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已到，寒冬已然不远！
责任编辑：李彤
中国经济急剧脱实向虚？一场硬着陆已经无可避免。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因为“拉尼娜”的到来，2016年的冬天可能要比往年冷，甚至网传“可能会被冻哭”。
其实，今年冬天可能被冻哭的还有制造业，“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这句话几乎成了实业老板们的口头禅。“一半以上的民营企业在苦苦挣扎......往年也有难的时候，但从来没有这么难过”，这是一位实业企业家的心里话。
“深秋已到，寒冬已然不远！”
来源：正和岛
2016年初正和岛发文《重磅！一场清算式的危机终于要来了》，目前来看，这场清算式的危机似乎已经来了。
一方面，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决策层开始着手进行系统性修正；另一方面，货币、债务与产能的周期性调整也将在2016年触底。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出清的大幕已经拉开。
传统的私营企业无疑是这次大规模市场出清的主角，它们大多依附于时代大势生存，往往粗糙、善变、不讲原则。一旦经济大势散去，这种传统落后的私营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刀口上的现金流
缺钱成了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没有钱，企业说倒就倒。
▌近60家福建鞋企倒闭，老板跑路屡见不鲜
近日，晋江喜得龙公司破产、晋江闽超鞋业公司破产重整的消息一一被放出来，人们纷纷感叹，晋江鞋厂这几年是怎么了？20余年，凭借“OEM起家—转做内销—签代言人砸广告建品牌—门店扩张—上市”这个捷径，晋江成了“中国纺织产业基地”、“茄克之都”。然而在这轮行业深度调整之下，晋江显然也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对于晋江企业来说，融资主要手段是银行、民间借贷及上市融资，但目前这三种途径不仅阻力重重且暗礁汹涌。大部分跑路的企业就是因债务到期无力偿还而致资金链断裂。如今环境，大部分银行最多维持贷款余额不变，对鞋服行业不会新增贷款。企业有一定规模尚可争取银行贷款，而更多的小微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但利息随银行缩贷而水涨船高，年利息高达30%，在当前鞋服行业低迷和利润大缩水时期，这种融资方式的风险可想而知。
▌20多家船厂因资金链断裂走向破产，数十家企业争抢一口饭
“谁的资金链先断，谁先死”，这成为造船行业的一句咒语。订单量急剧下滑，人工等成本居高不下，弃船拖延交付现象高发，造船行业整体陷入困境。继2015年20多家大中型造船企业破产或停产之后，今年又陆续出现数家造船企业陷入债务危机。
民营企业全军覆没，国有企业苦苦支撑。有业内人士预测，我国造船行业经过市场的调整和兼并重组，最终将仅剩10家企业左右。据了解，为了避免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目前国内造船企业为了获得一点现金流竞相压价接单，这使得主要船型的船价较2007年已经腰斩。
▌一年有243家工厂关门或移出“世界工厂”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东莞近年因制造业陷入寒冬，不少工厂负责人“转型”投资房地产，厂房十室九空。
东莞过去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到处都是工厂和生产线，为全国经济和就业，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但随着出口低迷、订单减少，加上人工越来越贵，不少工厂纷纷倒闭。当局数据显示，单去年一年就有243家工厂关门或者移出东莞。
▌董事长身亡，东北特钢破产，中国钢铁业遭遇破产与合并联合冲击
对于中国钢铁行业来说，东北特钢的破产是地震般的现状里出现的最新冲击波。
中国东北工业核心地带的国有钢铁生产商东北特钢集团在集团董事长杨华被发现疑似自杀身亡之后，出现了首次违约。近日，至今已9次违约的东北特钢终于确定进入破产程序。
中国钢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全球都产生了影响。去年，中国钢铁制造商未能削减产量适应不断下滑的国内需求，导致大量中国钢铁涌入全球市场，拉低了钢铁价格，令全球钢铁业陷入危机。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政府正在推动自上而下的整合。
政府正在实施旨在增效减债的钢铁业发展计划，大型钢企的合并及地方钢企的破产重组正冲击着整个钢铁行业。政府希望到2025年前，通过关停工厂、资产重组与合并策略打造占中国钢铁产量60%到70%的10家集团。
标准普尔全球普氏分析师李红梅表示：“能合并的就合并。合并不了的会去问银行能不能债转股。如果这也不行，就会选择最后手段——破产。
“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
▌实业凋零，不如卖家移民
东莞近年因制造业陷入寒冬，不少工厂负责人“转型”投资房地产，厂房十室九空。已在广州购置四套物业的灯饰厂负责人唐先生坦言，如今开厂的收入根本不够给员工发薪水，“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
唐先生在东莞的灯饰厂高峰期有逾百名员工，连续数个月都要加班，订单大多是出口的产品。然好景不长，近年订单减少，价格下跌，加上工人成本上涨，“减少员工又导致订单主动减少，还要倒贴钱来发工资，你说不关门干什么”。唐先生遂于前年关闭工厂，借亲人的名义陆续在广州购置四套物业，“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
