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杰蒙古族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系列：人物、序言专题（二十）|《开拓 · 追求 · 耕耘 · 守护——至莫尔吉胡先生》
开拓 · 追求 · 耕耘 · 守护
——至莫尔吉胡先生
中央民族大学 乌兰杰
一颗巨星陨落了！一盏明灯熄灭了！
2017年5月19日上午9时15分，莫尔吉夫先生与世长辞。作为他的晚辈和亲人，我甚感悲痛。谨作此文悼念逝者，寄托无尽的怀念和哀思。莫尔吉夫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内蒙古新文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追求真理，拥护革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发奋创作、潜心研究。我想，这六句话可以基本概括莫尔吉夫的光辉一生：
莫尔吉夫是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辛勤的园丁，内蒙古艺术教育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奠基者之一。1954年，组织上派您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我国著名作曲家黎英海教授和苏联专家阿拉波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贺绿汀院长十分器重莫尔吉夫的人品和才华，希望他留校任教。1957年，乌兰夫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成立内蒙古艺术学校，培养新一代民族艺术人才。于是，您响应内蒙古文化局领导的召唤，毅然放弃留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机会，回到呼和浩特筹建内蒙古艺术学校。从此，您走上艺术教育岗位，长达25年之久。既当领导，又当教员，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学生，堪称桃李满天下，被几代艺术家亲切地称呼为“莫老师”。单从音乐专业来看，著名作曲家阿拉腾奥勒、歌唱家德德玛、拉苏荣、腾格尔、斯琴格日乐，演奏家赵双虎、李镇，女指挥家娅伦格日勒等人，均曾得到您的精心栽培和无私帮助，成长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艺术名家，民族音乐事业的骨干力量。
诚然，莫尔吉夫是一位卓越的音乐教育家，但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成为蒙古族音乐宝库中的珍品。回顾莫尔吉夫的音乐创作，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莫尔吉夫是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作曲家——音乐美学领域中，所谓个人风格、地区风格，以及时代风格，三者不可分割，形成辨证统一的关系。大凡杰出的作曲家，通过自己的成功之作，将三者完美统一起来。“风格即人”、“文如其人”，这是人们常说的两句话。确实如此，通过昨天晚上的音乐会，聆听莫尔吉胡先生八首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人们对作曲家的创作风格、音乐审美取向，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
根据我的体会，莫尔吉胡先生的音乐作品，大都刚健清新、热情奔放，气势恢宏，充满浩然之气。诸如，《祖国颂》、《长调声乐协奏曲》，以及《心中的歌》等作品，便具有上述风格特点。从地域风格方面来说，莫尔吉胡先生的音乐创作，主要是以“察哈尔——新林郭勒”音乐风格为底色，兼顾科尔沁等其地区的音乐风格。之所以如此，同他是察哈尔太仆寺旗人，以及他的家庭结构有一定关系。
诚如宋词中有所谓“豪放派”和“婉约派”一样，我区作曲家的创作风格，似乎也可以划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例如，美利其格、明太、阿拉腾奥勒等人的作品，优美抒情，深沉内在，以抒发细腻的内心情感见长，大体属于“婉约派”。而莫尔吉胡、辛沪光、德伯希夫、图力古尔等人的作品，则大都热情奔放，气势磅礴，基本属于“豪放派”。当然，所谓“豪放”和“婉约”，具有相对意义，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婉约派”的作曲家也可以写出“豪放”风格的作品。反之，“豪放派”的作曲家，同样也能写出“婉约”风格的作品，如《绣着和平鸽的慰问袋》这首歌，旋律优美，深沉内在，犹如一支民歌，明显具有抒情婉约之风。
莫尔吉夫是一位具有高超专业水平的作曲家——我区老一辈作曲家群体中，莫尔吉胡先生的作曲专业功底深厚，具有高超而娴熟的技能。众所周知，他是上世纪5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材生，苏联专家阿拉波夫的得意门生。和声、复调、曲式、作品分析——即西洋“四大件”方面，受到严格而系统地训练。尤其是复调课学得最好，受到苏联专家的称赞。无论是交响乐、大合唱、清唱剧、协奏曲、重奏曲，还是艺术歌曲、独奏曲，各种音乐体裁，他都有所涉猎。尤其在电影音乐方面，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他先后为《成吉思汗》、《马可波罗》等巨片配乐，得到国内外同仁的普遍称赞。例如，他率先采用“呼麦”形式，为《成吉思汗》谱写插曲并亲自演唱，显示出过人的艺术才华。北京电影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姚关荣先生曾说过：他所指挥过的电影配乐中，只要两位作曲家的总谱，配器技法高超，令人感到放心，其中一人就是莫尔吉胡先生。
