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合一丨央视往事：1978-1988的《新闻联播》
今年是中央电视台40周年，也是央视《新闻联播》开播40周年。
根据最新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家单位，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
同时，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制。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这也意味着，40年的中央电视台，将转为内部呼号，而40年的《新闻联播》，仍将继续使命。
沉淀荣光，勾陈记忆，央视的往事足够庞大繁杂，而始终绕不开的，则是《新闻联播》的故事。
1. 开水房的传言
1985年7月16日上午，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伟光，在办公室接到电话。打给他的是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郝南平。
电话中，副部长让杨伟光“马上来一趟办公室”。
在那间办公室里，郝南平宣布了部党组的任命决定：调杨伟光去中央电视台任副台长。
尽管郝南平宣布这一任命时满脸笑容，但49岁的杨伟光内心是挣扎的。
从1961年人大毕业，杨伟光在广播台干了整整24年。他熟悉这个系统内各项业务，被提拔到副台长时，他分管的是新闻栏目。然而对于电视领域，除了有理论基础，他几乎是两眼一抹黑。
“能不走吗？”杨伟光下意识地问郝南平。
对于杨伟光略带抗拒的回复，郝南平仅仅回答了五个字：已经决定了。
命令无法更改，但命运的轮盘已经开启转动。
此后的很多年里，杨伟光都在回味这一天里的各种细节。于对他来说，这一天等同于他人生中最大的机遇和转折。
另一厢，调任的命令连同种种模糊不清的传闻，其实早在这一年春天，就在广播电视部大院里传出了。
传闻的集中地，是在广播电视部大院的开水房。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电台和央视的员工大多住在院内302号宿舍楼。上班也都在一个锅炉房打开水。
那个春天里，“央视要被电台接管”的消息和央视员工的失落情绪，飘散在郁郁的空气之中。
传闻就在熟人碰面的七嘴八舌之间链条式传播。央视很多员工不服气“只是念念稿子”的广播台。而元老们则觉得，“让他们管，还不如我们自己办得好。”
直到杨伟光来到央视，正式宣布为副台长时，传闻总算变为实锤。跟他一起来到央视的，还有在广播电台负责新闻的主任沈纪。
有人觉得，广播电台对新闻业务最熟悉的两个人调任央视，这一定是冲着《新闻联播》去的。
《新闻联播》是这家国字号电视台的王牌新闻节目，那时正值七年之痒。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奔腾岁月中，电视新闻一样面临着各种机遇和瓶颈行左转右。
杨伟光调任央视后，静默了一段时间。没出什么声响也没有上任“放火”。那时他常常出现在《新闻联播》的审发会和座谈会上。从各种意见中筛选有用的信息。
两个月后，他得出结论：《新闻联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新闻意识。
1989年的杨伟光与与时任武汉电视台台长的赵致真合影
2. 多数新闻滞后两到三个月
在1978年5月1日之前，央视还不叫央视，仅仅是北京电视台。
在行政级别上，虽然北京台叫起来特别的“地方”，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台同级，隶属于中央广播事业局。其实都姓央，在一个大院工作。
但那时电视台记者出去采访，跟报纸、国家通讯社比，却是远没有地位的。
再早几年，1976年的时候，北京电视台记者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记者去石家庄采访当年的夏粮生产情况。当时很多领导集中在石家庄开全国“三夏”现场会。
记者们到了门口，都掏出介绍信和工作证。电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顺利通过，到了北京电视台，工作人员皱着眉问：你来这干什么？电视台不是拍电影的么？
现在听到这种质问，显然是荒谬的。但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电视的普及程度很低。那时候谁家有台电视，才是共享经济的雏形，得全楼或者全院子的老少一起看。
当年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基本都来源于报刊和广播。电视还是有些曲高和寡，复杂的拍摄方式甚至让多数新闻滞后两到三个月。
比如1977年，北京电视台农业组在唐山一带拍摄小麦丰收的新闻。拍摄的时间是5月底6月初，算上剪辑、合成、邮递胶片，播出的时已是9月份。当时拍摄的小麦田后来又种上了玉米，玉米也都快熟了。
那时电视台的强项是制作纪录片。在1975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电视专业，包括电视节目制作、摄影、编辑等课程的课上案例，还都是拿纪录片而非专业新闻举例。
不过，编辑、记者工资也不高。每人单月工资平均39元，粮食每月一人32斤。要知道，1979年北京市国有单位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是705元。
