身的虚胖又是另外一回事，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曾经名列世界前茅。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功课之一，也是面临的最现实的历史任务：掌握关键工业的核心制造技术，逐步形成核心创造能力，将一个现代大国工业化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通俗地说，就是不再甘心只做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个“代工国家”，辛辛苦苦地赚取微薄的血汗钱，而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源、市场基础之后，开始尝试从中下游工业社会向中上游攀登，努力转型为具备核心创造、制造能力的源头工业国家，并去跟主要的发达国家竞争。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一户劳力很多的大家庭不想一直做长工，而是尝试做自己的“地主”，拥有那些只有“地主”才能拥有的“肥沃土地”——关键专利、核心技术、品牌资产、主要销售利润以及遍布全球的市场等等。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何况是地球村的一户家里劳力最多的“长工”想变成“地主”这种事儿呢？不付出代价不可能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转型同样是一场巨大的隐形革命。

虽然中国在走向一个现代大国的路上，经历过的劫难、尝受过的苦楚、付出过的代价都已经足够多，但这并不代表着轻舟已过万重山，也不意味着现在就不会再遭劫难。

一个江湖剑客要修炼一套高明的内功，修炼的层级越向上越难。在郭靖上华山论剑之前，在张无忌上光明顶力战六大门派之前，在令狐冲并肩任我行、向问天上黑木崖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科学院于2019年初援引《韩国国家战略技术水平评估》的报告显示，在10大领域、120项国家战略技术水平方面，除了在航空航天领域达到追赶美国、接近持平欧盟、领先日韩之外，中国在其他9个关键领域仍然全部处于“追赶”的阶段。

这10大领域是：电子、信息、通信；医疗；生物技术；机械、制造、工程；能源、资源、极限技术；航空、航天；环境、地球、海洋；纳米、材料；建设、交通；灾难、灾害、安全。

报告的结论是从2017年算起，按照中国现在发展速度，中国要在这120项技术上达到美国现有技术水平，尚需33年——前提条件是美国原地踏步，停在那里等中国。

美国当然不会停下来，所以中美之间这33年的“技术落差”可能会保持很久。

可以想见的是，中国要在核心技术上追赶上美国，这个“很久”不会低于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看起来很长，不过以大历史视角来说，数百年时间也不过只属于一个阶段，这点时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

以中国的十数亿的人力资源、庞大的经济总量、巨大的市场规模、儒家文化基因下的聪慧大脑、勤劳进取的民族性格，当它们聚合起来合力驱动中国向前时，它千军万马般呼啸而起的巨大加速度惯性，是足以追平技术上的鸿沟的。

前提是，内部保持足够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外部没有大的战争。

只要不动荡，中国就能追赶上这个核心制造、创新创造的关键落差。

赶路遇上风轻云淡的好天气？这样的好运气当然并不总是有。

因为正如在中国国内再度开始兴起研究《论持久战》一文的热潮一样，美国这次对华采用的策略也是“消耗战”。

“诱导性的消耗策略”一直被美国娴熟地运用，可谓屡试不爽。在一战中，美国曾经在等待欧洲拖衰当时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之际才出手；在二战中，它一样是等到欧洲大量消耗纳粹德国、亚洲大量消耗法西斯日本之后才加入，那时战争双方都已经筋疲力竭、而世界大战也步入尾声阶段；在冷战中，美国更是将这种诱导性的消耗策略发挥到了极致，用高投入的“星球大战”、局部“代理热战”拖垮了前苏联。

所以，中国今天要赢得这次贸易战背后的美国社会情绪质变，必须要有极大的战略隐忍耐性。

而忍耐，恰好是中华民族显著特点之一。

在忍耐中同时努力更开放地与全球主要国家合作，更深入地在科技、经济、文化上交流互动。

虽然困难重重，但在度过了艰难的前五劫之后，相信只要全社会上下不骄傲自满、不麻痹大意，一直这样团结与奋发图强，就一定可以渡过这个因美国清教文化惯性及其现实记忆而起的第六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但艰难地渡过第六劫的考验，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赢得了未来。

二、

因为从一个传统王朝社会向一个现代大国转型，中国面临的真正历史性的根本挑战并不来自于外部。

而是生长于内部。

当然化解起来也远比外部挑战要难上数倍。

这种挑战，也绝不是仅仅凭着整个社会上下只争朝夕的拼劲、几代人的奋发图强就能够解决的。

它由两大因素造成。

第一个因素，是深植于传统社会体内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基因。

想必任何一位真正熟透华夏文化与中国历史的人，都会隐隐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一切来自中国外部的挑战也好、敌人也好、竞争者也好，其实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打垮我们。

如果看中国的历史与地理，就会发现从古至今，中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内外冲击，在忧患之间起起落落，但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大致相同且外延不断放大的文化与疆域，依然能够一次次自我崛起，朝气蓬勃。

