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重构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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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坤荣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赵 倩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增长潜力有待挖掘，增长动力正在转换。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传统产业的“破”与新兴产业的“立”并不对等，短期内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风险。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既要坚定创新，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要谨慎行事，做好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应对。为了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以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同时，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加快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增长新动力，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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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风险。2011年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供给侧来看，经济会出现结构性减速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的调整赶不上消费结构的升级，有效供给不足。供给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与资本积累速度下降的“双期叠加”，技术外溢效应减弱，以及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总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消费约束、投资回报下降等诸多压力，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不足，经济增速在下行中徘徊，实体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内外部需求的动荡加剧了经济的下行风险。从内需来看，政府与私人的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中低端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中高端消费潜力难以释放。从外需来看，中国的出口遭遇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发达国家竞相争夺高端制造业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抢占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份额。
面对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减速问题，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促进传统产业的“破”与新兴产业的“立”，加快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是，新旧产业的更替，可能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甚至会出现短暂的经济回落现象。而新旧动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面对我国的经济下行风险，适当的需求侧管理是必要的，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既要坚定创新，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要谨慎行事，做好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应对。从中长期来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有效需求，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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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
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表明，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共同作用，但总体而言，主要依靠要素驱动，通过发挥“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的作用，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一方面，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日趋严重，“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不能适时转换动力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950-2008年，数十个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仅13个国家以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新兴产业相继涌现，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的中后期，资本的贡献份额达到高点后开始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与日本、“亚洲四小龙”转型时的阶段性特征吻合，因此，唱衰中国经济并无依据。
以创新驱动发展是实现经济质量提升的关键。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中国1978-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2.0%，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6.0%；其中，1978-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2.1%，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7.2%；2011-2014年的年均增速下滑0.8个百分点至1.2%，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11.3个百分点至15.9%。而美国1951-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09%，对GDP增长率的平均贡献达28.8%。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仍然维持在0.7%-0.8%的水平，支撑了每年2%-3%的经济增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为此，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较量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特别是以高科技大力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企业是微观市场的主体，短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反映在微观层面上，就是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究其根本，在于企业长期依靠模仿，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创新潜力还未 41 31492 41 13080 0 0 4795 0 0:00:06 0:00:02 0:00:04 4794充分释放。随着我国与世界前沿技术的距离缩短，单靠模仿已无法获得核心技术与优势产品。因此，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优势产品，不仅是现阶段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升的应有之义。良好的激励和适当的竞争，有利于加快企业自主创新。因此，为了加快微观层面的自主创新，一方面，应从维持创新的高垄断租金入手，引导企业家、科研人员对创新形成稳定的预期。从定向扶持某类具体的技术路线、某一些企业向着重培育创新的环境转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破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持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移转化的制约，完善科技人员进行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创新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创投对中小微企业的孵化作用，降低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应从鼓励适当的竞争入手。对于缺乏竞争的产品市场，逐步降低准入门槛，消除隐性壁垒，特别是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性行业；对于缺乏竞争的要素市场，则需要打破行政垄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着力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加快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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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发展
1.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加快供给结构调整
成本外部化效应、投资补贴效应和风险外部化效应，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当前，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大量“僵尸企业”缺乏退出机制，企业债违约事件频出。另一方面，供给结构的调整还未到位，满足不了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应相对短缺，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凸显。为了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需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第一，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出清僵尸企业，打破刚性兑付，严控增量、优化存量。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妥善处理职工转岗和安置问题。另一方面，落实涉及去产能银行的坏账核销政策，支持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严控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第二，“数量泡沫”与“价格泡沫”是房地产泡沫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去库存”的重点在于消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对于借机炒高一线、热点二线城市房价的行为，应当保持高度警惕。第三，“去杠杆”不仅要降低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还要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根据财政部的最新数据，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约为17.2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2万亿元。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第四，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积极性，释放企业活力。落实加速折旧政策，增加企业对先进机器设备的需求，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制造成本。第五，为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补足供给“短板”，还需要提高国家标准体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对存在问题和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及时进行修订。强化标准化工作的执行力度，完善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对严重违反国家标准的行为予以严惩。
2.深化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本存量
当前，一些过剩行业的国企改革力度仍然不大，影响了去产能的实现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2015年水泥、钢铁、煤炭市场集中度分别仅为52%、34%、37%。为了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第一，要稳妥推进国企混改试点，建立健全国企转换经营机制，保护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调动各类资本参与混改的积极性。同时，确保混改流程透明公开、混改操作规范有序，谨防新一轮国有资产流失。第二，坚决推进国企的结构调整，以市场化手段化解上游能源类国企的过剩产能，加快推动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兼并重组和内部资源整合，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加强国企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赋予地方更多国企改革自主权，发挥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主体作用，能够更好地了解、处理微观主体的利益诉求。第四，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这不仅可以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还可以对具备核心资产、成长性高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严控系统性风险
在发展的过程中，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8年年末的148.4%上升至2015年年末的254.8%。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重仍处于可控区间。但是，过快的增幅加重了全社会的债务负担，而且极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向冲击。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第一，要完善适合中国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加快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达到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的效果。第二，要大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和法制化，积极培育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资本市场，继续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提高主体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风控能力，提升金融体系的服务效率。第三，要改革金融监管框架，从当前的机构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过渡，加强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有效防范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4.放松市场管制，改善营商环境
目前，中国在市场化程度和营商便利层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2015年中国内地营商环境排名居于第84位，较去年上升6位，但“设立企业”、“获取建设许可”、“投资者保护”和“税收”这4项指标的排名均在130名之后。在中国内地开办企业平均用时31.35天，美国仅为5.6天，日本为10.15天。为此，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比例，打造服务型政府。同时，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纠正地方政府部分代替市场的行为。二是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工商登记的“五证合一、一照一码”，降低创办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加快“互联网+”在企业登记领域的运用，提高企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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