莫尔吉夫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作曲家——莫尔吉胡先生的音乐创作，给我的鲜明印象之一，便是具有创新精神，无论是大型作品还是小型歌曲，莫不如此。如《绣着和平鸽的慰问袋》这支歌曲，从歌曲结构上看，短短四个乐句的乐段体，形成对称性结构。但每个乐句却是三小节，从而打破对称性，奇正结合，大大增强了音乐发展的内在动力。作者创作这首歌曲时还不满22岁，创作技法上竟能达到如此高度，确实令人叹服。难怪，《绣着和平鸽的慰问袋》当年风靡内蒙古各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连同伊德新的《剪羊毛》、通福的《敖包相会》、美利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成为早期蒙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又如，他所改编的长调“潮尔 · 道”——无伴奏合唱《旭日般升腾》，其和声大胆采取多调式手法，引入不和谐的“音块”语言，将强烈的功能性与斑斓的色彩性结合起来，收到奇妙的艺术效果，成为我区合唱曲中的经典作品之一，从而得到指挥家、作曲家永儒布先生的由衷称赞。
至于在拓展体裁领域，探索新的演奏形式方面，莫尔吉胡先生同样具有创新精神。例如，他将人们所熟悉的长调艺术，率先引入协奏曲领域，创作出《蒙古族长调声乐协奏曲》，无疑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很久以前，他从长调大师特木丁、哈扎布所演唱的宴歌——《伊拉古三 ·· 额尔赫图》（至高无上）中得到启发，认为长调中存在着“无词歌”的因素，提出可以发展为“声乐协奏曲”的观点。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很快写出了长调协奏曲，并在音乐会年上演唱。他这种说道做到，勇于实践的作风，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莫尔吉夫是一个求知若渴，善于学习的作曲家——莫尔吉胡先生求知若渴，善于学习，酷爱读书，几十年如一日，达到手不释卷的地步。我所接触过的音乐家中，他的藏书是最丰富的。其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除了作曲专业方面的书籍外，有关蒙古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以及中外名人传记等，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我算是一个比较喜欢读书的人，但比起他来还自叹不如。有许多重要的书籍，都是他读过后向我推荐的。由于长期坚持，博闻强记，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他的知识十分渊博，文化素养很高，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的作曲家。莫尔吉胡先生身上没有任何文化保守主义、排外主义倾向，而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大胆借鉴中外一切有益的文化营养，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之所以能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与其草原般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是分不开的。
莫尔吉夫是一个是非分明、坚持原则的作曲家——莫尔吉胡先生的一个突出优点，便是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十分强烈，从不盲目追随国外的潮流，而是坚守自己民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底色。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区同国际间文化艺术交流的广泛开展，各种学术观点和创作流派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有些理论观点和创作方法，对我们开阔眼界，打开思路，确有借鉴意义。但有些理论观点和创作方法，则并不适合我们这里的情况，如果盲目照搬的话，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例如，本世纪9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我国。提倡所谓“反传统”、“反结构”、“反旋律”的音乐创作方法。针对这样的情况，莫尔吉胡先生勇敢地站出来，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振臂高呼：“旋律万岁！”旗帜鲜明地抵制“反旋律”的音乐创作思潮。确实，“旋律万岁”的这句响亮口号，对我区音乐创作的健康发展，对引导年轻一代作曲家的茁壮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莫尔吉夫是一位富有强烈爱心的作曲家——他爱祖国、爱民族、爱党、爱人民军队，如他的成名之作蒙古语独唱歌曲《绣着和平鸽的慰问袋》，就是歌颂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如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创作的交响音诗：《祖国颂》，进入全曲高潮时金钟长鸣６次，象征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其赤子之心可见一斑。1975年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山歌》，主题取自朱践耳创作的独唱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70年代后期创作的舞曲《心中的歌》，更是深刻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他爱草原、爱家乡，爱牧民、爱学生、爱亲人，《我的故乡贡宝力格》这支歌曲，就是他为自己所诞生的那片热土——锡林郭勒盟太扑寺旗贡宝力格乡而创作的。现在这首歌已成为贡宝力格的“乡歌”，当地男女老少都会歌唱。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太仆寺旗的旗长和贡宝力格乡的牧民，昨夜共同登台演唱这首歌，无疑是对作曲家的最高奖赏！
