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linsantu Intro 阅读、思考、观察、参与、生活。 最近受邀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收有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1.  养孩子这么难，你为什么还要生？ 2.  人工智能真的会导致人类灭绝吗？ 3.  西安石油大学宿舍一女生跳楼身亡，为什么大学生自杀现象频发？ 4.  女学生公交车上遭猥亵，民警提醒夏季着装要避免暴露，你怎么看？   之前的问答见： 《问答四则：母亲节、汶川、五四、青年节》 《问答四则：崔永元开卖、同志家长相亲、女德讲座、大学禁止情侣搂抱》 《问答四则：同婚还是废婚、适合在一起吗、伍继红事件、共青团管脱单》 《问答四则：处女情结、仲大军打人、物极必反、城市歌曲》   养孩子这么难，你为什么还要生？   养孩子确实是很耗精力和财力的一件事。粗略估算，女儿的到来至少让我多花了两年时间完成博士学业，对爱人目前的课业也有很大影响，这还是在两边老人轮番来美国帮忙的条件下。印象最深的是女儿半岁前后，夜里睡不安稳，唯一能哄她入觉的办法是抱着她站在厨房水槽边，打开水龙头听哗啦啦的流水声。一坐下就醒，一换手就醒，一关水龙头就醒。那段时间我因为睡眠失调虚胖了几十斤，到现在都没恢复回去；好处是抱她时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能读文献打发时间，脑子里积累了一大堆材料。爱人同样辛苦，老人更不用说，我妈和岳母都在帮忙带孩子期间生过病。   但是养孩子同样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看着她一天天长大，学会吸奶，学会吃辅食，学会翻身，学会爬行，学会咿咿呀呀，学会叫爸爸妈妈，学会扶着书架站起，学会颤颤巍巍走路，学会跑，学会分享玩具，学会安慰身边的人，学会画画，学会拼写自己的名字，学会问为什么，学会跟爸爸妈妈顶嘴，学会唱Let It Go，学会骑童车，学会用筷子，学会在爸爸妈妈生日时偷偷准备卡片，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不足为外人道的惊喜。   养孩子同样让我们有机会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发现自己的盲点。我曾写过女儿关于种族的一系列困惑如何促使我们反思（《林宝的身份政治》），爱人也写过她在观察女儿成长过程中收获的关于自由的体会（《在自己身上，捍卫一个自由美国》）。此外，记得女儿两岁时，一天忽然对正准备做饭的我说：「不要动灶台上的油盐酱醋，那些是妈妈的」；又对爱人说：「桌上的杂志是爸爸的」。她的无心之言令我们警醒，是否那段时间在家务安排上不够妥当，助长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作为男权社会的受益者，我深知自身惰性之强大，但女儿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时时照见我享有的特权，督促着我努力变得更好。   话说回来，我并不认为有孩子一定比没有孩子好，或者认为没有孩子的人生一定是有「缺憾」的。我相信美好的人生参差百态，不同的活法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与意义。就像如果有人问我：「搞学术这么苦，你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我能举出一百个例子，来说明学术研究为我带来的快乐与升华；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就比其它行业高明，也并不意味着其它行业的从业者不能从各自事业中获得幸福与意义。养不养孩子，道理与此相同，只要自身充盈、伴侣同心，无论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都能活得精彩。     人工智能真的会导致人类灭绝吗？   对于科技发展的方向及其社会后果，人们往往热衷于进行各种「未来学」预测，而事后看来这些预测又往往错得离谱（同时人们继续预测的热情绝不因前车之鉴而稍减）。对比一下二十世纪科幻小说对二十一世纪初科技水平与社会面貌的描绘，与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及其发展史，即可发现绝大多数关于未来科技的想象都过于关注科技本身，而忽略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力如何限制与引导科研决策与应用开发中每一个步骤的方向。   对人工智能的种种担忧也是如此。就哲学层面而言，当然可以借此探讨「意识」的定义，「智能」与「意识」的关系，「能够生成意识的高级智能」是否必然与「道德感」挂钩（从而导致「技术奇点」之后诞生的「强人工智能」——假如它真的能够诞生的话——出于内在律令拒绝「奴役」或「灭绝」人类）。但讨论者需要有对问题性质的自觉，知道这无非是茶余饭后打发时光的侃大山（或者是作为通往更深入也更枯燥的哲学讨论的铺垫），正反双方均无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测；若太把「骇客帝国」式的未来想象当真，甚至试图将其作为呼吁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特定政策的基础，便令人贻笑大方。   与此同时，现今对人工智能未来效应的讨论，与以往（从工业革命时代到互联网革命时代）的其它许多科幻想象一样，很大程度上缺乏对社会经济政治维度的考量。