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政治叙事、言说空间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操作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作者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战时对中国犯下的代表性战争罪行，也是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真正和解的症结之一。关于大屠杀的相关研究，中日两国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大屠杀事实的研究以及大屠杀论争史方面。①本文无意赘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大屠杀置于历史记忆的深层去探讨。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如何被记忆和传播直接关系到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的传承。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这一点，但大多数基于记忆史的视角，呈现出的是“大屠杀的记忆如何”的问题。②而本文希望解决的是“大屠杀的记忆为何”的问题，即在明确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反复不定的基础上，结合日本政府的政治话语操作，对其进行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目前在日本国内，否定或者消极认识南京大屠杀俨然成为主流。“对加害行为的忘却”实际上是对战争责任的逃避，这种忘却并不是日本社会自发的一种行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操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将这种政治操作同当时日本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衔接起来予以考察。考察日本政府的记忆操作值得参考的媒介有很多，比如日本政府官方的文件、国会答辩议事录甚至相关责任者的口述史等，而本文则通过舆论报道来予以分析。
舆论报道是政府与社会衔接的有效途径，它既可以反映日本政府对大屠杀记忆操作性的一面，也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对大屠杀记忆的基本认知，因此十分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当然舆论报道也有多种不同的媒介和形式，本文则是以全国性的报纸为中心予以分析。日本全国性的综合报纸主要有《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等，它们的政治立场各异，对政治事件的报道视角也有区别对这些报道的立场和视角的比较并非本文写作的主要任务。以南京大屠杀为例，通过本文对上述四家报纸数据库进行检索后发现，《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在报道的数量和集中程度上基本相似，而《每日新闻》在1986年之前并无相关报道，《产经新闻》自1950年代才开始通过合并具备今天的规模，因此缺少检索的连贯性。③最终笔者选择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且具备批判性的《朝日新闻》作为媒介，通过《朝日新闻》的报道内容管窥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言说空间以及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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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惨剧的发生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部基于日军形象的考虑，对相关消息进行了严密地封锁。信息封锁是日本民众缺乏南京大屠杀之了解的直接原因。诚如笠原十九司所述，“这种大屠杀即时感的缺乏直接导致战后日本国民缺少对大屠杀事实的关心，即使有人关心大屠杀的事实，也多从否定或者消极的视角来看待”。④此外，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隐匿大屠杀，还在于大屠杀发生在远离日本本土的中国大陆，它不同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堂而皇之的，德国人民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强制收容所的设置以及犹太人被迫害的事实，而日本国民则无法亲眼目睹千里之外的大屠杀。⑤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代表人物之一田中正明在考察南京大屠杀事发当时的新闻报道之后声称：“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不久，日本方面有120多名特派记者和摄影师，(中略)日军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的，如果真有大屠杀事件发生，不可能没有相关的记录和报道。”⑥田中认为新闻媒体不报道就相当于大屠杀事实的不存在，这种理解有点牵强附会。大屠杀作为日军的罪恶丑闻，军部不会也不可能允许媒体大肆报道，只能以不为人所知的形式去隐匿南京大屠杀。这里所谓不为人知的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部审查”和“外部封锁”。
所谓内部审查是指军部、政府等机构对战地记者的报道在公开发行之前所进行的审查，审查中发现对日军不利的报道则不予出版发行。以内务省为核心的审查部门将报纸、杂志以及广播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审查之后的结果正像田中先前所说的那样，各大报社都没有出现与大屠杀有关的新闻报道。笔者也对当时代表性的报纸《朝日新闻》进行了相关的检索，内容多是赞颂日军将士“勇敢杀敌”以及凯旋庆功的场面，并没有发现与战争惨烈程度以及大屠杀相关的报道。
除了文字版的新闻报道之外，图片类的报道也是重点审查对象。军部以及下属组织大多设有新闻班，并公布“报纸刊载事项许可判定要领”。在判定要领中，“于我军不利的图片”以及“有关逮捕审讯支那兵以及有可能给人以虐待之感的图片”都在刊载禁止事项中，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不许可写真”（不可公开发表的照片）。⑦关于“不许可写真”，评论家草森绅一指出，“官宪的审查就是信息操作，审查后的照片是主角。而那些见不得光的‘不许可写真’，才是信息操作后面的黑箱。最终，这些‘不许可写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为日军隐匿加害行为背书的操作码”。⑧
