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盏明灯 - 忆成都石室中学潘后富老师

潘老师教过我两年美术，但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指导却是从初中进校直到高中毕业上大学。

初中有两年美术课，潘老师是学校唯一的美术老师，所以她教过所有初中进校的学生。老师身体不好，经常咳嗽，也不太苟言笑，有些学生对她有些敬畏。我也不例外，直到后来接触多了才不怕她了。

我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从美术课最开始学的二方连续图案、美术字到后来的画年画，我都当成作品去完成。后来潘老师逐渐让我参加学生画展和文化交流，这促使我不断地去学习和实践。为中日和中法文化交流设计剪纸图案，刻刀是自己用锯条打磨制成的。画工笔仕女图也是那时候开始的，知道了如何“三白”和“开相”。那时候做剪纸和画工笔占据了我课余大部分时间，而潘老师也“行方便”让我不用画美术课堂作业，让我随心所欲去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小人书、书籍插图、父亲的老画册、电影剧照，都是我画画的参考，虽然没有章法没有系统训练，涂涂抹抹中，中学时代也因此抹上了七彩。

每次画完一张画，我会卷起带到学校给潘老师过目。老师的办公室在进门左首第一间，我总是在窗外先探头看她在不在，然后再敲门进去。见我持画进来，她总是放下手上忙活儿，让我把画展开，先看上一会儿，然后从线描、着色、布局、主题各个方面点评，提出建议。每次，我都是满载而归。

我喜欢尝试新东西，有一段时间迷上了日本浮世绘。潘老师讲她有一本画册我可以看看，让我放学后去她家。老师住在学校隔壁的“青松院”教师宿舍，我蹬着自行车两分钟就到。老师递给我的是一本厚厚的大八开日本进口画册，印刷精良，这在八十年代还是很珍贵的。我翻着不忍放下，老师就说：“你拿回家看吧。”我如获至宝，拿回家研习了好几个星期，画了一张日本风情画连同书一起带给老师。至今，我还对浮世绘着迷，这跟那本画册不无关系。

印象中潘老师曾经两次向我“求画”。一次是在初中毕业，看了我模仿王叔晖风格创作的《百岁点将》后，问我愿不愿意留给学校，记得当时自己颇有些舍不得，画一张多人物的工笔画往往要花去好几个星期的周末时间，但是因为老师开口，觉得确实也应该留点什么给学校，也就答应了。很多年以后回中学问起此画，已经没人有印象了，我只能就着照片和父亲存下的底稿回忆。还有一次“求画”是在高中，当时学校有一位英文外教戴维斯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潘老师组织大家作画为他送行。我画的《赏梅》戴维斯先生很喜欢，但是却在学校展览中不翼而飞，老师很抱歉同时问我是否愿意再画一张。重复自己是我最不愿意的事情，但也不想让即将回国的戴维斯先生失望，于是就着保存的墨稿稍作修改重新画了一张。

高中毕业后去中国科技大学念书，与潘老师交流靠书信，见她就是每年的假期了。我在大学快毕业那年的寒假去学校见她，她正要去上课，招手让我先到二楼的画室看看。画室二十几平米，一间教室大小，既是画室也是展厅，学生可以在这里画画和写书法，四周是在校离校学生的作品。看到我中学那幅《百岁点将》还挂在那里，百感交集。为学生辟一间画室是潘老师多年的愿望，替她高兴，也替我的学弟学妹们高兴。

在大学里，在刷吉米多维奇微积分和实验室瓶瓶罐罐之间，我参加中国科大西区画社，为《荒原诗社》刻蜡纸画插图，当然也没忘记将绘画热情倾注在手写毕业论文的插图和分子式中。艺术，依然是温暖着我的那束光。

大学毕业后走得更远，异国他乡一走就是七年。那年冬天，带着给老师买的红围巾，我又叩响石室巷“青松院”老师的家门，开门的却不是潘老师了。此后又是好些年，离去，回来，仍然是习惯性地拐到老师家去敲敲门，留下一束花，写下几句话。。。

老师走了二十多年了，我总是想象她在天堂的画室里徜徉，我想让她知道我没有放下画笔。艺术，永远是照亮我生命的那盏灯，老师，则是那位执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