即便核武器的发明与全球气候变化这样对人类来说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其真正危险也从来不在于导致整体性的「人类灭绝」，而在于相关的风险与成本如何在人类社会内部得到分配（比如哪些地区将首当其冲遭到核打击，为保障核安全而建设的国际体系造成的政治副作用，全球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同影响，不同收入人群面临气候灾变时的不同脆弱性，等等），以及这种分配可能导致或实际导致的「社会问题」或「政治灾难」。人工智能研究同样如此：比如，它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失业吗，它的商业化应用会呈现阶层差异并加固这些差异吗，它会被用来强化威权政治吗，它的安全漏洞会超出普通人能够承担的风险范畴吗（以及其它种种我们现在暂时无从想象的新挑战），这些或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     西安石油大学宿舍一女生跳楼身亡，为什么大学生自杀现象频发？   大学生自杀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比如根据美国大学健康协会（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等机构的调查，美国本科生里，有6%在过去一年里认真考虑过自杀，其中有半数从未将这个念头告诉别人；有1.5%的本科生曾经尝试过自杀；每年美国大学生自杀的人数超过一千人，大约每十万人中就有7.5人自杀；自杀是25到34岁之间的第二大死因，15到24岁之间的第三大死因。在香港，2015年8月迄今，连续有65名大、中、小学生自杀，引发社会关注。   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自杀率似乎尚未见到较权威的统计，不过研究者历年来关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调查，结果与其它国家情况一致。比如2005年发表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其抽样的大学生13.7%有自杀意念；2007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则检出20.3%的大学生有自杀意念。   但自杀率也并非一成不变。再以美国为例，目前15-24岁人口自杀率大约是1950年代的三倍，而且不同族裔与性别之间的自杀率也呈现较大差异（黑人男性、亚裔女性、美洲原住民是美国大学生以及同龄青少年中的自杀高危人群）。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不同群体承受的社会文化经济压力，对自杀率的起伏均有影响。此外，青少年本身处在心理成熟期，容易因为对外界压力的应激而出现包括抑郁等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则是青少年自杀率高企的内部成因。   在社会文化经济大环境一时难以改变的前提下，若要解决大学生的自杀问题，校方及更高层的管理者必须抛下为保政绩而掩耳盗铃的念头，致力于在校园内消除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与干预体系，以防自杀意念受到刺激转化为自杀行动。     女学生公交车上遭猥亵，民警提醒夏季着装要避免暴露，你怎么看？   非常同意李思磐的回答，强烈建议大家阅读（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链接可查看）。我这里再做一些补充。   看到很多答主说「性骚扰确实是不对的，但是警察提醒女性出门衣着别太暴露也是出于善意嘛，说『衣着暴露容易招来骚扰』，又不等于说『衣着暴露的话被骚扰就活该』，你们这些批评警察的人都犯了『把解释混同于辩护』的逻辑谬误」云云。   然而事实上，犯错误的恰恰是这些为题中民警辩护的答主。   首先，过去几十年的相关研究早已达成共识：「衣着暴露」并不会增加性骚扰的概率，所谓「穿着暴露的女性更容易吸引公交痴汉」的「日常认知」，其实是与实际的犯罪心理学南辕北辙的。   心理学中对于罪犯如何选择潜在对象下手的大规模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者发现，在抢劫、强奸等一系列案件中，施害者都会有意无意地以一系列肢体动作（比如步频、步幅、手臂摆幅等）和面部表情（比如自信、悲伤、紧张、恐惧等）作为线索，来迅速判定目标人士的被动性（passiv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屈从性（submissiveness），亦即其容易得手的程度，从而决定是否实施犯罪行动（比如Grayson & Stein, 1981. “Attracting Assault: Victim’s Nonverbal Cu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68-75；Gunns et al, 2002. “Victim Selection and Kinematics: A Point-Light Investigation of Vulnerability to Attack”,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ur26: 129-158等；其余文献结论基本一致，故不一一列出，下同）。   对性骚扰的犯罪心理学研究，结论与上述更广泛的犯罪心理学一致。性骚扰的施害者对目标是有挑选的（尽管这些挑选可能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绝大多数时候只会对那些他们觉得容易控制、不敢反抗的对象下手；同时，与「日常认知」相反，「着装暴露」不但不会增加被施害者盯上的概率，反而有可能降低这种概率，因为某些施害者会把「着装暴露」视为女性自信大胆的一个表现而不敢去「惹」后者（比如Richards, Rollerson & Phillips. 