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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疆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自觉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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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光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既是中国文学学科自觉的体现，也是西方式文学疆域化的结果。追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我们就需要理解其中的政治权力、道德理想、科学精神和审美本位的多种纠缠，理解文学的独特性或许在于其所关注个体或族群的生存焦虑、人性的复归和探索这回归的道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总是处于艰难的境况中，既要直面人最真切的生存，又往往屈从于某种外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理想。自我品格的塑造和外部权力的宰制，就构成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写的驱动力和平衡器。
一、器化与非器化：
文学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奕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先略去具体的文学创作，仅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就可以看出这样两个历史走向，那就是在重新整理剪裁中国古文学中，回答“文学何所是”与“文学何所为”的老问题。在近现代以来的思考和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强烈地烙印着西方文学观和文学体例的诸多印迹，体现着中国文学学科适应西方文学观念的学科独立。
作为学界较为公认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为清末林传甲所著，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日本人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的国族和审美结合的现代性文学史观念，但其写作体例与清王朝颁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一致性又体现出其所具有强烈的保守性的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立场，从而缺乏一种近代人文知识分子启蒙精神，故其对于笹川种郎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近世文学的平民性、世俗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都持一种激烈的排斥态度。
总的来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实际是古典王道政治指导下的文学观的延续，但我们也应当肯定，林著文学史也体现出近代国家教育体制下的文学学科的初步自觉，具备了和近世文学契合的某些基本素质。这主要体现在规定了文学本体是历代作家作品，研究方法是历时考察这些作家作品，在艺术观念上注重国族意识下的某种审美特征的考查。
二、白话文与文言文：
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分
真正体现出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文学学科观念，则是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开始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史写作并反抗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文学学科自觉的典范文本。从启蒙主义角度出发，胡适提倡平民和个人权利的现代性表达，也就是要从传统士大夫文学的疆域转移到现代平民文学的疆域，就是要从士大夫的文言文和旧体诗写作转到平民的白话文和新体诗的写作。
从这个角度说，口语性和平民性，就成为胡适衡量文学是否进步的普世的标准。胡适赞扬小百姓的文学，认为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因此，胡适《白话文学史》就可以被看作是从传统王朝国家意志和士大夫审美理想到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平民立场转变中的文学革命和文学学科的自觉。在胡适那里，白话文承载着一切新的本质，是新文学运动的核心所在，甚至是中国文化兴亡乃至国脉安危所系。
从白话平民文学的写实主义角度出发，胡适攻击总体的儒家社会观念和家庭制度，并提倡一种个人主义的进化论的白话文学观。但问题也在于，当他以进化的白话平民文学观为中国文学重新划定疆界之时，他也就阉割了中国古文学，就将辉煌的《楚辞》、建安文学、正始风骨、盛唐诗歌、宋代诗词给统统抛下了。这种对于经典和传统的激烈态度也为此后的中国社会和文化革命不断将传统打入地狱的截断式做法奠定了某种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文学与非文学：
平民主义文学的提倡和补正
随后，郑振锋的《中国俗文学史》继续发展了胡适的白话平民文学观，但又适当纠正了其中的问题。郑振铎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部刊行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又开始适当考虑文学的他在因素，注重依据历史线索分出古代文学卷、中世纪文学卷、近代文学卷，同时附入插图为以表现时代生活，以纠正胡适按着阶级和语言来割断文学史脉络的武断做法。
在文学史写作中，郑振铎汲取了法国学者太痕有关文学的时代、环境、民族三要素说以及北欧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文学主潮”生灭论，认为文学历史并不是一部“相斫书”和“文学巨人”传记的集合体，而是和民众的民族的过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郑振铎也承认文学巨人的成就，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创造物。一国之文学史，就是表达一国民族精神之最高的成就总簿。“时代”与“种族的特性”是深深印染在文学作品上的，而在超出于这一切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也是很可惊异的相似的。
郑振铎的文学史写作，既有对文学“非文学”因素的敏锐洞察，又有寻找文学超越一切因素之上的“是文学”的本性特征，既看到文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又感觉到文学巨人的创造究竟不同，又颇具其“时代”与“种族”特性。这无疑是对胡适简单地抛弃经典而采通俗的武断做法的纠偏，而其对于文学的平民性与经典性的平衡与折衷，并注重从总体发展上论述文学，无疑是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一次重要的进步。
四、阶级性与非阶级性：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
