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付松与新京报的撕裂
文丨陈实 来源丨记者站
（ID：jizhezhan001）
因一篇《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的公号文章，文章作者付松和他曾服务过的新京报，双双陷入了争议之中。
付松的这篇文章，昨日发布在一个名为“追月数星”的微信公众号上。题目虽是《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但按付松的说法，他其实是“被离职”。
今年3月6日，付松正式入职新京报，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核心报道组的一名见习记者。在此之前，付松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国内调查记者，外驻贵阳。
5月1日劳动节当天，付松在饭桌上了签下了一份离职申请表。
不满2个月，付松的新京报生涯，便画上了句号。而在离职前几天，付松还向报社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了一份转正申请表。
对于突然的离职，付松在文章中称，“我一直坚持和追求了10多年的新闻理想，因这一纸离职证明，像一盆刺骨冰水浇下，从头凉到脚。”
文章发出后，快速在多个媒体人社群中传播，随即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争议也随之而来。
付松在文中透露了几个单方信息：
1.他从红星新闻离职入职新京报，起因是受新京报编委涂重航邀请。
2.在北京待三个月后，可以常驻外地，付称，此安排获得了涂的确认。
3.付与新京报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4.核心组负责人陈薇与人力资源均确认，付有两个月的试用期，没有任务，之后每个月的任务是1.5条，两个月后可以驻外。
5.试用期内，付松按时参加部门会议并报选题，两个月内，其出差三次，五条稿子全部刊发。
6.试用期到期前，付松向报社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了转正申请，此前，他还办理了社保卡。
7.离职手续在饭桌上办理，没有走报社的离职流程。
付松在文中认为，其在进入新京报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在试用期没有考核任务的情况下，均做到了积极采访，拼命写稿。
对于这段北漂之旅，付松在文中多处表达了自己的不解与不满。
新京报我们视频王爱军的评论
面对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新京报我们视频王爱军在朋友圈中评论称，工作不合格未通过试用期，编辑部讨论决定不签正式合同，属于正常情况，且付松文中隐瞒了太多实情。
到今日，付松文中涉及到的涂重航及陈薇，就此事发声。一份是涂重航写给付松的信，一份是陈薇就此事提交给报社的内部说明。
相比于付松的文章，这封信和情况说明，则在工作表现以及工作纪律等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说法：
1.付入职新京报，实则是付自己投的简历，而非新京报方面邀请。
2.付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存在摘录网上资料，稿件采访不足，与部门主管及编辑沟通存在障碍等问题，而更严重的是，付松存在截稿前失联的情况，引发部门领导批评。
总结来说，新京报方面人士认为，付在新京报工作期间，表现不能让人满意，且存在严重影响工作纪律的行为。
新京报方面人士的说法一出来，更大的争议随即产生，但基本都是围绕以下几点：
1.付松在新闻业务上的表现，是否符合新京报的要求？
虽然付松在文中陈述了其在新京报工作期间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成绩，但新京报方面则认为，其在深度思维、调查能力、采编沟通以及工作纪律等业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虽然对于付松能否胜任新京报的采写工作，付松及新京报方面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说法，但这事关付松离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也成了此次争议的核心问题。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付松能否胜任工作，外人无法评论，但因所处媒体不同，所处时间不一，并无统一衡量标准，而且，付松在此前的新闻采访中所获得成绩的陈述，并不能代表其符合新京报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的上，很难有结论，因其所引发的争议，大概率也会无疾而终。
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的观点
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呼吁新闻机构应当更人性化，给予年轻记者更多空间。
2.付松离职一事，报社的流程是否符合规范，能否更人性化？
对于此问题，涂重航的信中称，选择吃饭面谈，本是为”不失同事的情谊“”保留一些脸面“。而这，正是令付松极度不满的地方，也恰恰是新京报在此事中受指责的原因所在。
律师王维维认为，付松与报社签订了2年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2个月，并没有问题，但企业试用期辞退员工，要有合法理由。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录用条件应该在入职前通过书面等明确告知劳动者。如果新京报是在试用期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则涉嫌违背劳动法。
对于在后续回应中，新京报方面人士直指离职人员在新闻业务上的问题，有媒体评论员认为，报社是人情场，虽然选择让人“主动离职”，并不符合公司化的操作规范，但此举过于伤人，本应有更符合道义的做法。
一起本不复杂的新闻单位用人事件，因文章在媒体圈内的快速发酵和新京报本身所具有的话题性，致使本该以呈现新闻事件为使命的记者和报社，自身变成了新闻事件的主角。
没有完美的受害者。在这起争议里，同样如此。只是在舆论的放大镜之下，撕裂将导向何种后果，则是媒体从业者都该思考的问题。
经此一事，新京报在职员工不知会作何感想，而付松还能在新闻行业内生存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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