1991. “Perceptions of Submissiveness: Implications of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5: 407-411；Richards, 1991.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Victim Selection for Sexual Assault”, Clothing and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9: 55-64；Murzynski & Degelman 1996, “Body Language of Women and Judgments of Vulnerability to Sexual Assaul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 1617-1626）。此外，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获得的这些研究结论，也与现实生活中从性骚扰案件卷宗里整理分析得出的作案模式高度一致：作案者动机基本上与受害者的衣着无关（比如Beiner 2007, “Sexy Dressing Revisited: Does Target Dress Play a Part in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and Policy 14: 125-152）。   有趣的是，心理学家同样对普通人关于「衣着暴露」的「日常认知」做了研究，结果毫不令人惊讶：大多数普通公众确实以为，性侵与性骚扰的潜在作案者更有可能挑衣着暴露的、化浓妆的、举止「挑逗」的女性下手（比如Workman & Johnson, 1991. “The Role of Cosmetics in Sexual Harassment”, Sex Roles 24: 759-769；Johnson & Workman, 1992. “Clothing and Attributions Concerning Sexual Harassment”,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21:160-172）。可以看出，公众关于性犯罪成因的「迷思」，与实际的犯罪心理学，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前者的迷思也使其更容易将案发责任归咎于受害者本人，并且普通男性公众比普通女性公众更倾向于进行这种归咎（比如Lonsway & Fitzgerald, 1994. “Rape Myths: In Review”,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8: 133-164；Moor, 2010. “She Dresses to Attract, He Perceives Seduction: A Gender Gap in Attribution of Intent to Women’s Revealing Style of Dress and its Relation to Blaming the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1: 115-127）。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即便不上升到女权主义理论的高度来批评，单从个体防范性骚扰的实际效果来说，警察关于「女性出门着装避免暴露」的「善意」提醒，本身就犯了技术性的错误，显示出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落伍。   可是如果连警察都不了解犯罪心理学，这种情况本身难道不就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吗？一方面我们可以由此看出，「穿着暴露容易招来性骚扰」这样的迷思（亦即某些人所谓的「日常认知」）对包括警察在内的普通人潜移默化程度之深，以至于遇到此类案件，大多数人不假思索的第一反应就是往受害女性的衣着上找原因。另一方面，这也暴露出执法系统长期以来对性骚扰案件的漠视与不作为（很多女性朋友都有过遭性骚扰或性侵后报警、却反被警察嘲弄打发的经历），导致执法人员缺乏对施害者实际作案心理的一手经验。   执法系统的不作为，与社会文化中「衣着暴露」迷思的流行，说到底都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反映，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脱离开女权主义视角来理解和批评民警「善意提醒」的原因。   前面提到，某些答主用「解释不等于辩护」来为题中这位警察开脱。这种做法错在忽视了特定权力结构下「解释」与「辩护」之间复杂的社会互动机制。即便我们相信，这位警察本人确确实实毫无任何将遭遇性骚扰「归咎」于受害者衣着的意思，而纯粹只是在「解释」施害者的心理并向广大女性建议应对策略，他仍旧是在无意中扩散和巩固了关于女性衣着的迷思（并且警察作为普通公众心目中的犯罪学权威，其扩散与巩固这一迷思的效果必定远强于非权威人士），从而让更多人倾向于归咎并谴责性骚扰受害者；与此同时，受这种「解释」引导所致的对女性衣着的公共关注与归咎，又反过来让潜在的性骚扰受害者自责并害怕曝光，也让潜在的作案者更加肆无忌惮（因为社会舆论的风向会让他们预计更多的女性在遭到骚扰后不敢反抗和曝光）。我们当然不必因此过分指责这位「善意」的警察本人（毕竟他本人也是相关迷思的受惑者），但只有意识到迷思的系统性与社会性、及其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性骚扰的问题。 Reward people gave a reward 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