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08-30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社会科学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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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战时对中国犯下的代表性战争罪行，也是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真正和解的症结之一。目前在日本国内，否定或者消极认识南京大屠杀俨然成为主流。“对加害行为的忘却”实际上是对战争责任的逃避，这种忘却并不是日本社会自发的一种行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操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将这种政治操作同当时日本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衔接起来予以考察。
舆论报道是政府与社会衔接的有效途径，它既可以反映日本政府对大屠杀记忆操作性的一面，也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对大屠杀记忆的基本认知，因此十分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当然舆论报道也有多种不同的媒介和形式，本文则是以全国性的报纸为中心予以分析。日本全国性的综合报纸主要有《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等，它们的政治立场各异，对政治事件的报道视角也有区别。以南京大屠杀为例，通过本文对上述四家报纸数据库进行检索后发现，《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在报道的数量和集中程度上基本相似，而《每日新闻》在1986年之前并无相关报道，《产经新闻》自1950年代才开始通过合并具备今天的规模，因此缺少检索的连贯性。最终笔者选择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且具备批判性的《朝日新闻》作为媒介，通过《朝日新闻》的报道内容管窥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言说空间以及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操作。
一、战时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隐匿(1937-1945)
南京大屠杀惨剧的发生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部基于日军形象的考虑，对相关消息进行了严密地封锁。信息封锁是日本民众缺乏南京大屠杀之了解的直接原因。此外，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隐匿大屠杀，还在于大屠杀发生在远离日本本土的中国大陆，它不同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德国人民亲眼目睹了犹太人被迫害的事实，而日本国民则无法看到千里之外的大屠杀。
大屠杀作为日军的罪恶丑闻，军部不会也不可能允许媒体大肆报道，只能以不为人所知的形式去隐匿南京大屠杀。这里所谓不为人知的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部审查”和“外部封锁”。
内部审查是指军部、政府等机构对战地记者的报道在公开发行之前所进行的审查，审查中发现对日军不利的报道则不予出版发行。笔者也对当时代表性的报纸《朝日新闻》进行了相关的检索，内容多是赞颂日军将士“勇敢杀敌”以及凯旋庆功的场面，并没有发现与战争惨烈程度以及大屠杀相关的报道。除了文字版的新闻报道之外，图片类的报道也是重点审查对象。军部以及下属组织大多设有新闻班，并公布“报纸刊载事项许可判定要领”。在判定要领中，“于我军不利的图片”以及“有关逮捕审讯支那兵以及有可能给人以虐待之感的图片”都在刊载禁止事项中，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不许可写真”（不可公开发表的照片）。
“外部封锁”是指将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拒之门外，不让日本国民知晓事实。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几个月，被禁止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1938年1月被禁止进入日本境内的出版物数量只有25册，然而2月份就增至109册，3月份则为79册。考虑到月刊杂志的发行至少要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后才会发行，可以想见这些被禁止的出版物大多为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虽然各大报社受到军部的审查而没有报道大屠杀的相关新闻，但是透过新闻的内容亦可以发现大屠杀的痕迹。在公开出版的新闻报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超记录”为标题，报道了当时日军少尉向井、野田二人杀人竞赛的情况。“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该新闻报道为依据，将两位当事人判处死刑，这可以算是透过新闻媒体侧面了解大屠杀的代表性案例。
二、东京审判中的南京大屠杀(1945-1948)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日本的战争犯罪在东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关于东京审判的细枝末节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对亚洲受害者的忽视却是不得不指摘的问题。比如在大法官的人员构成上（欧美出身的法官占据多数），以及对开战责任的认定上（是对亚洲的侵略还是对美国的开战），欧美主导的意味非常明显。
东京审判期间，《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庭审现场的证词、辩护以及判决等问题上。笔者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的15篇相关报道无一例外都与东京审判有关，可以说是东京审判让南京大屠杀重见天日，再次受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多方瞩目。
对这15篇报道详细分析之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大屠杀的事实（惨状）不是报道的关注点，庭审现场的指控以及辩护才是焦点。其中，控方证人的证言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辩护等占一半以上（9篇）。也就是说，《朝日新闻》报道的焦点不在大屠杀事实的残忍程度，而在日本方面的辩护。姑且不论《朝日新闻》的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客观地助长了“胜利者的审判”认知的形成和传播。
