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真的是香港电影的良心佳作吗？

4月9日，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不少人都在等待一个时刻，那就是在演艺事业上不温不火多年的余文乐，能不能凭借《一念无明（2016）》擒得影帝。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花落默默耕耘多年的林家栋。

不可否认，“余文乐贡献出颠覆性表演”确实成为了《一念无明》，这部由新晋导演黄进及其编剧女友陈楚珩协同创作的电影最大的噱头之一。加之，余文乐多次公开表示害怕再见黄进，给出的原因是怕回忆起故事里的一幕幕。听起来很绝望，也很有张力。

电影剧情讲述的是由余文乐扮演的阿东因为自幼被父母忽略、病母负担重、工作压力大，不幸罹患躁郁症，并被关进青山。出院后，与老父挤在劏房内，还遭受左邻右舍、前同事、路人等等的多重歧视。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对于情绪病的关切是表露于形的，从大气电波到公益广告，无时不刻都在提醒这座石屎森林里的人们：情绪病不可怕，及时疏导最紧要。那香港人对患病者的眼光特别苛刻吗？或许高登网友、《苹果日报》小报记者之类的人群会格外不留情面，而日复一日行色匆忙的普通市民更多的还是自顾不暇。社工，可以说是这个高强度社会的救世主。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阿东情绪的不稳定，时而因为前未婚妻的友好快乐无比，时而因为被频频指责封闭自我。如果说这部电影刻画出了香港低下阶层的生存现状，那未免有些天真。至少曾志伟饰演的父亲还舍得花钱上街为儿子添置一日三餐，阿东也拥有一个混迹于中西区金融界的交际圈子，连他那去世的病母在生前还时常唠叨：“我娘家以前是个大家族……”导演和编剧还是没能下狠心，刨出那个社会的疮疤给观众审视，他们将某些现实大而化之，或者用1990年代港人爱用的一个词组——粉饰太平。

虽然《一念无明》被引进大陆，但上映周期并不长，而且在宣传上也似乎没有大费周章。在观看之前，对这个故事的概念，总不明所以地认为会和张经纬那部《歌舞升平（2008）》有异曲同工之处。观毕，失望是存在的。

或许有人会说，《一念无明》讲的是情绪病人遭受的社会不公与人情伤害，而《歌舞升平》点出的主题是一个大写的“穷”字，大相径庭。其实不然，与后者相似的，前者也可以说是在不断地论证阶层流动的失败：

因为父亲的不作为，阿东从青山出来，先不说能不能住在半山豪宅，他连最基本的私人空间都得不到满足；因为母亲的偏执，看不起与自己“门不当，户不对”的丈夫，家庭不和的阴影笼罩了阿东的前半生，让他被冷落、被疏离；因为弟弟的一去不回，阿东不得不为逃避家庭重担的兄弟多负一份责任，还要被父母那种“小儿子虽然不在身边，但他在美国出人头地”的偏见误伤……

重重矛盾，在阿东离开精神病院、再度走进社会的那一刻，找到了“躁郁症”这个出口，一并爆发。

据说，导演只有16日的拍摄时间，连饰演主角的余文乐也只分得14日去完成自己的戏份，所以观众能够轻易地发现矛盾激化的频次很高，戏剧的痕迹还是很重，远达不到外界激赏的“纪实质感”水平。而父子二人蜗居的“劏房”，也是一个指标性场景，大陆新移民、本土草根、少数族裔……他们都是劏房的常住人口。

我们可以就此理解为导演的野心，因为除了阿东一家外，他还想把更多在香港已是既成事实的社会问题置入电影里，劏房就成为最经济实惠的舞台。这种构思是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也是过于老生常谈的。

但无疑，曾志伟所饰的父亲角色是这部电影的一抹亮色。他的跨境司机身份，他从忽略家庭到因为病儿被逼到走投无路而流下的泪水，他最终带着阿东离开劏房、避居一隅的画面……比起躁郁的“香港病人”阿东、因金融危机跳楼的Louis、在宗教里找慰藉的Jenny，他才更“香港”：实用主义，有些冷漠和客套，不喜表达真情实感，但在关键时刻豁得出去。

可是，在“躁郁症患者与现实社会互相不适”这个大议题前，这还远远不够。失望，来自于导演对“失语的基层”这一群体的认识略显肤浅；失望，也来自于结尾将父子二人避居繁华都市郊区的乌托邦化——那不是对不公和失衡的控诉，是幼稚的一厢情愿（如果你不明白，请看《歌舞升平》）。于是，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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