所谓“外部封锁”是指将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拒之门外，不让日本国民知晓事实。针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封锁情况，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指出，外务省、陆海军、海关等多个部门布下滴水不漏的警戒网，“污蔑我军残杀屠戮当地人民的不实报道”“公然歪曲事实，批判我军有违国际法行为的报道”一律禁止进入日本境内。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几个月，这类被禁止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1938年1月被禁止进入日本境内的出版物数量只有25册，然而2月份就增至109册，3月份则为79册。⑨考虑到月刊杂志的发行至少要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后才会发行，可以想见这些被禁止的出版物大多为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虽然各大报社受到军部的审查而没有报道大屠杀的相关新闻，但是透过新闻的内容亦可以发现大屠杀的痕迹。在公开出版的新闻报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超记录”为标题，报道了当时日军少尉向井、野田二人杀人竞赛的情况。⑩“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该新闻报道为依据，将两位当事人判处死刑，这可以算是透过新闻媒体侧面了解大屠杀的代表性案例。［11］另外，军部和政府虽然百般遮掩，但也难防坊间关于大屠杀的传闻，即表面上日本人民装作不知道大屠杀，而事实上通过复员士兵口口相传等渠道知晓大屠杀的亦有不少。［12］
总的来说，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日军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掩盖大屠杀的事实。当然，日军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了上述目的，至少日本国民对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知晓的并不太多，也因此较难形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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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开始实施对日占领，这时新闻媒体才开始被赋予报道的自由。当然，GHQ也不是完全没有审查，但是审查的对象并不是针对南京大屠杀。［13］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日本媒体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确保了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自主性和客观性，通过这些新闻报道亦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政治动向，因此以媒体报道为依据观察和分析日本的国内政治态势和战争责任认识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根据不同时期《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数量，对战后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可进行如下时期划分（见表1）。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日本的战争犯罪在东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关于东京审判的细枝末节自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对亚洲受害者的忽视却是不得不指摘的问题。比如在大法官的人员构成上（欧美出身的法官占据多数），以及对开战责任的认定上（是对亚洲的侵略还是对美国的开战），其欧美主导的意味非常明显。在如上各种不利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据理论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对亚洲侵略暴行的代表事件提到了审判桌上。
东京审判期间，《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庭审现场的证词、辩护以及判决等问题上。笔者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的15篇相关报道无一例外都与东京审判有关，可以说是东京审判让南京大屠杀重见天日，再次受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多方瞩目。实际上，早在东京审判开庭以前，GHQ就在1945年11月将11名战犯嫌疑人收监鸭巢监狱，其中对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介绍文为“陆军的强硬派、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上海方面派遣军司令”。［14］
对这15篇报道详细分析之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报道的内容而言，大屠杀的事实（惨状）显然不是报道的关注点，庭审现场的指控以及辩护才是焦点。［15］在15篇报道中，控方证人的证言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辩护等占一半以上（9篇），余下的则是若干对大屠杀行为的介绍。［16］也就是说，《朝日新闻》报道的焦点不在大屠杀事实的残忍程度，而在日本方面的辩护。姑且不论《朝日新闻》的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客观地助长了“胜利者的审判”这一认知的形成和传播。
此外，盟军对日占领虽然持续了7年之久，但是在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方面，却只集中在1945-1948年间。透过这一倾向不难发现，南京大屠杀只是被作为东京审判的一个环节予以报道，包括战争责任在内的加害者意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形成。《朝日新闻》作为日本代表性的媒体，其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社会对战争的主流意识。再有，南京大屠杀以及与之相关的连带责任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予以重点讨论，但是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南京大屠杀随即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