▌一个深圳老板的无奈和绝望
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创业的经验的王老板来说，这个曾经号称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深圳，已经让他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王老板的公司是生产型企业，有一个近300人的厂子，主要的客户是国企和上市企业，这要是放到过去，是非常好的业务。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当下，客户的回款越来越慢，账期越来越长，从原来的一个月一结算，变成现在半年一结算，王老板只能自己大额垫资，倍感压力。就人力成本这一项，他每个月的开支近200万元。外加厂房、电费、水费、税费和各种公关费用，每个月的开支超过300万元。问题是，产品生产出来了，也卖了，但货款却迟迟不得收回。
日益紧张的资金链，让他自然而然的想到银行贷款。但银行贷款并不简单，当他去银行咨询贷款的时候，银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房产吗?在当下的深圳，相对于房产而言，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项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么。
负担最重的税负，解决最大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应有的地位，“当下如果还要坚持做实业无非是找死”。王老板说，钱已经足够两辈子花了，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理想，去受无谓的罪，等他今年把所有的款项收回，不再扩大生产，慢慢把原来工厂里的员工分流，最后还是打算把工厂关了。
他选定了自己未来的两条出路：1、退出实业，把实业交给国家去做，自己也从事投机投资，做轻资产的买卖；2、变卖家产移民。王老板选择第二项的可能非常大，毕竟自己的孩子已经在美国留学。
两三年以后，深圳又少了一个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老板，多了一个炒房的炒客;或者中国又少了一个优秀的国民，西方多了一个消费的富翁。
▌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逾五成，或创历史新高
王老板的选择不是孤立事件，无数个曾经满怀热情以实业造福社会的创业者选择抛弃实业，甚至抛弃中国。
国际知名会计事务所安永9月28日发布《中国走出去》系列第四份中国海外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热情持续高涨，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约为99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五成。预计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17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安永称，2011-2015年间，中国海外投资年复合增长率为16.9%，而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约52%。
国内投资收益增长放慢，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显然需要找到更好的出路。
▌一场硬着陆已经无可避免
这场危机原本2009年就靠岸了，但被轰轰烈烈的四万亿挡在门外养了7年过后，以更强大的姿态回访 。2011-2015年，全国一直没有出现大范围过剩产能关停，相反，四万亿砸出来的新产能陆续投产了。企业天然有旺盛的求生本能，依靠历史积累，或银行借贷、地方政府补贴的方式勉力维持。这种勉力维持固然推迟了失业、坏账等阵痛，但也意味着把冬天无限延长。
而以2016年为起点，一场硬着陆已经无可避免。一言以蔽之，熬到头了。
先是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昭告天下将“壮士断腕”推动过剩产能出清。零零星星的企业倒闭消息同步传来。其次，职工工资是企业削减开支的最后防线，直接连着消费。而消费的颓势表明企业收支紧缩正过渡到家庭收支紧缩，破产和失业率升高将紧随其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企业关停不可能孤立完成，一旦开始，就会沿着产业链、资金链、合同链连锁反应，在复杂的经济神经体系中四处传导，引起紧缩与阵痛、触发地雷和炸弹，造成局部坍塌，甚至系统性风险。
宏观数据上看，中国GDP增速从2011年来一直往下掉，两位数到一位数，从9到6，连续下台阶，趋势明确。
降到产业维度上，危机从生产端到消费端连锁传递，最上游的大宗商品行业率先嗷一声栽倒在地，煤炭、有色金属、石油，进而钢铁、建材，进而制造业，进而房地产，进而汽车等消费品。实业凋敝，将闲散货币推向虚拟经济，在2015年的A股搞了一轮举世瞩目的牛熊切换。为了托底经济，中央又搁置房价控制目标，继续出台政策刺激楼市，尽管政策目标是支撑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但大部分政策直接利好一线楼市，2016年的楼市又来了几波罕见的财富大转移。
▌预计2020年企稳反弹
度过周期需要企业完成生死轮回、下岗人员培训再就业，合理预计将横跨整个十三五期间，2020年企稳反弹。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这场大变局中可以做些什么?