他爱长调、爱胡笳、爱“浩林·潮尔”（呼麦）、爱托布修尔、爱“木库连”。是的，一个热爱民族、热爱人民的作曲家，没有理由不热爱人民创造的民族艺术。《蒙古族长调声乐协奏曲》，以及为专题片《歌王——哈扎布》所写的主题歌《长调的故乡》，倾注了他对草原游牧文化、对民族艺术珍品的痴迷和眷恋之情。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以及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民族风格，这些高度概括的理论或口号，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听起来未免有些空洞抽象。回顾莫尔吉胡先生几十年的艺术道路，这些理论和口号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艺术实践。老一辈音乐家莫尔吉胡和他的战友们，乃是身体力行“二为”方向的楷模，为年青一代音乐家树立了榜样。
莫尔吉胡先生的音乐作品之所以充满强烈的时代精神，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之所以能够自觉做到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其根源盖在于：他心里始终装着那份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对草原的真爱、挚爱和大爱。我们知道，莫尔吉胡先生的本职工作是艺术教育，而不是专职作曲家，他完全可以不从事音乐创作。据我所知，他还有大量的音乐作品，写出来后无人问津，几十年来一直积压在箱底。从市场经济观点来看，当然是不划算的。然而，爱心驱动责任心，责任心驱动进取心。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自己所热爱的音乐创作，讴歌着令自己感动的美好事物。爱是教不会的，但爱可以教会一切。我们从莫尔吉胡先生身上，可以明白这句话的真谛。
莫尔吉夫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以后，便转入了音乐理论研究领域，推出多部优秀的民族音乐理论专著，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我们且以莫尔吉夫和他人联合出版的论文集《蒙古音乐研究》（上中下）一书为例吧。我们阅读该书中莫尔吉夫撰写的理论文章，为其丰富的内容和华美的文采所深深吸引。概括起来，《蒙古音乐研究》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内容上的丰富性——打开目录即可发现，这部文集的内容非常丰富。民歌、器乐、浩林潮尔、英雄史诗，包含蒙古族的各类传统音乐体裁。诸如，《浩林潮尔之谜》、《穆库连遐想》、《冒顿潮尔‘三原曲’考》、《再访博尔塔拉》、《阿尔泰乌梁海之‘浩林潮尔’》、《 火不思寻证》等。这些论文资料翔实，见解独到，充满着草原音乐文化的独特风韵。从地域方面来说，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经过中部的锡林郭勒盟和巴彦淖尔盟，直至我国西部的新疆anyoufawei
二是学术上的独创性——不难发现，该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均为“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1984年至1990年，莫尔吉胡先生和道尔加拉两位先生，分别发掘了新疆阿勒泰山区蒙古族的“冒顿·楚吾尔”——“古老的吹奏乐器胡笳”，以及“浩林·潮尔”（呼麦），从而率先打开了一道长期封闭的学术之门，让内蒙古音乐界和国内学术界同仁，领略到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神奇魅力。他们两位的独创性学术成果，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我本人而言，也是该书的热心读者之一，曾在论著中多次引用相关资料和观点，得益匪浅。
三是方法论上的实践性——《蒙古音乐研究集（上、中、下）》的另一基本特色，便是方法论上的实践性。前贤有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强调了思想方法的实践性特色。三位作者所秉持的学风，可以说是“只唯实”方法论的最好引证。莫尔吉胡先生是内蒙古音乐界的老前辈，几十年来热心研究蒙古族传统音乐，孜孜以求，从不满足。他做学问的显著特点，便是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不迷信权威，更不迷信洋人。
根据我的观察，莫尔吉胡先生心里好像安装着一部求知的雷达，全天候开放，永无停歇。每当捕捉到一个学术目标，便立即行动起来，亲自调查采访，直至把问题弄清楚为止。例如，有一次他从学生那里得知，鄂尔多斯地区有一位牧民，收藏着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弹拨乐器。于是，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冒着春天的漫天风沙，只身前往鄂尔多斯，终于将那件特殊的乐器弄到了手。为此，我不禁感慨万端。作为晚辈，我们比他年轻许多。按理说，我们同样有机会发现那件“谁也没有见过“的乐器。然而，我们没有能发现，而他却做到了。其中的差别究竟何在呢？蒙古族谚语说：“比起坐穿褥垫的贤者，周游世界的愚人更聪明。”确实如此，实践出真知，科学问题上来不得半点虚假。莫尔吉胡先生的事例，再次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真理。