在笔者看来，“二战”后的日本国内没有形成对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记忆至少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的。首先，日本政府对事实证据的蓄意销毁。从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作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到8月28日盟军登陆日本的这两周时间是所谓的“空白期”。日本政府在此期间销毁了大量对军部和政府不利的证据，特别是与日军战争罪行密切联系的海军以及内务省的文件资料被销毁得最彻底。［17］日本销毁证据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东京审判时南京大屠杀有效证据的不足，而这又给日本媒体以操作空间，间接导致日本国民对大屠杀记忆的淡化。
其次，东京审判对反人道罪的轻视。东京审判研究的权威学者粟屋宪太郎在考察诉状的形成过程时指出，在所有诉讼中反人道罪的相对位置较低，且没有被作为独立的诉讼理由。［18］与之相对应的是，东京审判更重视蓄意挑起战争行为的反和平罪。这也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的重要性以及民众的关注度。
最后，日本国民对战争责任认识的淡薄。针对东京审判的结果，美国国务院“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所做的舆论调查《日本人对甲级战犯的反应》（1948年8月，OSS缩微胶卷文件）显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战败乃是宿命，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些战犯挑起战争的责任，而是把这个国家引向战败、遭受屈辱和带来不幸的责任。［19］对于战争过程中对他国的加害行为，日本人民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关切。日本人追究的日本政府战败的责任，而日本政府则主张“一亿人的总忏悔”，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之间责任推诿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害者的位置。
“1955年体制”的成立和
大屠杀记忆的断绝
1949-19703
1949-1972年的20多年间，《朝日新闻》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完全消失了，所以不妨称这一段为南京大屠杀记忆“断绝”的时期。这看似莫名其妙，实则有其必然性。当然，由于这一时期《朝日新闻》的报道数为零，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进行数据分析，而只能透过其他方式来考察日本政府的政治操作和社会总体认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断绝”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东西方冷战的开始。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虽然让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但却没有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此外放弃战争赔偿等原则也让日本减轻了很多本该承担的战后处理义务。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出于把日本纳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考虑，而减轻了日本本该承担的战争罪责。
如前所述，当时的舆论虽然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深刻的认知，这是日本国民缺乏大屠杀记忆的直接阻碍因素。战败后生活陷入窘迫的民众对东京审判确实不甚关注，那些大声高呼追究战争责任的知识分子亦只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蓄意发动战争的责任者，而忽略具体加害的事实以及对加害国所带来的实际伤害。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南京大屠杀等残暴事件被轻易地忽视，当时占领体制下的历史教科书深刻地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1946年，日本文部省在GHQ民政局的指导建议下开始编撰历史教科书。同年9月小学教科书《国家的进程》、10月中学教科书《日本的历史》、次年12月到1948年1月期间师范学校教科书《日本历史》相继出版发行。［20］这些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只有少数提及。比如，在《日本历史》中“支那事变和防共协定”一节只有如下短短几行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战斗一开始日本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中国方面的抵抗导致了日军在南京的加害行为，日中战争进一步激化，而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到重庆也预示了战争的长期化”。另外，《日本的历史（下册）》（1946年版）写到“日军占领南京后所进行的屠杀行为，更加刺激了中国国民彻底抗战的决心”。［21］通过教科书的表述可以发现如下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尽可能简单或者说一笔带过地记述南京大屠杀。对大屠杀的惨烈程度没有特别的交代，当然也没有刻意去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第二，对于日军屠杀行为产生的原因，似乎有意归咎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上面。
日本重返国际社会之后，首要任务是清理共产主义的搅扰和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这种保守化的时代空气下，占领期教科书中有关对加害行为的记述开始被保守政治家厌弃，甚至还产生了“赤色教科书”的批判。1953年10月，池田勇人作为吉田茂政府的特使前往美国，在同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森的会谈中指出，“日本政府深感责任重大，应该通过教育和宣传来树立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以及自卫之精神”。［22］另外，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行的宣传册《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批评了教育界的“偏向问题”，并且把这种“偏向”分为“日教组政治活动偏向”“激进的劳动运动偏向”和“赞美苏联·中共的偏向”等三种类型。［23］1955年保守合同体制成立之后，文部省开始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建议教科书编撰者以及出版社尽量减少对日本的批判，并指出“侵略中国”等字眼不适当。［24］文部省这一系列的行为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保守化的状况，1955年以后以及整个1960年代，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载几近消失。
大屠杀记忆的唤醒和
论争的开始
1971-19814