另外，盟军对日占领虽然持续了7年之久，但是在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方面，却只集中在1945-1948年间。据此可以认为，南京大屠杀以及与之相关的连带责任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予以重点讨论，但是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南京大屠杀随即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朝日新闻》作为日本代表性的媒体，其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社会对战争的主流意识。
“二战”后的日本国内没有形成对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记忆至少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的。首先，日本政府对事实证据的蓄意销毁。日本政府利用盟军登陆之前的空白期销毁了大量对军部和政府不利的证据。这直接导致了东京审判时南京大屠杀有效证据的不足，而这又给日本媒体以操作空间，间接导致日本国民对大屠杀记忆的淡化。
其次，东京审判对反人道罪的轻视。东京审判研究的权威学者粟屋宪太郎在考察诉状的形成过程时指出，在所有诉讼中反人道罪的相对位置较低，且没有被作为独立的诉讼理由。这降低了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的重要性以及民众的关注度。
最后，日本国民对战争责任认识的淡薄。针对东京审判的结果，美国国务院“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所做的舆论调查《日本人对甲级战犯的反应》（1948年8月，OSS缩微胶卷文件）显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战败乃是宿命，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些战犯挑起战争的责任，而是把这个国家引向战败、遭受屈辱和带来不幸的责任。
三、“1955年体制”的成立和大屠杀记忆的断绝（1949-1970）
1949-1972年的20多年间，《朝日新闻》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完全消失了，所以不妨称这一段为南京大屠杀记忆“断绝”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朝日新闻》的报道数为零，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进行数据分析，而只能透过其他方式来考察日本政府的政治操作和社会总体认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断绝”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的开始。美国出于把日本纳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考虑，而减轻了日本本该承担的战争罪责。《旧金山对日和约》没有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放弃战争赔偿等原则也让日本减轻了很多本该承担的战后处理义务。
另外，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深刻的认知，这是日本缺乏大屠杀记忆的直接阻碍因素。战败后生活陷入窘迫的民众对东京审判确实不甚关注，那些大声高呼追究战争责任的知识分子亦只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蓄意发动战争的责任者，而忽略具体加害的事实以及对加害国所带来的实际伤害。
1946年，日本文部省在GHQ民政局的指导建议下开始编撰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只有少数提及。比如，在《日本历史》中“支那事变和防共协定”一节只有如下短短几行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战斗一开始日本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中国方面的抵抗导致了日军在南京的加害行为，日中战争进一步激化，而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到重庆也预示了战争的长期化”。另外，《日本的历史（下册）》（1946年版）写到“日军占领南京后所进行的屠杀行为，更加刺激了中国国民彻底抗战的决心”。通过教科书的表述可以发现如下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尽可能简单或者说一笔带过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第二，对于日军屠杀行为产生的原因，似乎有意归咎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上面。
1952年日本重返国际社会之后，首要任务是清理共产主义的搅扰和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这种保守化的时代空气下，占领期教科书中有关对加害行为的记述开始被保守政治家厌弃，甚至还产生了“赤色教科书”的批判。1955年保守合同体制成立之后，文部省开始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建议教科书编撰者以及出版社尽量减少对日本的批判，并指出“侵略中国”等字眼不适当。文部省这一系列的行为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保守化的状况，1955年以后以及整个1960年代，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载几近消失。
四、大屠杀记忆的唤醒和论争的开始
(1971-1981)
越南战争的爆发为日本人检视他们的战争观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冲绳美军基地飞赴越南战场的B52轰炸机也让日本人意识到，日本不自觉间成为了美军战争犯罪的同伙。以报道南京大屠杀而知名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指出，越南战争带来的冲击是促使他踏上南京之旅的重要原因。
1971-1981年，《朝日新闻》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15篇，本多胜一的纪实报道“中国之旅”占据其中大半。本多的纪实报道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复员的日本军人也开始积极坦白当年在中国战场的战争犯罪，国民的加害者意识开始萌生。从当时的舆论界的动向来看，强调加害事实以及赎罪意识的评论开始增多，这些也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助推器。