从防守角度：
一是远离高收益理财。在风险彼此传导、拦路打劫的时刻追逐P2P、信托等底数不清的高收益资产意味着本金的巨大风险。
二是远离A股。沪深永远疯。未来仍然会重演2015年的疯狂行情，如果你不能抗拒峰谷间的巨大诱惑，也必将经历峰谷间的巨大撕扯。从底层规则来看，A股是个人人必输的“绞肉机”(原本写的赌场，意识到冤枉了概率均等的赌场)。如果你已经被绞，那就无所谓了，趁机转型做一个价值投资者。
三是远离过剩产业。这一轮产能过剩引起的危机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意味着，一些产能的总需求已越过了历史峰值，再也不可能恢复。典型如钢铁、煤炭。选择大于努力，在一艘必然会沉的船上，水性再好也无意义。产业龙头除外，熬过冬天熬死对手还是一条好汉!：)
从进攻角度：
一是拥抱一线。京沪永远涨，拥抱一线是一个简单易行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保值增值手段。这是大势研判，是一切结论的结论。
二是拥抱黑马。如同沙漠里也有绿洲，在萧条之时，必然会有细分行业逆势增长。如果你有幸骑上这样的黑马，过五年等危机过去，将一骑绝尘。那么，哪些行业是危机不敏感甚至逆危机的呢?
三是拥抱未来。锻炼身体，交朋友，扯淡。读书，思考，旅行。生孩子、养孩子。像平时一样过好生活，坚定的持有和投资自己，花谢花会开、春去春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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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周日午后，东莞街头常常是冷冷清清。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几乎每个街区都有工厂或者工人宿舍。有家工厂挂着红色的招工横幅，上面说有足够的订单让生产线忙上一年。当地人说，这条横幅在这里至少挂了两年，现在早已时过境迁。
就在几年前，这里的景象还完全不同。即使到了星期天，东莞的街道上也是熙熙攘攘，烟囱里冒出阵阵浓烟。这座城市曾经是中国出口繁荣时期的中心。东莞地处深圳和广州之间，主要依靠台资建设起来，制造玩具、家具、鞋、手机等各种产品。
除了在当地出生的72万外来人口子女，东莞的800万常住人口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其他地方。许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工厂女工小余也是如此。现在，她正考虑回到她20年前离开的重庆老家。
“现在是最不好的时候，”小余说，她的收入比刚来广东时高了近两倍。“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的都是小厂，可是这次大厂也受到了影响。我在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当地的发展很不错，他们一直想劝我回去。也许现在该换个环境了。”
小余工作的服装厂为西方品牌供应产品。一年前，生产车间后面的灰色宿舍楼里还还住着2000多名工人。现在，只有大约100名工人留在厂里，老板已经把大部分的生产转移到越南等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
为了不让政府找更多的麻烦，小余只愿意透露她姓什么，她和部分同事在今年年初去了当地的劳动局，抗议这次减产裁员。她说，政府方面告诉工人们要有耐心、保持沉默。小余透露，这家公司聘请了更多的保安来监督工人，确保厂里不出乱子。
广东省惠州城区景色（摄影：Qilai Shen）
东莞位于广东省省会广州这个古代贸易港以南的珠江三角洲，是这里拔地而起的众多城市之一。深圳、佛山、珠海、中山和其他地方都是在香港以北的沼泽地上兴起的城市。如今，它们构成了拥有4200多万人口的连片工业区，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超级城市。
这场工业革命让广东省的经济总量提升到了1.2万亿美元，比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中国的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依然出自广东，包括一半的手机和80%的微波炉。
六年前，如果你买了苹果(Apple)的iPhone手机或是耐克(Nike)的运动鞋，这些产品很可能产自广东。但是，随着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减少，广东省的企业现在都在争相升级或搬迁。
“随着劳动力成本和整体生产成本的上升，压力越来越大，”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和电视机制造商之一的TCL，已经把部分生产环节搬迁到武汉等中部城市。
据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16 BusinessClimate Survey)显示，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超过一半的会员认为，成本上升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或者正在计划把产能转移到中国境外。
传统出口模式的衰落促使中国政府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采取了行动。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接受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在实现从廉价劳动力和债务拉动型出口模式转向更多基于创新、内需和服务拉动模式的目标方面，广东可以树立起典范。2012年，习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几周后到深圳视察，并向邓小平雕像敬献了花篮，三十年前邓小平就是在深圳打开了中国市场开放的大门。
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拉动转型，是中央政府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内容。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生产力和利润率无法跟上工资增长的现象。这促使一些省部级领导人用中国管理者们喜欢的格言作为口号，鼓励各个地市吸引新型企业，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
