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四则：父亲放弃治疗求死、神学、天赋人权、巴铁骗局

最近受邀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收有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1.  父亲六十五岁直肠癌晚期，他要求不治疗去安宁病房等死，我该支持他吗？

2.  什么是神学？

3.  到底是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

4.  北戴河拆除「巴铁试验线」，你怎么看？

上期问答结集见：

父亲六十五岁直肠癌晚期，他要求不治疗去安宁病房等死，我该支持他吗？

死亡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一方面，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不可能永远逃避死亡，总有需要面对它、接受它的一天。另一方面，死亡意味着从此割断与世界的联系，意味着终结与生者共同生活中未竟的种种可能性，情感上确实骤难接受。对于生死大事，我不敢给出什么建议，只能说如果是我，会在取舍过程中考虑哪些因素。

医患关系中有所谓「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原则，我觉得其基本精神在此同样适用。「知情」即当事人（或其无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对关键的医疗信息有大致的了解，不要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做出仓促而错误的决定。在题主所述的情况中，对题主父亲来说，关键的医疗信息有两点，一是他本人的病情严重程度、治愈的希望大小、以及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与风险程度；另一点是父亲念兹在兹的安宁病房，在国内的普及程度与专业程度、按照父亲目前的病情是否有望转入安宁病房、将在其中居住的时间及费用。

在对这些信息都有了相对了解的基础上，假如父亲还是坚持要转入安宁病房，那么假如是我，我会尊重父亲的意愿（也就是当事人「同意」的方案），毕竟化疗的痛苦是由父亲本人在承受。

但这里的疑难之处在于，如何判断父亲对这些信息「有了相对了解」？也许父亲因为身在化疗痛苦之中，而高估了接下来疗程的难度，或者低估了最终手术成功的几率；也许父亲受到过往阅读与传闻先入为主的影响，而高估了国内安宁病房的方便程度，或者低估了其对家人子女的经济负担。

总之，尊重父亲的意愿，不等于放弃和父亲的继续沟通；但在沟通的过程中，也不必先入为主地抱着「一定要说服父亲继续接受治疗」的想法，而是给双方一个机会，共同平静地探讨生命与死亡。无论父亲最终的决定如何，这个沟通探讨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亲情的莫大珍重。

什么是神学？

神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神」的「学问」。更具体地说，神学试图以理性的方法探究神（亦即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与属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问题。不过这样解释略嫌空泛，我们不妨把神学和宗教、神学和哲学分别对比，以澄清神学的性质。

首先，尽管宗教的核心同样是对特定的人格化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参见《宗教、物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但它与神学之间存在两处重大区别。一方面，宗教作为一整套信念与实践体系，往往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了一系列经文、制度、组织、层级、社区、圣地、仪轨、习俗等等，深入到信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范围远远超过神学层面的思辨。（所以当代欧美高校的「宗教研究系」多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考察宗教，关注点与「神学院」迥然有别。）另一方面，并不是任何宗教（或者同一个宗教中的任何派别）都对神学层面的「理性」探讨与澄清感兴趣，比如道教的神祗谱系就极其混乱杂糅，背后几乎没有「神学」可言。

总之，可以说，神学派生于宗教，但只关注宗教体系中的某些特定元素、尤其是教义中关于神的存在与属性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学问」的形式将这部分内容尽量「合理化」。

其次，神学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思辨的方法而进行，但其与哲学也存在着关键的区别。一是神学的关注范围远比哲学狭隘：对于后者来说，「神是否存在」等等问题只是诸多哲学领域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是越来越边缘、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参见《上帝与罪恶问题》、《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宗教信仰》）；即便在与宗教相关的哲学议题中，像宗教的社会政治角色、宗教自由的内涵及其限度等等，都比围绕「神是否存在」的争论有意义的多。

