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有历史性的，必须在特写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话语、建构话语和用话语去解释社会现象并促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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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治理话语重构问题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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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康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一、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何以消解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管理型社会治理处处都显现出了失灵的窘状，使政治本身也陷入了挣扎无力的困境，然而，当旨在替代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提出来之后，并未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那是因为，政治家、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在对经验的感知方面出现了偏差，他们受到了工业社会话语的束缚，戴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观念，用这个有色眼镜去观察经验和撷取经验，仅仅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较好的称呼。因而，在实践中，总是把300年来已经无数次向政治转化的经验再作一次重复，并准备着下一次再改换一个名称继续重复一次。至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则处在经验之外，尽管出现了诸多在服务型政府建设名义下开展的行动，却展现出了一种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促进公共服务的状况，在实质上，仍然是在完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却不会因为这种政治失误而稍稍放缓脚步，那样的话，就会使政治陷入更多、更大的危机之中。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在学者们总是耽于集权与分权的思路去认识和理解现实时，甚至能够在此话语中发展出诸如“威权主义”等令人费解的词语。我们认为，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人们一直较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和管理问题。或者说，在工业社会的语境中，只要涉及组织的运行，人们立马就会想起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在政治学的话语中，集权是受到诸多诟病的权力配置方式，因为人们受到民主政治话语的影响而较为推崇分权形态。但在管理学的视域中，虽然一直存在着分权的追求，而实践却总是用集权的方式去诠释组织的协调与控制。因而，在整个工业社会的语境中，是难以摆脱集权或分权问题的话语纠缠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则向我们表明，或者说却正在用实践宣布，集权与分权的争论不再有意义。因为，合作制组织不会出现权力结构化的问题。在合作制组织这里，任何一种权力的出现和存在，都具有暂时性。或者说，合作制组织中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暂时地与某个（些）组织成员联系在一起，会随着组织承担任务的不同而转移到相关专家的手中。即使某个（些）组织成员长期掌握了组织权力，合作制组织的实质民主机制也能够保证这种权力不以专断的力量出现，不具有强制性的支配属性。但是，合作制组织正在萌发的现实却未能在话语中得到体现，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组织管理实践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极欲否定的话语支配下做出行为选择。这样一来，不仅不能促进合作制组织的成长、发育和扩散，反而使它扭曲变形，进而制造出了更多的危机事件，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陷得越来越深。
即便是在工业社会的框架下，我们发现，政治的领域与管理的领域在话语形态或性质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同样，在不同的政治类型中，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话语。一般说来，在民主政治的生态中，组织管理意义上的领导者往往只有一个，权力被集中在一人手中是为了保证责任明确，无论组织的结构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比较而言，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组织管理意义上的领导者往往是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是结构化的，沿着垂直的方向分权。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组织管理理解成领导者与管理者尚未分化的形态。由此看来，民主政治背景中的组织管理基本上是将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而集权政治背景下的组织管理基本上是权力分散的状态，每一个管理者都是领导者，都拥有决策权与执行权尚未分化的完整权力。所以，在组织管理方面去进行评价的时候，是不应依照政治话语而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作出褒贬的。之所以在不同的政治类型之间会表现出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会相互基于自身所拥有的话语而对对方提出严苛的指责和批评，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话语上的这种差别，没有生成承认和尊重不同话语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话语冲突导致了许多无谓的实践冲突，甚至时常是通过武力、暴力去诠释这种冲突的。
