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乱的难点和困境

乱花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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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191111

今天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国内人士通过社交网络第一时间都看到了，包括西湾河警察开枪事件、暴徒当街焚烧阿伯事件，暴徒全城堵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四处纵火、大量街头殴打事件等。截至本文发布此时，旺角还有大规模的对峙。香港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

以下是本博今天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1、首先，许多朋友都说，每每看到香港事件的报道都极度愤怒，完全看不下去。其实，最能引起大家愤怒的，不是国旗等政治标识被侮辱，而是对路人/爱国爱港者的私刑殴打，对中资和蓝营商铺的破坏。其中，又以对伤害年长者最引起人们的愤怒。原因很简单：

其一，这样的行为性质是反人类的，践踏人类社会一切道义，触及我们良心的底限。

其二，围观“记者”的“尽责”拍摄、直播，享用人血馒头，却不出手援助，同样触及我们的道德底限，超出我们的理解。

三是整个城市的沉默，好比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种群体的冷漠让人觉得无法从道德和情感上理解和接受这个城市：这里到底住的是一群什么样的居民？大家看到的是同样的物事，为什么他们的道德判断与反应与我们如此不同？长时间的集体不作为，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得以横行，就是我们愤怒的原因。为什么内地人撑警，并不是因为维护国家主权之类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除却零碎的个人，他们是我们在香港能够找到的一束光，能够让我们相信，道德和正义在这个城市里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2、今天激进示威者/黑小将/暴徒搞的“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及大规模活动严重阻碍市民出行，是伤及市民利益的，一定会引起市民的不满，给运动“减分”。从黄营到蓝营的晚间新闻节目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暴力事件，因为这就是今天无可回避的主题事件。

另外，当街放火焚烧阿伯的事件极度恶劣（晚间在主流电视台上均有重点报道）——这是当街的蓄意谋杀，绝大部分市民，无论政治派别，这时都难以在接受。我不相信市民在经历、目睹这些事件会没有任何的触动，除非这个城市完全是由psychopath组成的（而这又是不可能的）。与大陆眼中的无穷愤怒不同，今天对于整个香港来说（请记住这是一个黄营占绝大多数、对运动十分同情、对内地政治制度/秩序高度抵触和恐惧的城市）——是“困惑”的一天。这座城市可能突然有些错愕，停顿下来寻思：到底在发生什么。难道年轻人真的是暴徒么？暴力是否真的太过分了？我们是否错了？能这样一直维续下去么？这个困惑，是一种“当局者迷”，作为局外人，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

作为当局者，被各种反警反港府（GOSAR）反中负面信息网密集包围，且自认为这些信息必然是真相，却非常难拨开迷雾。并且，他们对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香港归属于中国主权管辖的历史必然，中国政权的持续性都有完全不符实际的认知。他们是“混沌”的，看不清楚、不理解形势。香港处在一个“泡泡”里。泡泡里的这种混沌感，我们作为外界很难感知。从黄营报道和坊间一些反馈来看，黄营确实有些困惑的，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论和认知弄清楚（make sense）并合理化这一切。

3、那么香港会改变过来么？我认为不会改变过来，因为对这些处在“泡泡”中的香港市民来说，他们经历的代价还不够大，远远不够大（此点会在后面进一步论述）。

2014年占中为什么失败？因为当时激进反对派的目的就是围堵交通，阻碍上班，并企图瘫痪香港的经济中枢——金融。这是主流人群即中产及专业人士所无法接受的。运动触及市民利益，自然就推动不下去。

2019年香港运动，有几类活动短暂组织，很快也就放弃。一是占领机场，由于阻碍了本地及国际人士出行，造成负面国际影响，活动不得人心，因此难以推行（另外还有机场处于离岛，距离太远，黑小将活动后难以返城的技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堵地铁、和你塞，同样不得人心。因为触及主体市民的利益，这样的活动就很难继续。

今天（11月11日）黑小将重新诉诸这种行动，会伤及市民利益。我的判断是，他们如果发现势头不对，又会改变策略，复归在夜间或周末大闹的策略。对市民而言，他们的忘性很大，只要他们能够正常上班，过自己的正常生活，就会马上忘掉这些不愉快。不要忘记这个城市自私、冷漠的特性。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切都好。