广东省原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腾笼换鸟”，意味着让老企业离开，用价值更高的新型企业取而代之。
据《广州日报》2015年3月报道，接任汪洋的胡春华提出，广东将在未来三年投资9500亿元，推动2000家公司进行升级改造，开展“机器换人”。现年53岁的胡春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之一。这篇报道还提到，预计此举不会造成大量裁员。
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2015年东莞用机器人取代了43684名工人的工作，让这些工厂节省了近10%的成本。
广东省惠州市利元亨精密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淼表示，该公司的客户每购买一台机器人来取代人工，政府就会提供高达5万元的补贴。
“广东省各级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尽快以机器换人，”卢淼说，“预计我们的业务今年增长超过50%。”
最终的结果就是不需要开灯照明的所谓“黑色工厂”，因为生产线上只有机器人在工作。在距离东莞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惠州，李东生在TCL公司的总部接受采访时说，该公司也有制造LCD显示屏的机器人工厂。
“就整个社会而言，有些工人可能会下岗，”惠州市市长麦教猛说，“但是这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一些当地官员说员工下岗已得到了控制。
一些当地官员说员工下岗已得到了控制，但不愿透露关闭或者外迁企业的具体数量。深圳在1月份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座城市在过去五年里 “淘汰”或“转型”的低端企业超过1.7万家。
官员们也提到了广东省如何吸引新型企业尤其是企业家，如何打造校园式的、有别于当地工业鼎盛时期严重污染工厂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他们说这项计划是为了“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惠州宣布，每年将投入10亿元用于招募人才，对顶尖人才奖励别墅并提供现金补贴，希望未来五年引进超过1000名博士。不过在产业转型方面，广东省的其他地区都不如深圳那么成效显著，这个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城市。
这座城市有1100万常住人口，是中国科技初创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企业为高级员工提供的薪酬待遇接近硅谷的水平。深圳市政府为“杰出人才”提供600万元的奖励补贴。
深圳还拥有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几家企业，包括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不过从整个广东省来看，大多数城市都难以走上深圳的转型之路。许多城市依然依靠旧有的投资模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政府开支。广东省宣布，计划在今后五年投资1.43万亿元（几乎相当于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建设158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珠三角地区争相进行产业升级，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中国工业基地和全世界消费者都依赖于廉价的中国商品。
过去30年来，广东创造了工业发展史上少见的一个时期：资金、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相对不受约束的自由，各种生产要素在同一时间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全世界最大的船舶（可装载1.9万个集装箱）可以停靠在深圳港，装满商品运往全球各地，这些商品的制造地点相距不超过100英里（160.93公里）。
TCL公司惠州工厂的工人在组装电视机（摄影：Qilai Shen）
工厂搬到中国其他地区，也许能够减少工资成本，获得更廉价的土地，但是会失去广东过去30多年打造的供应商、物流和服务的集中优势。
制造汽车导航系统的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高大鹏说，工厂搬迁到重庆等内陆省市，只能节省大约10%的总成本，但这意味着工厂将远离供应商数百英里。他表示，该公司还不确定是否值得搬迁。
然而，广东省的工厂持续关闭，引发了工人的不满情绪。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统计，去年中国的罢工和抗议次数增长了一倍，在886次制造业抗争事件中，有267次发生在广东省，比排名第二的省份高出两倍之多。
去年，微软公司决定关闭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营的老诺基亚工厂，引发数东莞千名工人上街抗议。
一些担心报复而要求不披露其姓名的工人说，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遭到了城市官员的强硬回应。工人们说，他们的手机受到了政府的监控。
“没人喜欢现在的这种处境，可是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工厂女工小余说，“工厂老板快要把资金用完了，政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像许多企业一样，如果小余把家搬到重庆，最大的不利条件就是成本以及环境的剧变。她的儿子在上高中，她丈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饭馆。
由于新型工厂使用机器人生产，初创企业只雇用几百而不是几千名员工，在数百万把广东打造成超级工业大省的外来务工人员中，许多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重返家乡。
40岁出头的杰里·杨(Jerry Yang)是位生产线经理，他的老板减少了生产，让他感觉像遭到了背叛。“我把青春卖给了东莞，”他说，“看看这里是怎么对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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