真正能使我们沦陷的，从来都是我们自己。

自秦汉帝国起，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在自身的内部危机中衰落，随后又在巨大生存危机中再次崛起、繁荣，然后又在自身危机中再度衰落。

其反反复复的程度，有人称之为“历史周期律”，有人则认为那是中华文明自身挥之不去的“宿命”。

现在的疑问是：这种过往历史一再循环呈现的文明本身的“宿命”，是否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画上休止符了呢？

可能是。也可能没有。

社会本身还在演化，历史还在行进，身在其中的我们很难给出“是”或者“否”的回答。

但我们必须对大历史可能隐含的连续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必须对过往历史呈现出的清晰逻辑保持足够的敬畏。

因为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文明内容与表现方式固然天差地别，但文明的内容与形式毕竟只是一个社会的“身体”，而历史与文化传统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你所知，灵魂常常深入骨髓。

当中国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王朝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即便从甲午战争觉醒之时算起，至今也不过120多年，近现代中国的现有时间仅为古代中国的1/20，谁能肯定就已经切断了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基因中那种兴衰的连续性了呢？

何况历史演进本身就是谜一样的山重水复，若要寻找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模糊相似的身影，又何尝不能像“梦回大唐”一样仿佛在哪里见过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中国是幅员辽阔的统一封建农业帝国，如今则是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工业共和国；从前中国是由信仰“大一统”儒学意识形态的儒生群体治理社会，如今则是由信仰同一意识形态的党员群体担当社会治理者；从前造成社会繁荣的一般是新王朝开始阶段的社会清明、前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如今的繁荣富强则是来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平等、革旧布新与几代人以来的步履不停的奋斗。

形式虽是大不同，历史的身影却有熟悉感。

因此对于中华文明中挥之不去的昔日宿命，就不能对之视而不见。

研究历史的人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古代传统社会一到王朝中期就必定骤然衰落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可知来自三重危机：民间土地大量兼并（财富集中）、官僚系统急剧膨胀、吏治系统性僵化与腐败。

在传统社会，这三重危机总是在大致类似的时间长度内定期出现，周而复始。

这种病变根植于文明体内，在历史与文化的巨大惯性下不断潜伏、生长、循环，每一个王朝社会除了被逼破产重来之外，别无它药可救。

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必定伴随着长期的社会动荡与超高的平民死亡率为巨大代价。

至于触发这三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有人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它，有人用“儒家道德”的空谈误国来解释它，有人用数代之后的帝王将相逐渐“纨绔化”来解释它……然而至今为止，不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有明显缺陷，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如果历史确实隐含着未知的内在逻辑，那么现代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内生出了一种对付传统社会病变的自我免疫能力了呢？

在继承伟大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时，我们是否业已从中涅槃新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从根本上避开那曾经不断循环出现的历史危机征兆了呢？

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能承载的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性根本挑战的第一个因素。

一、

第二个因素，则来自于一个现代社会本身必然具有的属性。

中国近现代史已经用广泛的实践深刻地证明过了，只有普遍释放人性中的欲望，调动起人们对自身利益、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逐，才能获得经济蓬勃发展的持续动力，才能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也才可能造就一个繁荣的现代社会。

然而，当潜伏在人性中的欲望一旦被普遍释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同时激活了人心中蛰伏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魔鬼”。

蓬勃的经济生活必然隐含着人心之恶的四处开花。

逐利者不断越过人性良知底线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资本与权力的腐败以及它们的结合就会频繁发生。

前者例如假疫苗案例、幼儿园虐童案、某搜索网的假医院案、产品严重注水的公司恶意上市套现等，后者如这些年来触目惊心的大小腐败案例。

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

它其实也早已为马克思所洞悉与抨击：“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可是在收获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富足人民物质生活的诸多利好之后，也不能把一切问题全都赖在资本、市场经济与权力的头上。

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嫌弃它屎尿骚。

因为在这种人类社会通病背后，本身就隐含着了一个哲学问题。

按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当一个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他的生命就必须要去实现某种价值，他的心灵世界要得到一种终极价值的支配，使他的生命活得充实而饱满。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支配人们心灵的这种精神价值，曾经是革命与乌托邦年代的“道德理想上的纯情”。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这种革命与乌托邦年代“道德理想上的纯情”被消解后，社会逐渐在事实上普遍默认：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几何以及他在社会关系中的影响力大小，常常来自于他拥有财富的多少。

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精英群体内心深处否定以权谋私的正当理由就会模糊，一般逐利者作恶的约束力就会松散。

须知推动一个社会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扩散的，是现实世界里的大规模行动实践、而非教科书上的主张约定。