所以，闹个一到两天，是市民可以“理解”的范畴，如果有错，也错在港府。然后，一个新的831事件出现，他们就会忘掉今天。而且，如果没有那位阿伯当街被烧的事件，人们今天甚至不会落入“困惑”的状态，而又集体谴责西河湾开枪的警员。

4、香港市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伦理境地。这种伦理境地在历史上其他人类社会也是存在的，即“最高的道德秩序要求”和“最低的道德秩序要求”并存。这种并存是一种精神和道德分裂，需要极强的、系统性的“心理防卫机制”才能化解。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理解，例如在今天的香港，切换到模式A“非政治场景”：香港市民仍然会要求在ATM机前和超市里必须排队，在地铁里不能吃东西，认为高声言语是不礼貌的行为，绝对不能随地吐痰等等。市民们仍会努力、谨小慎微地遵守、维护基本的市民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可以瞬间切换到模式B“政治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可以破坏地铁站闸机和各种设备，放水、在站内和车厢内扔燃烧弹；打砸银行，破坏全部ATM，在街头私刑殴打不同政见者；打砸破坏中资和蓝营商铺。

过去几个月内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力在政治模式里都可以启用。社会能够允许这两种模式的并存，当然会使人们认定：这是一个非常伪善、道德没有底限、表面文明背后野蛮的社会。对于本地人来说，他们只会找各种理由对暴力进行区隔（compartmentalize）和合理化（rationalize）——那是极端政治下发生的场景，不属于我们社会的正常秩序；年轻人的愤怒必有理由（emotional reasoning）；外部化：都是GOSAR和HKP的问题。还有一些不可说、更阴暗的理由：内地人是外族群体（outgroup）,素质低（dehumanizing）被打那是活该诸如此类。从屠杀印第安人、私刑黑奴的美国，到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德国，历史上这样的双重道德标准并行的案例并不鲜见。

5、激进示威者/黑衣人/黑小将/年轻人们也处在一个自我无法解决的“矛盾”境地。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维护市民对运动的支持，这就要求他们对暴力的边界做出明确的限制。另一方面，运动的暴力边界又无法设置，这是因为：

1）运动虽然有所组织，但更突出的是扁平化、离散化的特征，使得中心组织者很难控制边缘个体的行为；

2）这是一个群氓运动。年轻人为了“博出位”，在自己的群体里脱颖而出，确立自己的地位，都会希望尝试更加激烈的行为，将暴力边界不断推高；

3）这些年轻人的道德素质、社会意识、政治意识都惊人的低，对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没有概念，因此会做出不利于整个运动的行为（“即坏又蠢”）。在个别人士做出这种行为后，内部通常也会出现讨论和分裂。有的同僚批评，有的表示“不割席”。这个情况，使得运动不可避免的会不断出现过界行为，然后需要通过内部讨论、同僚劝阻来纠偏及控制。所幸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忘性非常大，，容错率特别高，“理解力”超乎寻常，心理防卫机制异常强大，对他们有社群亲情（看做是自己的“下一代”）、在立场上总体认可他们的行为，同时冷漠自私的社会。这就使得他们的行为能够被最大限度的容忍。

6、本博一直认为，香港社会是一个政治巨婴，正在经历一个学习和体验过程，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才能成长。那么今日（11月11日）的代价足够么？不足够。6月份以来的代价足够么？也不足够。只有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才能使他们发生顿悟、转变。

这个巨大的代价是：

1）严重的经济衰退，相当比例的人口出现生活困难的境地；

2）令人惊悚的大规模、灾难性的死亡事件。譬如整座楼宇被焚毁；巴士被攻击或轻轨/地铁出轨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员伤亡；孩童遇袭出现伤亡，等等。大家可以想象。需要一个非常惊人的事件或后果，才能让这个“当局者迷”的城市拨开迷雾，理解现实。现在还有没到那个时候。

原因：

1）像今天的“三罢”活动就是一两天的事，黑小将可以自我修正，避免这些行动；

2）放火烧市民事件是个可以避免的个别事件；

3）黑小将作为一个大的群体，实际上还是有意识的控制暴力，譬如在智利的案例，不几日整个地铁站就被焚烧。在香港，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他们的行动被有意识的限制在一些小规模的破坏范畴；