越南战争的爆发为日本人检视他们的战争观提供了重要契机。越南人民在美军的空袭下艰难度日，这让很多日本人想到了“二战”后期日本所遭受的空袭。从冲绳美军基地飞赴越南战场的B52轰炸机也让日本人意识到，日本不自觉间成为了美军战争犯罪的同伙。以报道南京大屠杀而知名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指出，越南战争带来的冲击是促使他踏上南京之旅的重要原因。［25］
如表1所示，1971-1981年，《朝日新闻》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15篇，本多胜一的纪实报道“中国之旅”占据其中大半。从当时本多的采访笔记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给他本人带来的冲击。比如其采访笔记中写道，“这次听到大家这么多的回忆，给我带来的冲击超乎想象之外，甚至不能用言语形容。我一直在想，我没有死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死了恐怕就不能披露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所以说什么都不能死”。［26］本多的纪实报道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复员的日本军人也开始积极坦白当年在中国战场的战争犯罪，国民的加害者意识开始萌生。从当时的舆论界的动向来看，强调加害事实以及赎罪意识的评论开始增多，这些也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助推器。［27］
本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报道也对历史教科书的记述产生了直接影响。如前所述，1955年体制成立以后，在保守化的日本社会氛围下，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部分已经无从发现，而1970年以后南京大屠杀再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本多的纪实报道功不可没。虽然关于屠杀惨烈程度的描述并不详细，但是能够被教科书载入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当时日本社会舆论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昭示了日本国民加害者意识有某种程度的觉醒。
南京大屠杀也在此时开始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大屠杀事实存在与否是当时舆论界争论的焦点。比如，铃木明针对本多的批判文章《“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于1972年开始在《文艺春秋》连载，1973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28］铃木对本多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被采访者的证言部分，通过他本人对证言的怀疑，进一步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开始逐渐分成两派，即“大屠杀事实派”和“大屠杀虚构派”。
关于“大屠杀事实派”和“大屠杀虚构派”之间的论争，日本政府虽然没有表明立场，但是亲自民党的体制派知识分子对“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质疑经常见诸报端。1968年，以保守派知识分子为主力的“日本文化会议”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在《文艺春秋》《诸君！》等保守派杂志从事文笔活动的评论家。分别创刊于1969年和1973年的《诸君！》（文艺春秋社）和《正论》（产经新闻社）成为“大屠杀虚构派”的大本营。关于1970年代自民党政权同媒体界的关系，笠原十九司指出，1970年代形成的自民党保守派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直接造就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被培养和提拔，最终成为“大屠杀虚构派”的主力成员。［29］
关于大屠杀的讨论，除却屠杀人数、范围等历史事实之外，它还是战争责任的重要彰显。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其对战争责任的认知程度。日本政府通过纵容右翼媒体对大屠杀事实的否定和煽动，已经反映了其对大屠杀的认知，而进入19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则开始在教科书等问题上作祟，直接干预大屠杀在日本社会的言说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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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到2015年的32年间，《朝日新闻》的对南京大屠杀报道次数是452次，每年都有至少一篇相关的新闻报道（最少的是2001年的1篇）。如图1所示，1982-2015年报道数量较高的五个年份分别是1994年（79次）、1998年（45次）、2007年（29次）、1995年（21次）、2012年（21次），下面对这些报道数量较多的年份进行详细分析。
1994年的报道数量位居首位多少有些不可理解，仔细追究这些报道的原委可以发现，羽田孜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以及其后引起的各方反响是报道的焦点。永野在就任法务大臣不久接受采访时做了所谓“南京大屠杀系捏造”的“永野发言”，这在日本国内外掀起很大的波澜。［30］1998年的报道数量仅次于1994年，这也跟日本国内的相关事件有着密切关系。1998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合作的电影“南京1937”在日本上映。日本右翼团体为阻碍该电影的上映，6月6日，一右翼青年手持刀具将位于横滨的一座电影院的屏幕割裂，在当时引起了多方舆论的关注。［31］1995年和2007年报道次数较多，可以联想到的是这两个年份都是相关的周年，日本国内对相关事件的反省以及批判较多。而2012年则发生了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南京和名古屋系友好城市）。
通过对这些报道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其国内政治动向有着密切关系，即首先产生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说，然后是舆论各界的大肆报道。仅就数量而言，确实以1990年代居多，但其作为一个问题，却开始于198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事件”。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时意图将“侵略”改为“进出”，此消息被各大媒体曝光后日本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指出：欧美教科书普遍将他们的亚洲政策以“进出”描述，日本不过是“围绕同类事件而追求表述的统一”。［32］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明确指示要将“侵略”改为“进出”，但是不能否定其政治意图。当然，日本政府随后安排外务省以及文部省对中韩等亚洲邻国进行了“灭火工作”，但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国际问题化”已经在所难免。［33］