于是，那些革命与乌托邦年代曾经极力反对的不少东西就容易换个面具卷土重来。

要约束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回到一些老前辈念念不忘的“那个清白年代”，曲折的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了没有回头路可走。

有且唯有的方法，除了社会法律与组织制度上的建设，就是在用释放人性欲望作为现代社会的“硬驱”之外，同时给它安装上一套杀毒与安全防护的“软驱”作为支撑。

其它现代国家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形的呢？

支撑欧美社会的“软驱”是基督教。

若是依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是诞生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过程中的。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的母体，基督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一些资本主义的恶，或者说这个母体能够给予它一定的免疫能力——这就像家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管好小孩一样。

宗教不可能制止所有恶的发生。但它还是能够对人心之中的恶一定程度上有所抑制、有所化解。

而“有所”二字，已经是人类这种生物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极限。

但欧美国家这种制约现代社会之恶的“软驱”，对中国并没有多少参考性。

两三千年来，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一种崇尚道德的儒家文化，讲究的是入世的修身，孔子自己就“不语怪力乱神”，谈及生死问题就说“不知生，焉知死”，基本可以说是一种“无神论”，鲜有“有神论”的文化基因。

不要说未曾广泛引入基督教，哪怕基督教像从前的佛教一样在中国遍地开花，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知识阶层的普遍心灵。

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早就揭示了这一点。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虽然一度“南朝四百八十寺”，但只有被改造成儒家化的“禅宗”后，它才被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接纳。

那已经与原生的印度佛教迥然不同。

所以作为一种“软驱”，西方社会对付资本与市场之恶的基督教，不具备在中国生长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出发点还得回到中华文化圈，从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基因来思考这个问题。

以儒家文化可不可以直接作为制约现代社会资本与市场之恶的“软驱”呢？

黄仁宇先生曾浮光掠影地以几段文字简略提过这个问题，虽未具体深入，但他的答案就是儒学。

他并且以新加坡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功作为他这个判断的依据。

我不能同意或者否定黄仁宇老先生的答案。

以血缘伦理、家庭家族、礼义纲常为根本的儒教，如果以它作为制约现代社会欲望之恶的“软驱”，很大可能会重新造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反面内容——权力家族化与门阀化。

事实上，新加坡就有这个模糊的影子。

且不论事实如何，作为一个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一般中等城市例如无锡的1/6、一般省会城市例如成都1/20的迷你国家，新加坡小城市式的社会内容本身是可控的，它产生的任何社会危机及问题都尚在触觉之类，鞭长可及，完全不可与中国之大同日而语。

学习新加坡的“硬驱”在中国取得良好效果，并不代表复制新加坡的“软驱”在中国就一样可行。

如果一定以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国家做比较，日韩倒是比新加坡更适合的参照物。

有一种说法是“唐宋在日本，明清在韩国”，这话不无道理。韩国对“宋明理学”继承的非常好，其深入韩国社会的程度绝对不是历经“五四运动”、“文革”的中国大陆所能比的。“宋明理学”最讲“三纲五常”，所以韩国也是东亚社会里最论资排辈的国家，比如在韩国足球运动员中，年长一点的大哥对年轻小弟伸手一巴掌、抬腿一脚很常见，小弟也会欣然接受，视之为当然，这在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的中国很难被接受。

因此可是说，与新加坡一样，韩国现代社会的“软驱”也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

这样的韩国社会，“软驱”效果怎么样呢？

很糟糕。

韩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财阀社会”，几近凝固。各大财阀家族形成的特权阶层，几乎掌控了韩国社会的一切，不但凌驾于一般人之上，而且凌驾于法律之上，深层次的社会气压几令平民透不过气来，自杀与丑闻事件层出不穷，从多任总统、众多明星到一般工薪阶层。

这很像中国封建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系统性僵化与腐败的情形。

建立在“宋明理学”基础上的“软驱”，不但没有真正起到制约资本与市场之恶的作用，反而在韩国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社会公权力被资本吞噬，形成了特殊的家族财阀阶层。

这是必然结果。先秦之后，经过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朱熹等人不断修改，儒学逐渐沦为一种强调帝命天赋、尊卑有序、三纲五常的统治工具。韩国家族财阀化的社会尊卑秩序就吻合了这一特点。

这绝对是我们社会未来要避免的歧途。

日本呢？

日本几乎全盘引进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政治制度的“硬驱”，却对西方宗教完全无动于衷；同时日本虽属儒学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表面上似乎也注重忠孝、义理、人情、礼，然而也不像韩国、新加坡那样以儒学精义为社会“内驱”。

在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里常常自相矛盾的日本人，其实可以在另一个西方裔日本人小泉八云的笔下找到解释，那就是日本的神道教：“无论是人的灵或神的灵，都分为几种的灵，各灵都有不同的性质。”

日本社会的“软驱”，正是它本土的神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