本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报道也对历史教科书的记述产生了直接影响。如前所述，1955年体制成立以后，在保守化的日本社会氛围下，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部分已经无从发现，而1970年以后南京大屠杀再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本多的纪实报道功不可没。
南京大屠杀也在此时开始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大屠杀事实存在与否是当时舆论界争论的焦点。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开始逐渐分成两派，即“大屠杀事实派”和“大屠杀虚构派”。
关于“大屠杀事实派”和“大屠杀虚构派”之间的论争，日本政府虽然没有表明立场，但是亲自民党的体制派知识分子对“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质疑经常见诸报端。1968年，以保守派知识分子为主力的“日本文化会议”成立。分别创刊于1969年和1973年的《诸君！》（文艺春秋社）和《正论》（产经新闻社）成为“大屠杀虚构派”的大本营。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指出，1970年代形成的自民党保守派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直接造就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被培养和提拔，最终成为“大屠杀虚构派”的主力成员。
五、大屠杀的历史问题化和政治化(1982至今)
从1982到2015年的32年间，《朝日新闻》的对南京大屠杀报道次数是452次，每年都有至少一篇相关的新闻报道（最少的是2001年的1篇）。1982-2015年报道数量较高的五个年份分别是1994年（79次）、1998年（45次）、2007年（29次）、1995年（21次）、2012年（21次），下面对这些报道数量较多的年份进行详细分析。
1994年的报道数量位居首位多少有些不可理解，仔细追究这些报道的原委可以发现，羽田孜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以及其后引起的各方反响是报道的焦点。永野在就任法务大臣不久接受采访时做了所谓“南京大屠杀系捏造”的“永野发言”，这在日本国内外掀起很大的波澜。
1998年的报道数量仅次于1994年，这也跟日本国内的相关事件有着密切关系。1998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合作的电影“南京1937”在日本上映。日本右翼团体为阻碍该电影的上映，6月6日，一右翼青年手持刀具将位于横滨的一座电影院的屏幕割裂，在当时引起了多方舆论的关注。1995年和2007年报道次数较多，可以联想到的是这两个年份都是相关的周年，日本国内对相关事件的反省以及批判较多。而2012年则发生了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南京和名古屋系友好城市）。
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其国内政治动向有着密切关系，即首先产生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说，然后是舆论各界的大肆报道。仅就数量而言，确实以1990年代居多，但其作为一个问题，却开始于198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事件”。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时意图将“侵略”改为“进出”，此消息被各大媒体曝光后日本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
1982年以来，《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类型：第一，与大屠杀事实、证言以及与之相对的反省相关的报道；第二，日本政治家的失言、右翼团体等否定大屠杀行为的报道；第三，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等相关报道。
无论是日本国民的深刻反省还是消极否定，本质上都跟日本国内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则与冷战的终结并行，随着1955年体制的崩坏，日本政府也迎来了重新审视侵略与殖民的时期。1993年的“细川发言”“河野谈话”以及1995年的“村山谈话”，都可以视为日本为追求同东亚邻国的和解而做出的努力。但是，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家围绕侵略和殖民历史问题的不适当发言也层出不穷，亚洲国家更是抓住这些否定性的发言而强烈地谴责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日本政府虽然有谋求和解的努力，但往往某一位政治家的不当发言就会把这些努力化为泡影。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的动向已经从“言说”迈向“行动”的领域。具体来说在官方层次，有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参拜靖国神社。民间层次则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及“日本会议”等否定、歪曲历史之风盛行，而相关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成为助长这股歪风的主力军。在日本社会中，否定或者消极认知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风潮，至少在国民认知的层次，他们已经很难单纯地接受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实。
结 语
本文主要围绕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忘却进行了考察，对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隐匿、发现、断绝、唤醒、论争和忘却的复杂过程，并没有产生一以贯之的大屠杀记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反转，笔者认为与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日本政府的政治操作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忘却给中日历史和解带来了消极影响。记忆是历史和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在加害国和受害国之间，如果基本共识尚未达成的情况下，加害者一方有意地忘却加害的记忆，必定给双方的历史和解带来致命的冲击。因为加害者的忘却意味着对自身过去历史事实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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