从对民族国家的比较来看，当语言地理学的观念被应用于公共行政时，所反映的是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根据哈伊因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行政体系建构“有两条途径看来是值得探讨的，一是是否有可能搞出一条行政管理的新路，以促进连续的、由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所必然要求的自行适应和转变的过程；二是是否有可能促进行政管理的‘内成性’，使之面对不稳定的经济环境，能重新发掘社会—文化方面的起源，恢复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对这两条途径的探讨应同时进行”。也就是说，现实与历史是发展中国家行政体系建构的两个必要的维度，必须拥有一种本土视角，并基于这一视角去决定学习什么、如何学习。而且，可以相信，一旦拥有了本土视角，也就能够在自身的行政改革中发现那些源于现实和历史的丰富资源，并能够真正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早在20世纪中期，学者们就已经发现了话语的多样化，在提出多样话语间的承认与包容的愿望时，也要求基于具体的现实去考虑话语的解释和建构功能。法默尔所提出的一个原则是，“在一个话语多样化的时期，我们应当讨论为何任何文本都不具有优先性。我们不必否认现代性的文本；相反，应恰当地理解它们的贡献”。按照这个要求，虽然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在直接的交往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但在对不同于自己话语的其他话语的承认和尊重中，是能够更为有效地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经验和做法的，并将其引入自我的实践之中。
二、话语在文化与实践中的作用
话语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中介，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之所以能够对社会实践发生影响以及能够反映在社会实践中，是经由话语的中介而实现的。虽然拥有共同文化的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能够表现出更多行为上的默契，但话语的功能仍然不可或缺。
话语承载着知识，而文化则包含着价值观念。在它们分立而在的时候，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实践，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对社会实践产生影响。所以，文化是通过话语中介而向社会实践转化的。这个过程其实可以看作是文化与话语相结合的过程。通过这种结合，使文化的功能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同样，话语在未实现与文化相结合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得不到文化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够作用于社会实践，但其力量是较弱的。一般说来，只有在那些技术性特征较强的领域中，才能看到知识在与文化相分离的情况下单独发挥作用的情况。一旦超出这类领域，知识脱离文化而发挥作用的情况就会随着技术性特征的弱化而降低。另一种情况是，在那些技术性较弱或技术需求较弱的社会实践领域中，知识往往需要首先实现与文化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在这些领域中知识也可以在与文化相分离甚至相冲突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话，应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往往不会重复出现。
由于文化与话语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而且，也由于文化与话语总是结合和缠绕在一起的，从而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话语环境的存在。其实，话语环境正是文化与话语相结合的一种状态，它在形式上表现为话语，而其实质性内容则是文化。正是文化与话语的这种结合方式，使得既定话语环境中同质性话语显得更为有力，而异质性的话语则显得极其虚弱。由此看来，一种新的话语必然要通过话语环境的建构才能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增强，而话语环境的建构又是一个话语向文化转化的过程。与文化相比，话语显得较为活跃，在人类历史的行进过程中，往往是话语先行的，也往往表现为既有话语环境中的异质性的新话语不断增多，逐渐地对既有的话语环境形成挑战和冲击，直至改变话语环境和营建起新的话语环境。在此过程中，文化实现了量的积累，并在新的话语环境形成的同时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一旦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得以形成，话语环境也就会表现出成熟的状态，并使得与这一新的话语环境同质的话语要素表现出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实践的状况。
根据我们对话语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上述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生成的轨迹。当霍布斯指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时，所确立的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不同于基督教所宣示的那种“爱你的邻人”的话语，也可以说是对中世纪的整个文化体系的挑战。当这一话语在启蒙运动中得到了系统建构和阐发时，并让人们根据这种话语去思考和观察世界时，发现了人类早已存在的竞争行为，并逐步实现了对竞争行为合理性的强化，使竞争行为凝固成竞争文化。所以，“在最近几个世纪，西方社会战争不断。这符合霍布斯的观点。的确，西方社会完善了现代战争和大规模破坏工具，并且应对我们这个物种在历史上发动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负责。
也就是说，霍布斯确立起了个人主义话语，随着这种话语向竞争文化的转化，随着竞争文化的生成，人们戴上了这一文化的有色眼镜，然后再去观察世界，满眼所见都是战争，或者说，把人的绝大多数互动行为都比喻成了战争。
由于竞争文化已经占据了人的头脑，使得人们在理解现实和欣赏历史的时候，会为一切冲突、对抗性的行动而兴奋不已；在对历史的描述中，为了迎合人们的某种变态审美偏好，总是将那些对抗性冲突事件描写得绘声绘色，从而强化了人们的一种观念：人类历史是在对抗性冲突中而实现了进步的。因此，人类历史上的合作经验受到了忽视，甚至一切不以对抗性冲突形式出现的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因素，都受到了忽略。结果，人们以为，唯有对抗性冲突、斗争、竞争等，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根据这种人们普遍拥有的观念，会以为合作文化对竞争文化的替代过程也必然包含着斗争、竞争和冲突。如果将此种认识带入合作文化的建构过程之中，即带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之中，其实是无法摆脱竞争文化的纠缠的，真正的社会变革也就不可能发生。