工资少、效率低、新闻没有时效性、编辑记者被边缘化，制作新闻被说成拍电影、奋起努力却无处发力。在1978年共和国打开门窗的前夜，至少在当时，编辑记者们还看不到太大希望。
《新闻联播》正式开播是在1978年1月1日。那时北京电视台要在5个月后才成为央视。
不过在一年半前的1976年7月1日，《新闻联播》还进行了一个试播。那一天的《新闻联播》还不叫这个名字，它有个更长的名字是《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试播总长约20分钟，共播报四条新闻。
在这里有必要将这四条新闻的题目写下来。它们组成了新闻联播历史上第一份串联单，并开启了这档新闻节目其后的40年。
四条新闻分别是：战斗在车间的党支部（上海）、小靳庄在战斗中前进（天津）、敢斗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武汉）、朝气蓬勃的党支部（北京）。
3. “新闻联播”的名字，是美工改的
如果将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开播时的串联单拿来和试播做对比，你也能像当年那些商界大佬一样，从这些新闻中判断出改革的风向。
这的确是显而易见的。
正式版新闻联播依然只有四条新闻。但时长从当初的每条5分钟，缩短到每条约3分钟左右。试播中每条新闻“学习、生产、批判会”的老三段格式几乎不见了。新闻选择更加接地气，也开始注重实效。
首播版本新闻联播的串联单是这样：邓副总理与国外专家欢庆新年（北京）、马万水工程队再攀高峰（河北）、平定县粮食丰收（山西）、安阳电子管厂研制出新产品（河南）。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不是当年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提出意见，《新闻联播》很可能就叫做拗口的《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
当时张德生接到设计片头的任务，这个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设计师，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于是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
就这样，短标题在那个时代取得了胜利，设计师让这四个字的美感家喻户晓。
《新闻联播》虽然首播了，但播的不全是新闻。那时的新闻内容主要是各地方台寄送来的电视新闻片。拍摄艰难且路途遥远，新闻到了央视就成了旧闻。
即便如此，这些难能可贵的供稿，依旧是中央台和地方台反复商议的结果。
当央视还是北京电视台的时候，新闻部就在合肥、太原与成都分别开会，寻求《新闻联播》的地方台供稿。
到了1977年11月，还分别召开了华东和中南、华北和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电视台参加的座谈会，共同商讨如何办好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的问题。
甚至当时北京电视台新闻部的夏之平、朱继峰、穆昭山等人更是搭乘飞机穿梭各地，于是这些以新闻为名的会议就被称为“飞行会议”。
实际上，“飞行会议”并未完全解决“新闻变旧闻”的供稿机制。但它提出了电视新闻改革工程的“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一事一议，短小精悍，新鲜活泼。”
在1978年，这“十六字方针”，精准地镶嵌在因改革而重塑的巨幅社会图景中。
当时的《新闻联播》和现在一样，在每天晚上7点准时开播。但那时的央视还没有直播能力，《新闻联播》还需要提前录制好再进行播放。
在1978年年低，元旦跨年当天。全中国能收看到《新闻联播》的观众，都将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后来被“十分想念”的男主持人——赵忠祥端坐在那里，以每分钟220字的语速四平八稳地播报新闻。从这天开始，《新闻联播》迎来了他第一位主持人。
但这种一个人播报新闻的孤单，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要到1981年7月，当邢质斌首次与赵忠祥以男女主播的形式出现在荧幕中时，《新闻联播》终于看起来像是今天的模样。
这之后，无论《新闻联播》内容、包装如何变化，它的形式始终固定。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新闻联播》自开播之日起，一直被标榜为“风向标级”节目，其内部像是蕴含着解读中国社会变化的密码，和《人民日报》头版一起，成为人们议论这个国家现实和未来的第一手信源。
在央视网新闻联播频道，介绍这样写道：《新闻联播》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每日晚间播出的一档新闻节目，被称为“中国政坛的风向标”，节目宗旨为“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
4. 第一条批评报道
1978年过去了，很多人怀念它。在这一年，北京电视台正式成为了中央电视台，它和《新闻联播》一起，成为其后而至的，80年代“新媒体”的一部分。
几乎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央视新闻部都在处理这样几件事：一是应对各地送来质量参差不齐的新闻；二是应对各路领导打过招呼的会议；三是学习新的技术并改革《新闻联播》。