近世文学的器化特征，也表现在文学编撰中的阶级性的自觉。这种文学的阶级性自觉在胡适《白话文学史》中肇其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中则逐渐发展成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实践与文学史撰写中最终定型。而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的1963年版《中国文学史》则是阶级论文学观指导写作的典范。
游版《中国文学史》延续了胡适、郑振铎的革命文学观，汲取了郑振铎对于经典文学的重视，认为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文学的最重要特征，并将中国文学划分为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两个阶级的文学，认为评价文学经典的最重要标准是其中所表达的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反抗剥削的声音，整部文学史充满了大量表达阶级爱憎感情的词语。
总的说来，从胡适、鲁迅、左翼文学联盟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强调文学的政治责任中，文学日益抽空其内涵，社会政治权力完全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文学也沦为政治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应有的价值与尊严。因此，文学史编写虽然不断在为人民大众唱着颂歌，但文学的本质和人性的维度却在人民性的单维图式化解读中丧失殆尽。
五、人性的与非人性的：
人本论文学的建构
有鉴于阶级论文学观的偏弊，20世纪后期以突破阶级性、政治性文学为目的的新的文学史大量涌现。章培恒、骆玉明等主编的1994年由上海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可视作反对文学政治图解化的代表。作者对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批判，指出了传统的文学定义“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局限性，而特别标举文学的“人性”主题，反对“非人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与人性的历史同步发展的。
章、骆版文学史认为，中国以抒情诗文为主体，而缺乏如西方那样的细致描绘的叙事文学，就与当时受压抑的人性同步的。从反思阶级论文学观的缺失入手，章、骆版文学史认为文学最内在的本质就是“人性”其根本特征首先是“自然性”的“情”，“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西”，认为要评论我国三千年的文学，首先应着眼的就是看作品是有情还是无情；其次，认为文学中的人性也体现在作家心态和文学作品的同构对应。
总的说来，章、骆版《中国文学史》所说的“文学是人学”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含义：文学是人写的，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是写给人看的。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其中介就是作家的主体情志、气质性格及其倾注于作品的情感。正是从“人”这一核心，特别是创作主体-作家的心态特征出发，编著者虽没有直接批评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政治性等敏感词汇，但却从“人性”的视角展开了全面反思。
六、疆域化与非疆域化：
文学审美本位的确立与文学时段的划分
无论是游版《中国文学史》的“阶级性”写作，亦或章、骆版《中国文学史》的“人性论”提倡，都不过是文学成器的工具化道路上以某种尺度维护自我疆域的努力。袁行霈等主编的1999年高教版的《中国文学史》则是这种文学器具化与疆域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并体现着20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最高成就以及其无法突破的困境，具有着重大学术价值。
首先，袁版《中国文学史》着重探讨的仍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是”就是“真理性”、“主体性”、“自我中心意识”的确立。著者从“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三方面入手探讨“文学”的“是”的问题。“文学本位”说先在地预设了文学的“实体”和“本质”。“史学思维”观注重“史”的脉络的描述和评价以及希望寻找某种“史”的规律。“文化学视角”仍逃不脱从文化独观文学的死角。实际上，袁本和各种文学史都仍只知文学“是什么”，而未知文学“不是什么”；似乎在解决文学“为什么是”，却并不真正清楚这个“为什么”或“所以然”。说到底，文学“所以然”的求索本质上是一个缘域问题。
其次，袁版《中国文学史》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演变问题，分析了中国文学演进的外部和内部因素，摆脱了此前简单的或以语言形式（白话文），或平民文学立场，或阶级分析方法，或人性论视角来单线论述的弊端，展现了文学演变中的多种条件。但作者论述的重心在强调“是文学”的正题，而对“非文学”的反题并未真正自觉，对“是文学又非文学”的合题则远未论及。在袁本及各种文学史中，诸多隐形的问题亟待思考，道统与文统；伦理政治之道与天人合一之道，都有待多方权衡；中国文学所与生俱来的大道启蔽的演化观，钟灵毓秀的星云说，聚散自如的和合论，都有待继续阐释。
最后，袁版《中国文学史》探讨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和时段问题，提出一种根据，多种参照；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将其他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从文学史分期的双视角出发，将三古、七段和朝代分期结合，这是对此前各种文学史划分法的扬弃，有着一定程度的新创和兼采众长的尝试。全书汲取了年鉴派大史学的概念（“三古”说）和一些新知识系统的分类法（如“九方面”），从具体层面照顾到以文学为本位的某种内在延续性，但忽略了朝代兴亡、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巨大影响。要言之，文学运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史的研究呼唤文史哲的融会贯通，突破认识论框架的文学观是21世纪挑战性的话题。我们从文学的问题开讲，在思想的边缘打住，面前已是文史哲的交界处，一边是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一边是波诡云谲的哲学思潮。如何结合，就需要刻苦学习以改善我们的知识结构，需要化感通变以另辟蹊径。
小 结
什么是文学？20世纪的文学书写从最初引入西方的“文学”学科观念，而后寻求文学的“文学性”，再后来又提出文学在某种及物的现实指向与话语修辞策略中滑动的所谓的“文学间性”问题。然而，“文学间性”的说法虽然有着挣脱“文学疆域化”块垒的用心，却终不如“文学缘域化”的命题更能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分疆划域的学科指向和最终疆域不断被非文学的他者所突破的实际处境及其未来向度。我们必须明白，文学是非疆域的人文现象和精神虚拟，文学的权力就是捍卫文学所以成为文学的存在境界和道境寻求，文学就是非器化的人文气脉的张扬。文学是文学又是非文学，只有贯通文、史、哲、宗、教诸学科的文学史写作才是 54 32276 54 17626 0 0 6561 0 0:00:04 0:00:02 0:00:02 6559正具有内在生命的，这种以生命为指向的文学教学才是生鲜活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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