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两则：为什么要反中医？中医有效吗？

今天收录对以下两道题的回答：

1. 不信中医的人为什么要反中医？

2. 中医明明是有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

上期问答结集见：《问答两则：大麻合法化、濠梁之辩》

之前更多问答见：《本公众号2017年2月至7月目录》

不信中医的人为什么要反中医？

这个问题的思路很有趣。提问者困惑的不是「为什么有人不信中医」，而是「不信中医的人为什么要反中医」，仿佛在说：「你不『信』它没关系，但是干嘛要『反』它呢？」这背后的预设是：对一件事情「信不信」与「反不反」，是完全可以——而且本来应该——分割开来的两种态度；倘若二者发生了关联，便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但是什么叫做「不信x但也不反x」呢？乍看起来，说「我不信某某说法」，不就意味着「我认为某某说法是错误的」，于是不就意味着「我反对某某说法」吗？如果「不反」某个说法，怎么还能叫「不信」它呢？比如假如一个科学家声称「我不相信地心说的正确性，但我也不反对地心说的正确性」，我们恐怕会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吧。

其实当我们说「不信x但也不反x」时，要么这里的「不信x」不是真的不信x，要么这里的「不反x」不是真的不反x。

什么叫不是真的不信x？举个例子，你考试时在一道单选题上卡了壳，已经确定排除了A和D，却不知道该选B还是选C，总觉得B有B的道理，C也有C的道理。你犹豫了半天，最后感觉B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似乎要大那么一些，于是一咬牙一狠心选了B。从你选B这点上看，你似乎是「相信」B正确、C错误的了；但是你真的「反对」C吗？恐怕未必。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此处的「信」其实并非真信，而是「半信半疑」（或者比如「百分之六十信、百分之四十疑」），只不过你在半信半疑的两个选项中，对B的「信心程度」略高于C而已。换句话说，这类情况其实并非「不信x但也不反x」，而是「既不确信『x对』也不确信『x不对』，因此不反对存在『x对』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什么叫不是真的不反x？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常有无神论者声称「我不信宗教但也不反宗教」，表面上看符合「不信x但也不反x」的形式，但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我不信宗教但也不反对别人信宗教」、或者「我不信宗教但也不反对传教活动」等等。这里「反不反」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信不信」的对象了，可以表示成「不信x，同时不反对基于x的某个做法y（y= 『别人信x』、『别人传播x』等等）」。

当然，这里的「反对别人信x（或者传播x）」并不是说要强行剥夺别人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而是说通过交流与争论说服别人认识到x的错误、从而放弃对x的信念。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或者应当）明知x是错的、却还拒绝说服别人认识到x是错的呢？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对比「别人相信x（尽管x是错的）」和「说服别人放弃x信念」这两件事的正负外部性来判断。

比如有人可能觉得，争论虽然有助于澄清真相，但也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甚至群体之间的对立，弊大于利；又比如有的无神论者可能觉得，「上帝存在」的信念虽然是错的，但一来这种错误观念植根于人类「超活跃能动性侦测（hyperactive agency detection）」等心理机制，无法连根拔除，二来它确实能够为许多苦难中人提供精神慰藉，因此应予宽容；等等。

同时，既然「是否应该说服别人放弃基于错误信念x的做法y」依赖于相应的利弊判断，那么当利弊关系发生变化时，相应的结论自然也要跟着变化。比如一个无神论者可能不反对「传教」，但反对「政教合一」，因为在其看来后者的祸患远远超出前者。

回到中医的问题上来。当我们问「不信中医的人为什么要反中医」时，这里的「反中医」究竟是指什么呢？如果指的仅仅是「不接受『中医是一套根本上正确可靠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体系』这种观点」，那么任何真正「不信中医」的人（而不是那些「对中医半信半疑」的人）都应该在这种意义上「反中医」。

当然，很多人口中的「反中医」，指的是并不仅仅是观点上对中医不接受，而是在言论上主动抨击中医，和在行动上力图阻止中医地位的提高与势力的扩张，比如「反对身边亲友生病时看中医」、「反对有关部门抬高中医地位」、「反对有关部门出台规定『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等等。

这同样很好理解：由于医学理论和实践本身具有高度的外部性，如果你真的「不信中医」（而不是仅仅「半信半疑」），就应该非常明白，在当代中国，中医地位的提高与势力的扩张，造成的负面后果远远大于正面；尤其在各路糟粕假「传统文化」之名卷土重来的年代，「反中医」更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中医明明是有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

题主提问时预先假设了「中医明明有效」，但是什么叫有效呢？怎么证明一种医学理论或医学实践有效呢？最一目了然的例子大概是「药到病除」。但是对于没有办法「药到病除」的慢性疾病，或者病灶复杂、病情反复的患者，我们怎么知道所采用的治疗手段确实对症？退一步说，即便是在「药到病除」的案例里，我们怎么知道「病除」确实是「药到」的结果，而不是别的原因所致？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像普通感冒、口腔单纯疱疹（俗称的「嘴里上火起泡」）等等都是自限性的病毒疾病，只要不引起并发症，就算不用药也会在几天内自行好转；再比如传统上用丹砂（包括「小儿惊风散」等含丹砂的药物）「治疗」小儿夜啼，实际上是通过令婴儿汞中毒后陷入半昏迷状态，以表现出看似「安神镇定」的效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想说中医的任何药物、任何治疗手段都一定无效。事实上，包括中医在内的各种传统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多多少少都积累了许多关于特定病症、特定药物、特定治疗手段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中也一定有某些是「有效」的。

但是问题在于，一种医学要成为医「学」，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的简单堆积，而必须将这些经验理论化，揭示特定经验素材背后的深层因果机制，并将这些机制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案例中去。换句话说，仅仅知道「我们积累的诸多经验中一定有某些是有效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我们无从确凿地得知究竟哪些经验真正有效、哪些经验遭到了其它变量混淆，也无从得知前一类经验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有效、在哪些限定条件下有效、能够运用到未来的哪些案例中。

所以任何一种医学，最终都要上升到理论层次，而我们对其有效性的辩护，也同样必须上升到「理论有效性」的层次，决不能停留在「这个经验素材确实有效、那个经验素材确实有效」的地步。

而一旦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中医的弱点便暴露无遗了。与其它社会与文化中的古代医学一样，中医理论是在前现代背景下根据既有经验素材提出的假说，这些假说缺乏必要的现当代科学发现（比如微生物理论、生物化学、基因学说等等）作为支撑，在理论构造的过程中只能以素朴宇宙论和原始的巫术交感思维作为基本元素，围绕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气血寒热、形近相补、以毒攻毒之类含混玄奥的概念或原则来大做文章（或者说大开脑洞）。类似情况在现代医学昌盛之前的西方社会也屡见不鲜，比如直到十九世纪，「顺势疗法」还在欧美大行其道，其后经医学界的集体揭批才逐渐衰落。

在理想情况下，一个现代社会本该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陈旧的传统，不是一味护短，而是勇于舍弃已与现代科学渐行渐远的传统医学理论，用现代医学思维全面检视过往积累的经验素材（比如《上海书评》先后刊登的《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药物》http://ibook.ifeng.com/18371_5/news.shtml、《王家葵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毒药和解药》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43536两文，就是利用现代药学知识对传统中医本草学进行重新整理和检视的范本）。只不过我国自清末以降，「中医/西医」概念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为这场本该聚焦于科学层面的争论平添了不少政治色彩，直到如今仍在掀起无谓的波澜，实在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