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薄人世中 那一杯暖酒
责任编辑：李彤
家父一生刚烈过人，脾气暴燥，但却与酒无缘。但是我没见过的祖父，却是开过酒坊的。也因为自家酿酒卖酒，略有薄利，日积月累，竟置地数十亩，最后为这些土地而被迫害致死。于是家父视酒为敌，不与相亲。很显然，我的嗜酒和豪饮，是缺乏家族传统的，因而在亲人中屡遭诟病。
但我很小便从邻居开福伯的身上，看到酒的魅力。每当他骑着一匹骡子，飘然归来叩响小镇的黄昏；或者在一豆青灯下，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烟熏鼠干，开始讲他的鬼怪故事时，我便约略领会了酒的精神——它能使贫困忧郁的人们，片刻淡忘生活的重负。但那时，我根本不知道酒味如何。
那时，物资匮乏，举国实行的是战时经济供给制。一切凭票证购买，包含火柴、酒、肥皂、布匹等。酒乃粮食所造，自然更为紧张。
我大约五岁那年的某天，去小镇赶集，一农民家中估计有什么要事，忍痛买了一斤散酒，寄存在我家房东熊姐家，然后先去忙别的事。熊姐的弟弟与我同龄，我们一看大人不在，好奇地拔去瓶口纸塞，闻出了这就是大人们喝的那尤物，顿起贼心。
我们两个小毛头互相望望，彼此壮胆地说尝尝吧，别喝多了，让他看不出来。那种偷吃禁果的欲望使我们肆无忌惮，我先抿了一口，觉得只有点辣味，并不好喝。但为了让他也分担责任，便说好喝，你也来一口吧！他仰脖一大口，哽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们觉得开心极了，又望望瓶子，似乎酒还在瓶颈口，不易察觉。
酒虽不好喝，但这种冒险的乐趣却胜过一切，于是又互相劝将起来。你一口我一口，不自觉已喝了五分之一。只觉得喉咙辛辣，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头昏眼花。他说不喝了，我说那就兑点水进去吧，免得农民发现少了要扯皮。
我们正打算厨房一人握瓶，一人用瓢灌水，只听见前屋传来脚步声，以及那农民和熊姐打招呼的声音。我们惊慌失措，立即丢下酒瓶就跑。谁知瓶未放稳，轰然倒地，酒汩汩而泻，香飘满屋。我们自知惹祸，跑到屋后菜园边紧张万分地躲藏。接着便听见前屋传来那农民绝望的哀叫——啊，我的酒完了，谁把我的酒倒地上了啊！我们忍不住放声大笑，这时酒劲开始发作，两个小孩像吃了蒙汗药一般相继倒地，就在阶石上纳头睡去。
醒来之时，已在黄昏的床上。但见母亲一脸怒气，两个姐姐在一旁怪笑。外婆和气地问——“又做了坏事吧？”
我已想不起日间之事，懵懵懂懂，似醒非醒。母亲见我睁眼，拖起来就是一顿巴掌，边打边控诉。原来案子早已告破，那农人追到菜园边，看见两个小醉鬼的丑态，迅速便告之两家家长，必须索赔。熊姐家穷，我母亲只好借来一张酒票，并赔偿八毛现金——这便是我初饮的代价。
文革初期，父亲在矿山被打倒，真正敌视他的人，还是那些希望借时代潮流向上攀援的中年人。大多数老工人对这种运动漠然处之，无动于衷。既不想冲锋陷阵，也不敢公然反对，便在私下一些机会里，对我们表示一分同情和关心。
徐老伯是矿山的元老，解放前就挖煤，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文革前父亲照顾他去看守炸药仓库，这是一项清闲舒适的工作。他对此心存感激，却无法言喻。多年的井下工作，使他患了严重的风湿。他又是老劳模，平生唯一嗜好就是喝酒；所以矿山特经请示，批给他每月十斤酒票。他一日三餐总要喝一点，没有菜时，便把干辣椒在火上烤焦佐酒。七八个辣椒便就了一餐酒，这种功夫确让人惊叹不已。
文革中有一阵子，原是非常残酷的。父亲有些同僚自杀，母亲也担心他想不开，便把我派到他身边。意思是想，让他看着儿子，以随时唤起父亲的责任心。
某个下午，父亲突然被叫到另一小矿老林口去了；八岁的我，饥饿地在宿舍区晃荡如一匹老鼠。当我经过徐老伯的小屋门口时，看见他正在自斟自饮。他挥手招我进去，问我吃了没有，我装着说吃了。他说那就陪你伯伯喝酒吧，今天刚好有一点好菜。
他用筷子指指面前的另一大瓷缸子，我看见包菜炒腊肉，饥饿感使我难以拒绝他的邀请。他给我一双筷子，又把酒杯添满。徐老伯是文盲，多年的孤独生活使他没有什么语言。他完全忽略了我还是一个孩子，只是时不时地劝道你喝呀喝呀。为了混吃他的肉菜，我只好一口接着一口喝酒。
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他对我父亲的感情。我又处在尚不知酒性的年龄，只觉得情不可却，便模仿着大人的样子，与他不时碰杯。在矿山的黄昏里，我们老少像生死契阔的朋友一样，不借助语言便沟通了全部心灵，且心照不宣地陶醉在那一时刻。
我至今仍记不起我是怎样离开他的小屋的。次日醒来，我躺在父亲那间小屋的地上，呕吐物涂满全身，空气中犹洋溢着刺鼻的怪味。父亲尚未归来，我渐渐回想起昨日晚餐的情景，我褪下衣服泡在盆里，披上父亲的工装，边洗边哭。我只知道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哀伤，但究竟为什么要流泪，当时却不得而知。
现在回想，也许那一夜，一个孤独无依的少年，忽然在酒中体会到了人世的寒温。也在那辛辣苦涩的余味里，发现了通向成年的一条秘径。
有了这两次醉酒的经验，至少消除了对酒的恐惧。而兼之生活在一群矿工之间，特别欣赏那种大碗筛酒的粗犷豪迈。而那些大大咧咧的矿工，是习惯鼓励任何人喝酒的，我便在有可能得到一些邀请之时，也去干上两杯。我渐渐领略了酒后微醺时的飘然，甚至开始迷上这种特别写意的状态，变得有些爱此尤物了。
但真正可以开怀畅饮而使酒量剧增，那是在1975年。其时，母亲调到县酒厂工作，我们一家就搬进了县城的酒厂。而酒厂的习俗是本单位的人准喝不准带，也就是说可以在酒缸边去放量而饮，但不允许带菜去下酒，也不许将酒带回家喝。