1982年以来，《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类型：第一，与大屠杀事实、证言以及与之相对的反省相关的报道；第二，日本政治家的失言、右翼团体等否定大屠杀行为的报道；第三，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等相关报道。其中，第三类中国方面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主要关涉到中国内部事项，本文不对其进行分析。就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报道而言，《朝日新闻》一方面积极报道相关的证言和反省，另一方面也报道消极否定大屠杀的言说。
无论是日本国民的深刻反省还是消极否定，本质上都跟日本国内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冷战期间被埋没的各类国内外问题，特别是侵略殖民所引发的谢罪、赔偿等运动呈集中爆发之势。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则与冷战的终结并行，随着1955年体制的崩坏，日本政府也迎来了重新审视侵略与殖民的时期。1993年的“细川发言”“河野谈话”以及1995年的“村山谈话”，都可以视为日本为追求同东亚邻国的和解而做出的努力。但是，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家围绕侵略和殖民历史问题的不适当发言也层出不穷，亚洲国家更是抓住这些否定性的发言而强烈地谴责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日本政府虽然有谋求和解的努力，但往往某一位政治家的不当发言就会把这些努力化为泡影。以《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为例，1994年和1995年都是相对报道次数较多的年份，与这两个年份相对应的则是“永野发言”（否定大屠杀以及相关的战争责任）和“村山谈话”（对日本的战时侵略表示反省），一个消极、一个积极，貌似吊诡，实则反映出日本国内战争记忆的两种类别。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方面的动向已经从“言说”迈向“行动”的领域。具体来说在官方层次，有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参拜靖国神社。民间层次则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及“日本会议”等否定、歪曲历史之风盛行，而相关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成为助长这股歪风的主力军。［34］以《朝日新闻》的报道为例，1995年以后的报道中，半数以上是保守政治家、右翼知识分子以及相关团体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如此看来，在日本社会中，否定或者消极认知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风潮，至少在国民认知的层次，他们已经很难单纯地接受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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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围绕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忘却进行了考察，对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隐匿、发现、断绝、唤醒、论争和忘却的复杂过程，并没有产生一以贯之的大屠杀记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反转，笔者认为与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日本政府的政治操作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南京大屠杀事发后军部的信息封锁以及相关资料的焚毁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缺少对大屠杀的原初记忆。“二战”后在日本保守政治体制的煽动下，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记忆仅仅关注自身的被害，却忽略了日本作为侵略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加害行为。直到越南战争之后，日本才开始具有了“加害国”的自主意识，这不是日本政府主动的反省，而是日本国民反省之后积极推动的结果，而南京大屠杀也因此被日本社会有条件地“想起”。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政治社会的保守化，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则成为了其政治大国化的绊脚石。
第二，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忘却给中日历史和解带来了消极影响。记忆是历史和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在加害国和受害国之间，如果基本共识尚未达成的情况下，加害者一方有意地忘却加害的记忆，必定给双方的历史和解带来致命的冲击。因为加害者的忘却意味着对自身过去历史事实的否定。针对这一问题，日本历史学家羽仁五郎引用联邦德国总统海涅曼（Gustav W.Heinemann, 1969-1973任联邦德国总统）的话做如下评论：“海涅曼说只有我们不忘却，才是让对方忘却的唯一方法。如果作为加害者先把最基本的事实忘却，并且希望受害者也随之忘却，那是不可能的”。［35］羽仁所强调的不是别的，正是加害者记忆的责任（duty of memory），这也是本文对日本南京大屠杀记忆进行考察的目的所在。
注：
①代表性研究有，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秦郁彦：《南京事件》，中公新书1986年版；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年版。
②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论争史》，平凡社新书2007年版。
③截至2015年12月31日，《每日新闻》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报道为172篇，均为1986年之后的报道。《读卖新闻》的报道为152篇，且报道的时期与《朝日新闻》大致相似。考虑到本文并非侧重于新闻报道的比较，所以在此仅以客观性和批判性较强的《朝日新闻》为例进行考察。
④［29］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论争史》，平凡社新书2007年版，第20、128页。
⑤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1.