好在到了1988年，《新闻联播》的第十个年头，他的相貌和内在，已经和如今相差无几了。不过这条路走得比较艰辛。
首先人们对于电视节目的欣赏水平确实提升了不少。比如1983年央视首播了春节联欢晚会；1985年的阅兵也能从电视上收看到。另外各地方台的节目也办的灵活，除了该讲政治之外，娱乐性是首当其冲的。
另外，这个时候电视在平常百姓家普及很快。在一份收入调查中显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高收入户，每百户拥有108台电视机，即便是城镇普通户，每百户也拥有71台电视。
那个时代声音嘈杂。朦胧诗、伤痕文学、潜伏在地下的音乐和文艺，随处可能牵动人的眼球。
至于电视新闻，不太好干。
不过当年人也敢说。比如1986年央视新闻部的人到广东出差，广东省广播电视厅的厅长在饭局上直言不讳，说中央台的新闻节目，办的不如广东台好。
厅长的话，当然不是故意不给央视同志面子。
那时候广东台每天早、中、晚共播8次新闻，《广东新闻》每天报道百姓身边的社会新闻，可看性很高。
而央视当时每天播3次新闻，内容几乎被领导开会和讲话占据。并且生产报道过多，一个村子修水利和一座工厂搞卫生也可以作为新闻占据几十秒到几分钟的播出时间。
央视的人听完这一番话，当年也是无话可说的。只是感到无地自容。
所以说那时候给《新闻联播》提意见，没有级别之分。河北省一位公社干部对央视新闻部的记者提建议，希望《新闻联播》多播放一些农民致富的典型办法，觉得现在的新闻“大而化之，不具体。”
1984年，央视新闻部的记者在北京某部委采访，一位处长对记者抱怨新《新闻联播》的开会新闻太多。基本是“他说……他指出……他强调指出……”这样的新闻。“家里人一碰到这种新闻就直接换台。”
这些声音在上世纪80年代，让广播电视部、中央电视台及其新闻部感受到很大压力，并促成了《新闻联播》诞生以来的一次不小的变化。
《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的停车场见闻》是央视《新闻联播》的第一条批评报道。报道指出了一些领导家属公车私用办私事，成为特权阶层。这条新闻播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新闻中相关车牌号甚至被曝光，导致很多单位找上门来解释缘由。
批评报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一时期，《新闻联播》上播出过垃圾污染市容、氯气泄漏导致居民受害、木箱厂噪音污染以及北京郊区河流污染等批评性报道。这些新闻在播发后都收到了相关单位的反馈。
重要的是，那时观众开始认为《新闻联播》不再是大而化之的代名词，也开始关注百姓身边的小事情。
宏大的叙事和碎碎念的社会新闻并举。在《新闻联播》的历史上，无意间映照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奇异社会图景。这是央视新闻部一段特殊的燃烧岁月，《新闻联播》就像80年代的央视春晚一样，曾与你我如此之近。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985年9月，来到央视并担任副台长的杨伟光，在静默了一段时间后，开了个会。
这之前，懂新闻的杨伟光在参加完《新闻联播》的大小会议后，思考了一下，觉得《新闻联播》没有新闻意识，不OK。
那段时间他和助理沈纪（后为央视副台长）写了一个方案，叫《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
这个方案主要是说，央视及《新闻联播》要办成事实准确、信息量大、报道面广、形声并茂的重要新闻舆论中心。让观众看完新闻就能及时了解天下大事。
后来的《新闻联播》，就是在这个大方向下，改革并前行到现在。
而具体做法中，央视决定以后期发稿编辑作为新闻改革重点突破口，引导全国电视界的前期采访。
方案写成后，杨伟光召开了央视新闻部全体员工大会。那个会议据说动用了全台唯一的大会议室。在央视老员工的回忆中，只有台里有重大事情时候才使用那间会议室。
这时候的《新闻联播》，已经开始率先播发许多中央政令，“风向标”姿态若隐若现。
到了年底，央视新闻部联播组扩大，把播音组也纳入其中。这么一来，联播组有编辑、播音员、美编、摄像、打字等一共27人。
在当年，36岁的邢质斌已经算组里的老大姐。其他都是二十来岁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小姑娘。而在1985年，赵忠祥已经从《新闻联播》主持人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随后几年，我们只能在《动物世界》中听到他的声音。
贺红梅
除了形式上的变化，《新闻联播》联播组组长，开始列席广播电视部总编室每天早晨召集的编前会。这个会议的参加者规格很高，包括广电部部长、副部长、广电部总编室领导、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相关领导。
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小学班上的大队委，每天早上列席校长召开的教务会。字字真言，句句重点。
在那个年头，基本上是逢改革必有效的。新闻联播的主体开始转向当日新闻和简讯。
在1985年之前，由于电视新闻不是主流媒体，很多新闻对时效的要求不是很严格。一些电视新闻记者那时有个习惯，下午出去采新闻，回到台里把东西一放就回家吃饭了。至于片子，转天再编。
这也连累联播组无时效新闻可用。
后来还是领导急了，杨伟光当年拍桌子下死命令：当日新闻必须当日播，谁不播就离开。