我注意到那些工人整天寡言少语，拼命干活，随时到酒缸边，打出热腾腾的酒来，饮茶一般鲸吞下去。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车间的大门。他们每当出酒的时候，都有一种兴奋，愿意去与人分享，因此很乐意叫我也去饮几提热酒。
那时的酒厂，还没有洗澡堂。但酒是分头锅二锅和尾酒的，尾酒酒精度只有十几度，温度还是有三十几度。厂里不要，就直接放进很大的酒缸，供大家在其中洗澡。我也长年喜欢在酒缸中沐浴，身体渐渐融入酒香。每天上学，同桌的女同学也能敏感其味；似乎十五岁之前，我就成了著名的少年酒坛。
父母显然也知道我在偷偷饮酒，偶尔也会训斥几句。但他们似乎也深知，生活在这些工人阶级之间，耳濡目染，想要禁酒实在太难。那时外婆时常能闻出我的酒味，只是劝勉我——男孩子喝一点酒无妨，但是不要失态，更不要乱性。
我在酒厂一直长到1978年上大学，成天呼吸的都是酒糟的气味。也许我属于那种天生好学杂家的孩子，对于人世间的各种滥知识，皆有尝试的欲望。课余时间，我喜欢去看那些工人怎样做酒曲，怎样发酵玉米，怎样蒸馏出酒。小小年纪，就已经比同辈懂酒，并能分辨各种香型和度数。当时实未想到，这些经验竟然会在我未来的一些特殊日子里，发挥奇特的作用。
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几乎都是伴随着白酒度过的。无数精彩惊险的故事，这里只能按下不表。
一晃就到了三十岁的而立之年，而立不仅未立，反而住进了班房。监狱从来都是严禁喝酒的，因为担心这些年轻力壮无处发泄的男人酒后发狂。但凡犯人，多半都是人精，尤其刑事犯，大多更是酒肉猖狂之徒。忽然圈禁在一处，要过一种清汤寡水的生活，那该是怎样的煎熬难耐啊。可以说，色心之外，那就是酒瘾撩人了。
也因此，在狱中，谁能搞到酒，谁就是有本事有面子有话份的人。各个中队的牢头狱霸，有一个基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能钻天打洞，悄悄搬出酒来。但弄酒的本事，在我之前，他们秘密行使的手段也就几种。首先是要设法弄来并藏下现金，因为监狱是绝不允许犯人手上有现金的，怕他们越狱之后还有花销和路费。其次是想方设法结交讨好武警，犯人叫他们为枪兵。然后是贿赂枪兵，请他们帮忙买酒并悄悄带进来。
这几种手段都很麻烦，也很容易暴露，最后受到严惩。我乃好酒之人，又很快在队里起板成为老大。如果我不能保证自己和几个铁杆喝到酒，似乎就有失身份。我想起我小时候学过的酿酒知识，于是决定在狱中造酒。
其实，造酒并不复杂，只需要解决一个可以蒸馏的锅即可。我们中队有个电器小组，是生产电动机保护器的，各种工具乃至电焊之类齐全。我找来一个烧开水的炊壶，请那些手工精良的犯人进行改造，把壶嘴重新焊接朝下，壶盖也翻盖朝下形成一个锥形。去掉那个塑料顶子，焊死那个小螺丝口。再从壶嘴内部接一个管槽，对准那个反扣的盖子锥顶。另外在壶的半腰焊上一层细密的铁丝网，下面有空间装水烧水便好。
然后请亲友探监的时候，悄悄的买来做米酒的酒麯丸。将吃不完的剩饭，拌上酒麯密封，用棉被包裹发酵。几天后出来的汁水已经甜香，但这只是通常所谓的醪糟，度数很低。再将这些干醪糟放到改装炊壶的丝网上，反扣的壶盖装上冷水，壶底再烧水。水蒸气穿越醪糟向上，遇见冰冷的壶盖便凝结为蒸馏水，这些水汇聚到锥顶，便滴落到管槽里，通过朝下的壶嘴流出来——这就产出了较高度数的酒。全世界的高度酒，都是通过这种蒸馏提纯的方式，诞生出来的。
自从有了这个小小发明，就像拥有了一个地下兵工厂，酒便滋润着我的囚徒生活。我是可以随时值夜班的人，在那些苦闷无聊的夜里，即可偷偷炼制自己的琼浆，自斟自饮，聊以打发那些漫长寒冷的黑暗。老犯人常说——酒是穿肠的毒药，但无酒心灰意冷；色是刮骨的钢刀，但无色路断人稀。这意思是说酒色固然不好，但没有更是无趣无聊。
呼啦啦大半生已过，细想在这个无奈乏趣的时代，终是与这杯酒结下的殊胜缘分，让我抵消了许多凉薄。老家有句谚语形容：鸭子死了变鹅——乃因放不下这口水……
本文作者：土家野夫
（土家野夫又名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 ）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
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 2010年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2013年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曾做了几年出版，野夫又进入了编剧的行当，先是担当了电影《玉观音》的制片策划，纪录片《关注末代匠人——正在消失的职业》总制片人等，接着又亲自担当《父亲的战争》编剧。现在在云南生活、写作。）
再奉上一篇
文革中的底层之恶
外婆吊脚楼里的童年
我的故乡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个县，“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这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伤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偏僻、贫穷而美丽。我出生在汪营镇西流水村，当年有很多边民来镇上赶集，就形成了一条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约一里长，铺着青石板路。街边有一条河流，沿河建着许多土家族的吊脚楼。我的童年记忆，就从宁静温馨的吊脚楼开始。