⑥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虚构》，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第224页。
⑦毎日新聞社编：《シリーズ20世紀の记忆 秘蔵の不許可写真1》，每日新闻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⑧草森紳一：《不許可写真》，文艺春秋2008年版，第19—20页。
⑨秦郁彦：《南京事件》，第22页。
⑩《百人斬り超记录》，《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
［11］程兆奇：《再论百人斩》，《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2］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p.26.
［13］约翰·道尔（John W.Dower）指出，GHQ对日本新闻报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拥护军国主义以及批判联合国占领军”等领域。ジョン·ダワー著、三浦陽一等訳《败北を抱きしめて》（增补版）（下），岩波书店2004年版，第181—186页。
［14］《战争犯罪人11氏に逮捕命令》，《朝日新闻》1945年11月2日。
［15］吉田俊的研究结论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参见吉田俊《战争の记忆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日·中·台·韩の博物館展示を中心に》，《年报日本现代史：现代历史学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现代史料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4页。
［16］关于日军残暴行为的报道检索到2篇，都出现在内容相对较少的“声栏”里面”。参见《支那事変から太平洋戦争へ 軍閥独裁の悲劇》，《朝日新聞》（1945年12月8日）；《南京事件声欄》，《朝日新聞》（1946年8月8日）。
［17］笠原十九司：《南京虐殺の记忆と历史学》，笠原十九司·吉田裕编：《现代历史学と南京事件》，柏书房2006年版，第26—34页。
［18］［19］粟屋憲太郎：《东京裁判にみる战后处理》，粟屋憲太郎等《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日本とドイツはどう違うか》，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86、116页。
［20］小山常実：《历史教科书の历史》，草思社2001年版，第16页。
［21］［24］吉田俊：《历史をめぐる闘い：南京大虐殺は日本ではどう见られてきたか》，ジョシュア·A·フォーゲル编、冈田良之助訳《历史学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殺》，柏书房2000年版，第106、109页。
［22］浪本勝年：《一九五〇年代の教科书问题》，《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1986年3月第83号。
［23］菊池一隆：《东アジア历史教科书问题の構図：日本·中国·台湾·韩国、および在日朝鲜人学校》，法律文化社2013年版，第4页。
［25］本多勝一编：《裁かれた南京大虐殺》，晩声社1989年版，第69—70页。
［26］本多勝一：《本多勝一集》第23卷，《南京大虐殺》，朝日新闻社1997年版。
［27］关于当时的反响可参见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の中国像》，新曜社2010年版、第358—371页。
［28］铃木明：《〈南京事件〉のまぼろし》，文艺春秋1973年版。
［30］《〈世にいう南京大虐殺、あったとは思わない〉永野茂門法相が见解》，《朝日新闻》（朝刊）1994年5月5日。
［31］《映画〈南京1937〉に刃物、スクリーン裂く 容疑男を逮捕 横浜》，《朝日新闻》（朝刊）1998年6月7日。
［32］服部龙二：《外交ドキュメント历史认识》，岩波新书2015年版，第24—28页。
［33］1982年“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宫泽喜一发表了“近邻诸国条款”的谈话，指出在审定教科书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合作以及邻国感情。
［34］俵義文：《政治家·メディアと南京事件》，《战争责任研究》（季刊）2007年冬季号第58号。
［35］羽仁五郎：《日本军国主义の复活》，现代评论社1971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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