4）经济衰退是个中期事件，温水煮青蛙，不会带来市民的短期应激反应。

然而变数也是存在的，即上一条提到的内在矛盾：个别特别激进的、特别坏或特别蠢（“猪队友”）黑小将酿成大祸，造成人命伤亡纯粹只是时间问题。（本博的读者都应当非常清楚，每一次的事故背后都有无数个几乎导致这一事故出现的无数次有惊无险情境。一切只是基于概率的时间问题）。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香港社会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才能梦醒过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逆向思考，不妨想：“长痛不如短痛”，这个事件越早到来，越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大。

7、关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国内媒体经常指西方媒体对香港运动进行有偏见的报道。总体而言是对的，但也应该看到，最近个把月来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我印象中主要媒体包括彭博、经济学人、华邮、纽时、CNN都对示威者做了不偏袒或带负面性的报道。包括《纽约时报》刚刚发的一篇《Ugly from the Outset: A Day of Violence and Anger in Hong Kong》。读者可以放心的一条就是，西方社会虽然对中国带有政治偏见，并且可能很难一下理解内地和香港的族群政治（tribal politics）——尤其对于美国人来说——但他们是经历过西方文明的阴暗面即种族主义、排犹、黑奴的。他们联系自己政治、对号入座的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弄明白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而香港社会，是一个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被征服或统治的殖民社会。他们在西方的统治下，一个历史心理和认知障碍是一直不晓得如何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不能去审视和批判西方。对于极右/种族主义/民粹本土主义是西方主流政治话语处于低端、反智、“反动”的位置，他们是没有感觉的。对西方的心理自卑感使得他们不能从一个平等的地位进入并审视西方的政治光谱，而只能以非常表面的援引西方宏大政治话语为荣和自满。

8、关于GOSAR的表现：本博的观点是——不能寄希望GOSAR今天因为黑小将犯了错，火烧阿伯，堵塞交通，使得民间情绪有变化，他们审时度势，就站在了HKP的一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势而行。我不认为GOSAR不愿意止暴制乱，但他们非常依赖、受制于民情。感觉民情对止暴制乱有利，就更大胆的护警，更严厉的谴责暴徒，如果反对派的策略有所调整（甚至只是暴力目标和模式的调整），民情有所改变，他们又会相应调整，变得怀柔，甚至绥靖。五个月以来，如果说我们要总结GOSAR的特点，就是不稳定，不一贯，不坚定。缺乏执行力，且口径摇摆。所以不用对GOSAR寄予太多希望。本博一直希望理性分析，了解GOSAR所处的情景，而避免在大分析时做太多道德判断。基于这些分析，譬如3.5%，deep state，以及22年来GOSAR始终在关键问题上能获得北京派糖安抚的“机构式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使得他们缺乏行动的决心和意志。这些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能指望几个人改变现状。

9、关于HKP：我非常、非常同情HKP。实际上前几天我还梦见与HKP警员及家属聊天。可见潜意识对他们安危的关心。我相信的两点：

1）政治问题终归还需要政治解决，不能把维护香港秩序的压力都落在HKP身上。他们要面对极度敌对的媒体、非常不友好的市民及不配合的律政司、司法体系及律师群体。也不能排除HKP内都是友军。从今日西河湾拔枪警察在非常短时间内起底的情况看来，不能排除HKP内存在内鬼。但这不是对HKP的质疑，而是强调警员们执法的难度。

2）对HKP要提供无条件的、最坚定的道义及行动支持。官方舆论、微博上网友的留言，香港爱国爱港人士/港漂对他们的支持都会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知道自己有祖国的最坚强的后盾。我们要特别感谢香港一线对警员们竖起大拇指鼓劲的爱国爱港及港漂群体，希望他们持续坚持激励警员。

10、香港的年轻人们。2019年激进运动的主体其实非常清楚，就是年轻人。许多人非常年轻，从黑小将到“记者”，真的就是一群孩子。香港人看待这个问题和内地人的不同在于，他们可能是在瞬间发现：这个社会所有的年轻人突然揭竿而起！他们自己的孩子，朋友的孩子，小区邻居的孩子，要么义无反顾的参加到运动中去，要么激动的支持运动，对父母声嘶力竭地说：“爸妈，我们都是为了香港的未来。你们看到的不是真相。如果你是我们的母亲，就请支持我和我同学、同伴、兄弟姐妹的行动。我们不惜为了香港的未来付出代价。”

