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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发展缘何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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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齐红倩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暨商学院教授、博导
席旭文、曹莉
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投资和出口增长持续放缓，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6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4.6%。但是，未来是否存在持续带动消费增长的引擎？对于这一问题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成为研判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和趋势的关键。其中，城镇化发展被认为是下一阶段推动我国消费进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可以释放巨大消费潜力，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可以长期提升这一群体的潜在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城镇化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和居民收入水平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释放持久的需求红利。
从我国居民消费主体来看，城市居民消费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和状态，广大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将成为未来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群体。因此，中国未来最大的消费潜力将逐步从城市走向农村，通过城镇化实现城乡消费的同步增长是保证未来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然而，经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30多年后，中国城乡消费差距仍然较大（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为2.32:1），农村消费增长动力明显不足，这一现状不仅与经典的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不符，而且与缩小城乡差距这一城镇化的重要目标相背离。那么，中国城镇化发展缘何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
从经济学的一般的理论和发展目标看，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更是农村人口在劳动与消费、生活习惯、社会行为和心理准备等各个方面全面融入城市的过程。因此，城镇化从经济、社会和行为习惯等多个维度影响着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具体而言，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比较特殊，受户籍制度限制，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既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同时也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的收入几乎占据了其家庭收入的全部，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也是理解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经济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对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显示表现如下：第一，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大城市偏向”的城镇化战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即明显促进了城市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而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十分有限。第二，从社会福利层面来看，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无法平等地享有城市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化程度十分滞后，城镇化和市民化的不同步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农村消费的增长。第三，从制度层面来看，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居民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城市的示范效应可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消费习惯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几乎没有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不仅不能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储蓄动机，进而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农村家庭成员的消费增长。
基于2002-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更加客观地验证了上述结论：城镇化发展对城市消费的带动作用远远高于农村，而居民收入水平是城镇化发展扩大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途径。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消费能力层面，城市居民绝对收入水平即消费能力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其原因在很大程度是以往中国“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的不同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针对农村的“征地”现象则屡见不鲜，甚至爆发了局部的冲突，在此过程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升，而农村地区发展速度则较为缓慢，其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加无从谈起。其次，就消费习惯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群体大部分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其消费习惯受到了原有城市居民示范效应的影响，消费水平会相应提升，消费结构也会相应改善，进而促进了城市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几乎不发生改变。因此，农业转移人口消费习惯的改变一定程度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最后，从消费观念来看，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举家迁移”，他们在城市的打工收入几乎成为其农村家庭收入的全部来源，因此其消费观念受整个家庭决策的影响。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不平等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和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往往较强，其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因此受到了制约。
综合来看，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强于农村地区；农业转移人口消费习惯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消费的增长；农业转移人口不完全的城镇化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影响其农村家庭的消费观念，进而抑制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中国城镇化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展望未来，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角度来看，至少还有如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中国的城镇化在本质上如何扩大城乡消费差距？就表象而言，城镇化促进了城市收入水平的增长，但是对农村收入水平增长的影响有限。从本质来看，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城市规模扩张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化必然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进而在一定程度出现了“牺牲”农村以优先发展城市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不稳定的生存和社会现状加剧了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这一群体由于在城市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其农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往往较强，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因此受到了制约。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自身福利水平受到损失而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因而间接助推了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
第二，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效应，体现出中国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居民福祉提升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质。不但如此，城镇化发展呈现的追求较为单一的规模和速度模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错配现象。现阶段，中国“城市偏向”和“东部沿海地区偏向”的城镇化发展趋势仍然存在，那么，如何通过政策制定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应该重点促进中西部地区依托农村建立中小乡镇，通过产业转移和创业政策扶持产生新的集聚效应，从本质上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其消费和福利水平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应当适度控制大城市规模，实现最优城市规模和合理的城镇化节奏，借助网络信息平台，分散城市功能向农村辐射，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第三，在未来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提升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福祉？我们认为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具体而言，应当扭转经济和城市发展层面的城镇化这一单一发展模式，从资源配置、社会发展、福利均等、就业平等和信息网络等多个层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促进市民化水平提升。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断缩小长期以来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福利和身份歧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平等、权利平等、身份平等、信息平等和社会融合，可以从根本上全面降低其农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其消费和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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