正是因为近代以来的社会拥有了竞争文化，使得竞争行为普遍化、模式化，无论人们在身份、种族、社会角色以及职业活动的性质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其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都是通过竞争行为去诠释的，是通过竞争行为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建立起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每日每时思考的也是与竞争相关的问题。
当然，走向非对抗的社会进程将是长期的，我们不可能设想已经顽固地占据了人的观念并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习惯的竞争文化能够一下子消失。但是，只要合作的意识生成了，只要人们乐意于基于合作的观念去开展行动，只要人们充分认识到人的共生共在的迫切性，只要人们意识到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竞争是非常有害的，就肯定会在合作行动中养成合作的习惯，并逐渐建立起合作文化。相应地，竞争文化则逐渐消退。
与竞争行为的强势相比，虽然合作话语尚显得非常弱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谈论合作也是服务于一种竞争策略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合作话语处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了，甚至已经汇成了一种趋势。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竞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合作至多是生成一种亚文化的种子，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合作文化替代竞争文化的进程已经启动，而且会呈现出加速行进的趋势。
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话语建构
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中，竞争被当作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而加以利用。随着竞争行为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使得社会治理者对社会实施分而治之非常方便。为了使社会的分而治之格局维持下去，又需要不断地去制造新的竞争项目、凝聚新的竞争热点和激活新的竞争力量，以保证社会治理者花费较少的精力就可以实现对社会的稳固控制。
就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而言，霍布斯提供的是一个建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可以贴上“个人主义”标签。在对个人主义的证明和进一步理论阐释中，出现了自由学说。可以认为，个人主义话语是对经济的反映，而政治则是基于自由主义学说建构起来的。正是个人主义话语及其自由主义学说，将政治与经济联系了起来，使“政治舞台的建构酷似资本主义市场。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个人以及他们创立的党派力图以利己主义和竞争方式来推进自己的理想和利益”。
尽管政党不是竞争政治的始作俑者，反而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学说之下的竞争政治的运行，提出了建立政党的需要。但政党的出现，无疑助推了竞争政治的发展，使竞争政治中的竞争者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力。正是因为政党的出现，使得“西方政治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源于市场模式的‘政治企业家’的舞台。
政治过程中的竞争，特别是在选战之中，往往把人们的视线从利益诉求方面引开了，从而演变成“为了竞争而竞争”的活动。不仅如此，竞争政治激发出或形塑了人的好斗本性，使人变得富于攻击性。也许正是因为建立起了竞争政治，才使得西方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显得非常好斗。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话语建构的起点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既然竞争文化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话语起点上建构起来的，那么，我们相信，合作文化也将在人的共生共在前提下建构起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至于人是不是拥有竞争还是合作的基因，都不足以证明竞争文化还是合作文化的合理性。正如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去证明竞争文化一样，从人的利他本性出发去证明合作文化，也肯定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对于文化，必须从共同体的类型以及存在状况和根本需要来加以理解。
大致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态学的兴起，一种“生态系统观”逐步确立了起来。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可以发现，一种话语转向正在悄悄地发生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已经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相互依存，催生了“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话语建构，让人们意识到人类拥有一个地球，而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是相互依存的，进而在国际社会上推动了生态政治理念的生成。
在竞争文化的环境中，名副其实的生态政治尚未生成，反而，世界各国围绕着生态环境等话题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然而，“人的共生共在”必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的新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引领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必将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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