香港16~25岁的人口大概有100万之间。其中大部分都是本土派和激进派，对运动有激烈的看法，并且可能参与其中。其对应的就是200万的父母，以及更大比例的家属。这对社会的冲击是我们所绝对无法理解和体验的：整个下一代揭竿而起站到了现行社会秩序的对立面。他们争取影响的是他们年长、成熟后所要主导的社会的秩序和制度。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非东方传统的（强调个人主义、自由、权利、公民抗命），为老一代所难以理解和接受；他们采用的手段是激进的：不惜诉诸暴力，并认为这是革命的唯一出路。

老一代香港人无论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行为模式都没有办法理解、面对和应对新一代的香港人。当年轻人用非常情绪化的、暴力的手段做政治表达时，老一代无从应对。他们会瞬间被“劫持”，然后为了维护与子女的亲情关系，尽力尝试与时俱进，理解孩子的信仰，进入新时代，并希望能够支持孩子的事业。同时，在这个房价如此之高，上升前景如此有限的物质主义社会，家长们对孩子除了理解和同情，还能提供什么呢？

这是一个在社会存在深层次经济问题，东西方价值观交替冲突，代际隔阂巨大的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面对自己的年轻人，无法与年轻人寻求共识、和解的社会。

当年轻人打砸商铺、堵塞交通、破坏公物，滥行暴力时，也许香港人的潜意识在说：我们欠他们；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就让他们消遣吧。让他们把（我们还能勉强应付的）暴力作为宣泄的手段。如果有什么责任，也在社会，在GOSAR，在北京。对于年轻人，这些长辈何尝不是无奈、放弃和屈服。

11、到今天，港漂和内地人问的最大一个问题，不是香港社会为何会变成这样，而是中央政府何时会考虑干预。这是一个不能回避，且不可回避的问题。对干预和不干预，本博的看法如下。首先，干预可为“硬干预”、“不干预”和“软干预”若干种。

1） “硬干预”指在国家层面就主权/治权释法或立法、推动香港在本地立法（例如23条立法）、动用18条、出动武装力量等手段——这些都涉及一国两制敏感地带，确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一定会遭遇极大的本地民粹及国际社会反弹，一旦强硬施行，将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包括大面积社会动荡，危及香港金融地位，触发连带经济风险。硬干预必须考虑时机，在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的时候，硬干预不是最好的选项；

2）“不干预”：即不直接施政。不干预或不作为的主要问题是存在负面后果：

a) 始终不作为，对国内民意及士气肯定会有一定影响，广大爱国群众会问：为何国家不出手惩治香港叛乱分子、反中势力？为何不行使主权，不保护爱国爱港/港漂/蓝营人士的安全？为何不尽在自己国土上保护本国公民的义务？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一直不给出明确答案，很难不影响爱国人士对国家的信心；

b) 始终不作为，对居于香港的爱国爱港/港漂/蓝营人士会有直接影响：这批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巨大影响，每日都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中，他们亟需获得来自国家的帮助，也不愿相信自己会成为在本国国土上被迫害、被抛弃的“华人”。如果长期没有援助举措，他们自然希望能够撤离香港。如果他们也撤离了，将使我们在香港最可靠的政治基本盘被伤害、动摇和削弱，遭到极大伤害，同时还会帮助“排华者”实现他们的阳谋；

c) 硬干预有代价，但不作为也有代价。香港问题无论如何处理，一定会有代价，这是不可回避的；

d) 按照今天的局势发展下去，越拖到往后，解决香港问题所付出的代价会越大（因为两地的金融绑定会比今天更深、新一代人口的反中意识更强、爱国基本盘例如港漂还可能被削弱）。

因此，除了对GOSAR提要求，对HKP坚定支持外，也不能回避干预。如何进行软干预？本博以为，可以从两方面两项出手：

- “do less”：对回归以来内地出台的施惠于香港本地的政策进行酌情、适度收缩

- 对反中、脱中的机构，或不能对机构内反中、脱中行为进行及时谴责和惩罚的机构进行严厉反制。

今天写到这里。更多的在日后分析。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