当时父亲奉组织安排去领导一家煤矿，母亲在区供销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抚育在古街成长。那个年月是没有电的，吊脚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韵味。每个夜晚我都紧抱着外婆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讲故事的声音中入梦。外婆爱讲《二十四孝》，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日后我方才知晓，一个“孝”字，蕴含着外婆终生难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许配给天门望族刘家的三少爷。刘三少爷，也就是我外公，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战乱年代，外婆就这样成了军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独的命运。
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抗战爆发后，他随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大宅日渐凋敝，外婆带着我母亲东躲西藏，靠捡棉花纺纱度日，饱受乱离之苦。终于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锦还乡，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本该阖家团圆，谁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认我的母亲，还逼迫外婆离婚。母亲性格刚烈，坚决改名换姓，以示与外公恩断义绝。而善良温婉的外婆，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弃钱财补偿，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族人皆知外婆贤德，因而挽留被弃的外婆住在破败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旧恪守着刘家媳妇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师恩施，中途遭遇伏击身亡。灵柩运回武汉，外婆亲往扶柩。她没有一丝怨恨，默默将外公埋进了刘家祖坟。
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里会懂，只有外婆慈爱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质，她永远对人恭谨热情，街坊无不称道。古街上住的几乎全是弱势群体，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让我拿点饭送过去。结果幼小的我也学会了乐善好施，看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并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实也很窘迫。有时母亲看不过去，说我两句，外婆依旧维护着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相信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其实外婆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如果不是旧式家庭不看重女儿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才女。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划，缠着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严肃起来，她对我说，男人不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以后学什么好呢？外婆说，可以去学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亲在日本学的法律为何物，却相信这个世界需要法律来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难求，“文革”的暴风骤雨，打破了古街的宁静。我的童年，在四岁时戛然而止。
噩梦 革命好像惊悚剧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在四岁孩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滑稽的扮相，我以为是父亲在率领着这支队伍，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信：外婆，赶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亲的泪水。外婆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这并不好玩，灾难降临了。