莫尔吉胡先生潜心研究口簧——“穆库连”，长达半个世纪。他是内蒙古地区有名的“穆库连”收藏家，世界各地的“穆库连”式乐器，他那里几乎应有尽有。为了探询“木库连”，他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一年冬季，他赴日本探亲，游览北海道自然风光。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穆库连”，执意到大山里进行调查采访。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在路途中不慎滑倒在冰面上，跌断了腿骨。不难看出，莫尔吉胡先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难以言表，简直达到痴迷忘我的程度。我想，莫尔吉胡先生的文章，不单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的。他这种亲历亲为，勇于实践的精神，委实令人感动！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同样和老一辈艺术家的培养提携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莫尔吉胡先生，更是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胸前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因个人的特殊关系，很早就和莫尔吉胡先生有了接触。我发现，他和当时文艺界的同龄人不大一样，勤于学习，善于思索，且眼界开阔，十分关注民族音乐理论问题。我记得他有一本笔记，上面写着学习蒙古民间音乐的心得体会。我处于好奇，随手将其抄录了下来，保存至今。现列举其中一段如下：
“关于色拉西——关于马头琴：
马头琴的传说故事；色拉西的出身经历；
色拉西父亲的情况，当时奏何曲？他们对音乐的看法？
色拉西爷爷的情况，他当时常拉的曲目是什么？
关于民间艺人：
毛依罕的出身、经历；他的师傅是谁？
他师傅的师傅又是谁？他的经历是怎样的？
他的师傅的曲调与毛依罕曲调的关系，他又有何发展创造？
他师傅的主要剧目是什么？
在旧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统治者、贵族的关系？和贫苦劳动人民的关系？
旧社会艺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有派别？曲调是否相同？还是各有不同？人民的欢迎程度？”
当时的莫尔吉胡先生，刚刚20多岁。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思考着这样深刻的理论问题。不客气地说，他当年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今天看来也并没有过时。其中的许多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明确解决。现在的年轻人，往往热衷于西方的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喜欢谈论“语境”与“文本”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此而产生误解，似乎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之类，都是洋人的专利， 似乎和我们蒙古人无关，其实并非如此。如果将莫尔吉胡先生当年所提出的“研究提纲”，拿来和现在的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相比较，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不同。依我看来，其理论视角和构架，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60年前，一个蒙古族青年音乐家——莫尔吉胡，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认识，已经达到如此高度，毫不逊色于当前的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民类学！后来莫尔吉胡先生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主修作曲。回到内蒙古以后，又从事音乐教育工作，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因此，他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被搁置起来，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未免有些遗憾。不过，年轻时代内心深处点燃的民族音乐理论之火，并没有熄灭，而是星火燎原，晚霞壮丽，照亮了一片理论天地。髦耋之年的莫尔吉胡先生，重新焕发青春，积极投入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接连推出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应该说，这是我们民族音乐理论界的幸事，也是年轻一代学者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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