当日新闻成为常态，让新闻得以成为新闻，更能联播起来。比如《中国通讯卫星定点成功》在《新闻联播》播出时，解说词的最后一句是：这颗卫星正在转播中央台的节目。而《中国代表团获得奥运金牌总数第一》，比赛半个小时后就播出了这条消息。
当日新闻在台领导的高压下成为《新闻联播》的日常。但接下来的压力要远大于此。1986年，中央电视台给新闻部下达年内发稿3万条的任务，且具体由联播组执行。
换算一下，就是每天至少发稿83条。
怎么办？因为《新闻联播》中常有超长的时政报道和重要新闻，要保留基本条数。因此只能依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做法，增加简讯。即每天编排一组口播的一句话新闻，并可插入画面。简讯来源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及首都其他媒体。
这就是那句你常能听到的：“下面请看一组简讯”的由来。
《新闻联播》的第一次改革，在1978、1988年达到了顶峰。在他的第一个十年将要到来的时候，他的理念和所具备的基础技术已经和如今几乎相近。但如果以现代的眼光审视上世纪80年末的《新闻联播》，来自那个时代的改革的气息会深深围绕着你。让你有时候哭，有时候笑。
6. 直播时代
回到1985年7月。当杨伟光得知自己要调任中央电视台做副台长时，那座后来代表央视、甚至代表北京多次出现在航拍镜头中的央视大楼，已经建设了近三年。
如果顺利的话，杨伟光和他的同事们将在一年后的1986年5月看到这座大楼完工。不过诸事多磨，这个时间又被推迟了一年多。
在广电部大院内，杨伟光等台领导在广播电视大楼东墙下的木板房里办公。新闻部在大院南门内一栋简易楼里，而联播组在一楼。
当年的联播组，三间办公室约六七十平米。有几部内线电话和一部后来传得神乎其神的“红机子”。其实在央视，这样的“红机子”还有一部，在台办室。两部机器的功能一样，都是用来直通中央各部委的专线。
等到1988年5月，央视的各部门才从复兴门广电部大院搬进被叫做国家彩电中心的大楼。这个时候，国家为这座楼已经先后投入了近3亿元人民币。
搬进新楼后，显然办公环境改善了很多。台领导在15楼，总编室在14楼，新闻部驻进了2楼。
等一切都收拾妥当，搬进新楼的央视制作的第一个节目便是《新闻联播》。
1988年在新闻联播的历史上注定被铭记，不仅仅因为这是《新闻联播》正式诞生的第十个年头。还因为在这一年里，《新闻联播》首次实现了直播。
1987年的新闻联播，截稿期限是每日下午6点。6点开始录像后，除了中央重要的时政新闻，按照“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发外，其他价值一般的新闻一概不再受理。
而《新闻联播》每天的编前会上。各采访组会提交新闻题目并拟定报告，值班编辑则会排一个当天大致的播报串联单。到了下午4点半，再报请各级领导审阅。
这种录播的编排方式，最终因容易出乱子和需要改革而成为历史。
1988年1月，央视新闻部派了8人组成的考察小组，由新闻部副主任李海明带队去香港学习新闻直播。
那时的口岸深圳还没有机场，一行人只能降落在广州，再坐火车去深圳。在广州期间，央视新闻部的人，还顺道去了广东电视台参观。
按说来自央视的人下地方去看看，应该很有面子才对。不想当时的广东台，一天8档新闻节目全部都是直播。李海明形容：直播机房非常安静，一切井井有条。
还没有到香港，央视的人先被广东台深深的震撼了。自认为在新闻直播上落后了地方台，下来看看直接变成参观学习。
在香港，亚视（TVB）与无线（ATV）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央视考察学习人员，并安排他们与新闻直播和采访的相关工作组跟班学习。
那次考察对于央视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电视记者拿话筒跑外景，回到台里继续主持节目似乎稀松平常，但在当时的央视人看来，这都是望尘莫及的。
回到北京不久后，央视开始尝试实验《新闻联播》直播，并在1988年第一次将技术运用到实际新闻播发上。从此，央视让新闻得以实现真正的联播。
现在，当我们窝在沙发里看所有的直播节目时，都不要忘记三十年前，央视人南下取经归来后，在直播间汗流浃背地不断尝试每一个细节，并在“直播只能进不能退”死命令下，一点点地探索出《新闻联播》现在的模样。
尾声：
从1978年到1988年，《新闻联播》经历了它最初忙碌多变的十年。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光怪陆离的十年。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相比，其他的年代似乎都显得乏善可陈。
因为在随后，股市马上就要出现了，商品房马上就要出现了，计算机马上就要出现了，互联网马上就要出现了。全球化时代紧跟着到来，个性化的社会被这股浪潮拍打扁平。
整个世界很快就只剩下资本和永远塞不满的欲望，还有为之而奋起逐利的人们。
《新闻联播》也在经历最初炙热的十年后，逐渐冷却、理性。再后来，终于成为这个国家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如果回头去看那个十年中的《新闻联播》，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进、不断尝试、摸着石头过河，这档新闻节目的经历，几乎是改革开放前十年路径的另一种复制。
然而如果没有《新闻联播》，在谈论改革之初的中国电视新闻时，我们该谈些什么呢？
撰文：郝博闻
来源：蓝媒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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