父亲只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弯腰跪在批斗台上。所谓批斗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阶，模仿延安宝塔的造型，上面写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父亲汗如雨下，母亲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给父亲送去。我从大人们的脚缝中奋力钻过，终于接近父亲，却被押着父亲的人一把夺去瓶子，摔碎在石阶上。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父亲 罪恶也可以原谅
从小就目睹这么多暴行，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恶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侥幸。“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千古争论的话题，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恶，一切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们那种偏远的小镇，也会变成血腥的杀场；即使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也险些变成内心充满仇恨的暴徒。
镇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当时镇长姓段，他儿子是我同学，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镇长正在扫地，一个造反派端着步枪闯入他家。
大约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头来！”镇长就抬起头。“砰”，枪响了。
两人无冤无仇，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王法，没有理由。镇长无端被打了一枪，所幸没死，后来抢救活了。开枪的人也不是没事，后来判了几年刑，刑满也就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来开枪可以肆无忌惮。
我想起自己也有枪，一把玩具枪。
这把枪是父亲给我买的。上世纪60年代，孩子的玩具枪还很简陋，只是一种有弹簧、可以发射黄豆或小石子的简易装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杀伤力没有，顶多也就把你打疼一点。可是我拿着这把枪干了件大事———我往枪管里装的不是黄豆或石子，而是满满一管石灰。
当时镇上有个“孩子王”，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这个革委会主任是斗过我父亲的，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街上欺负我，见到我就骂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于是那天我往玩具枪里装满石灰之后，就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样，“手有利器，心生杀机。”
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
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
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
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
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
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
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在某种意义上，罪恶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复仇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
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
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
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
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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