之所以如此，又涉及到神学与哲学的第二点区别：尽管神学声称要对「神是否存在」等问题做理性探究（因此原则上并不否认神可能不存在），但由于其对宗教的依附地位，因此在思辨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开所有宗教经文和宗教信仰、对宗教经文的权威性与宗教信仰的合理性毫不留情地追问到底，而是必须想方设法转圜以推进「护教」大业（因此有别于真正的宗教哲学）。换句话说，神学虽然表面上是一门理性的学问，但其对「理性」与「问学」永远无法贯彻到底，只能选择性地加以利用。如果说星相学、风水学等等是「伪科学」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神学是一门「伪哲学」。

到底是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

「天赋人权」一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混杂了神学背景，将「天」理解为某个（或某些）高高在上的人格化造物神，其在「创造」人类时着意规定（或者说「赋予」）了人类个体的某些基本权利；另一种则摆脱这样的神学背景，对「天」及「赋」仅保留其比喻与修辞功能，即人人「天生」应当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但这个命题并不依赖于任何关于「天神创世造人」的描述性假设，而是一个纯粹规范性的命题。

作为一个纯粹的规范性命题，第二种理解毫无疑问比（混杂了描述性的神学假设的）第一种理解更为融贯、更为合理、也更有意义。但许多人受一些经典文本的措辞影响，常常只从混杂神学假设的前一种角度去理解「天赋人权」命题。比如美国《独立宣言》中著名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一句，便常被人揪住「created（被创造）」一词不放，错误强调「上帝造人」假说对「天赋人权」命题的重要性，模糊了规范性的焦点。

为了消除这种误解，后来其它许多重要文本都避免使用「created」一词，改以「生来（born; naissent）」等词代替。比如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称「Les hommes naissent et demeurent libres et égauxen droits」；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官方中文版本作「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官方英文版本作「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等等。

同样地，「人赋人权」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纯描述层面的（也是题主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权利的确立和保障总要通过制宪、立法等人类活动而得到实现，并非什么神明从天而降「赋予」的礼物。这种纯描述层面的「人赋人权」，和前述第二种意义上（即规范性层面）的「天赋人权」，其实是完全兼容的：前者关注的是权利实现的「实然」路径，后者关注的是权利证成的「应然」基础，二者之间并无任何龃龉。

反之，如果我们把「人赋人权」也理解成一个规范性命题而非描述性命题，它便又与规范层面的「天赋人权」发生冲突了；但这时「人赋人权」的含义已经不再是「权利的确立和保障总要通过制宪、立法等人类活动而得到实现」，而是「人类个体的基本权利并不具备任何先验的或客观的道德基础，最终只能在规范层面获得极为有限的相对主义辩护」。这个意义上的「人赋人权」与「天赋人权」孰是孰非，涉及从元伦理学到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一系列争论，这里不能细表；但一定要注意的是，描述意义上的「人赋人权」命题，与规范层面上的「人赋人权」和「天赋人权」均兼容，并不特别支持其中任何一方。

北戴河拆除「巴铁试验线」，你怎么看？

2016年8月，「巴铁试验线」在北戴河高调进行了第一次测试，但此后便一直闲置。2017年6月21日，北戴河宣布拆除「巴铁试验线」。有消息称「巴铁」投资方「北京华赢凯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整个「巴铁」项目本身就是打着科技创新、解决交通拥堵的幌子四处捞钱的庞氏金融骗局而已。

「巴铁」是不是用来掩盖金融骗局的花招，这一点或许还有待更多相关调查来确认；但它是个彻头彻尾的技术骗局与宣传骗局，这一点则稍有科技素养与新闻传播素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其实，打从「巴铁」这个概念诞生伊始，专业人士对其质疑与批判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北戴河区主事者只要稍稍做过一点起码的调查工作，走过一点起码的专业咨询与听证程序，就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一个工程，能够在缺乏基本的调查工作、毫无任何咨询程序与听证程序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以及，主事官员们为什么会有动机去盲目上马这样一项荒唐的工程？换句话说，北戴河巴铁闹剧的背后，究竟反映出中国官场上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与问责机制的哪些内在缺陷？倘若这些内在缺陷得不到解决，那么就算我们今天揭穿了一个「巴铁」，明天还会有源源不断的类似项目，令地方主事者乐此不疲，而最后承担成本的永远是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