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一、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
由华南研究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被视为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有刊物组织相关学者就此举行笔谈。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方面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如何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主张与工作，华南研究学者以及了解他们工作的学者发表一些文章。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借鉴。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史研究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张小也指出：其一，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四,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局限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
对于“华南”概念与区域研究，桑兵有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地方”这一概念则是罗志田重视的。他指出：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
赣闽粤毗邻地区族群问题的“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值得关注，其研究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的特色。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面貌也也正发生着变化。
其实，江南区域社会史在稳步前行，研究也有特色。近年来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交大、上海社科院、上海师大纷纷强调江南研究，南京的南大，苏州的苏大、科技大，杭州的浙大、金华的浙师大等单位也在从事江南研究。此外，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取得明显进展，我会另外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区域史也存在着各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把视野投向国外的华人活动与国内与国际的联系性上。郑振满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
二、日常生活史与文化史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的特色，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
虽然社会生活史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是50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少得可怜。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
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作为分析性概念，对于文献史料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徽州文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资料。对于徽州文书总体价值如此判断，需要对“日常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借助更有内涵、更清晰的概念分析工具，作为方法论实现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发挥徽州文书学术价值的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作为方法论应当重视“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这一视角是由社会学学者李友梅提出的：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考察路径有多种多样，其中“国家－社会”视角受到了较多青睐。
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实践中敏锐抓住了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刘永华指出：明代实行的匠户世袭制度，对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这一制度为民众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其二，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众的空间活动范围。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综合性地探讨。我编了《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收录论文18篇，依内容分为五编，即生育与生命周期、日常交往、消费与逸乐、性别与生活、城乡日常生活。尽可能反映出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既有人的生产与生命历程、社会交往、物质消费，也涵盖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这其中还兼顾了民间信仰与思想观念的内容，兼顾了论文的研究时段以及不同阶层与社会身份的生活。断代性的生活史研究虽然不太强调区分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也足资参考。
日常生活的研究也有一些较新的尝试。余新忠认为，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社会文化史也产生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成果。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一书指出：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本书涵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个主要问题领域：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空间及其他。通过21篇精彩个案研究，引导读者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层脉络。再如湛晓白著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以“近代时间”在中国的兴起为研究对象，自觉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
三、民间文献与社会史史料
有关社会史的文献处理与史料认识，冯尔康先生提出过社会史史料学，郑振满强调民间文献学，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有关民间文献的讨论不断，涉及20世纪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法、妇女史研究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等问题。
2006年4月17日，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包弼德与来自中国的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刘平，组织了一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厦门大学设立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七届。梁洪生等著《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所收论文多从微观入手，微观切入与宏观把握有机统一；注重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偏好方志、文书、谱牒等地方史料，挚爱“小叙事”，以小见大，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写作态度端正，大多一丝不苟，丝丝入扣，条分缕析。更可贵的是，部分作者不乏清醒而冷峻地“鉴往事，知来者”的史家情怀。
社会史文献的研究，有诸多门类，其中契约文书是重头戏；社会史史料的研究利用方面，有人对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问题提出看法，还有人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状况做了回溯；社会史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契约文书的出版，如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陈支平主编的《福建民间文书》、曹树基等主编的《石仓契约》、张建民主编的《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等；宗族文献的整理也硕果累累，如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冯尔康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以及卞利主编的《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等；碑刻集也不断出现，如许檀编的《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萧用桁编著的《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冼剑民和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等。
四、社会史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有益于开展教学科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最有学术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清理以往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常建华、郭玉峰、孙立群、闵杰编著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冯尔康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一书，清理了1911年-1986年6月的研究成果，本书则为续作，反映1986年7月至2000年12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长期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将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结集出版。冯尔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记录了冯先生授新时期探索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步履，本书选辑明代以前的社会史文论，成为作者已有清代社会史、中国宗族史除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文集。
一些社会史的研究机构，也推出了集体成果。如《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后专职研究人员的论文集，该书首选在海外发表的论文，收录论文17篇，附录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大事记；张国刚、余新忠主编的《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反映了海外的相关成果。这一时期的资料远较之前丰富，开展社会史研究较早，成果丰富，更能展示出社会史研究的不同侧面。
近10年，中国社会史学会举行了5届年会，这些研讨会的主题，也反映了学会与主办单位的学术关注点。此外，利用社会史年会的间歇期单数年，自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牵头其他单位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6届。
五、结 语
几年前，我曾笔谈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我认为：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即社会史与全球史、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是要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是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现在我仍持这些看法。
不过，我以为值得推广的还有从“三生”的视角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2014年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日常生活史学于一体，构成“三生”的问题意识。关于生命史学，余新忠认为，“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王利华认为，环境史研究除了系统地考察自然环境的历史面貌外，尤应注重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生命护卫系统的历史、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生态—社会组织的历史。生态环境与人的结合，构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历史学重点要考察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以生计为主的，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日常活动，属于民生活动。“三生”视角的基本逻辑在此，或许可以赋予中国社会史研究以新的学术追求。
前沿 精准 深度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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