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省委书记的反思
责任编辑：李彤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程维高，一个远离公众视线多年的人物，2010年12月28日，在常州退养7年之后，因病去世，享年78岁。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能回忆起这位当年的京畿大吏，在他的任上，究竟做过哪些具体事情。唯一能让民众留下印象的，是中纪委对他退休后的处分：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开除党籍的省委书记，尽管被定性为“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自恃位高权重，目无党纪，独断专行”，可是，程维高并没有因此锒铛入狱，中央还为其保留了副省级干部的待遇。
程维高故后，不少人撰文纪念，言辞真切，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在其政治生涯起步的常州，人们更是对其“颇具感情”。可是，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在一时一地得到公众肯定，是不够的。
11年前，有着“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案发，及至程维高被处分，3年多的时间里，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却独独缺失了程维高的声音。
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中央对其定性“违纪”这一大背景下，在其两任秘书贪腐、子女涉案的情况下，他的“声音”无端消失了。
于是，在公众的眼中，他几乎被塑造成大肆贪腐而又未受到惩罚的高官代表。一个令人慨叹的细节是，其死后，互联网上充斥着对他的指责与谩骂，言语之尖刻、咒骂之肮脏，令人侧目。
事实是，晚年的程维高，在不断地反思，反思自己的为官历程，反思自己当年的言行，当然，还包括反思中国的政治制度。
他曾说，“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
他周围的朋友说，晚年的程维高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无人倾听。无奈中，他只能在自己的名片上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在送亲友的贺卡上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在其亲笔撰写的近20万字的回忆录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位争议高官对往事的回顾，也看到了省级政治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有人说，“对这一层级的政治，我们仍没有认知能力，在由人际网络构成的‘阴谋论’的叙事结构里，什么样的材料，你都会发现并不可靠。”
事实上，通过程维高这个未被媒体披露的窗口，我们有更多角度来打量这个人，窥见一场由官场矛盾引发的故事，足矣。
程维高的不平之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直接诱发了他对过往几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
提起程维高，76岁的张佩斐眼中泪花闪动——2010年12月28日，她相濡以沫多年的老伴、充满争议的京畿大吏——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常州中医院，走完了78年的人生历程。
“走得很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张说，从9月起，程维高就因肺部肿瘤恶化，住进医院，在病榻上辗转3个月之后，终因化疗加上白血病、糖尿病等多病因导致脏器衰竭，撒手人寰。
追悼会上，程被河北官方（据称经过中组部审定）盖棺定论：“在河北工作期间，他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的强烈意识，积极进取，雷厉风行地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为河北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到人大工作后，程维高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依法履行职责、提高立法质量、强化监督工作实效、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推进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很多人为程送去了花圈，包括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而程的一位在常州的老领导，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场焚烧——风风雨雨几十年，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地方，安心地去请教马克思吧！
常州，作为程维高起步之地，终成他的长眠之乡。
由于程突然离开石家庄，河北主事者十分惊慌，他们认为程有潜逃国外的可能，于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程维高是2003年1月从石家庄回常州的。彼时，一场由“河北第一秘”李真引发的舆论风暴正值高潮。
在很多媒体的叙述中，程“连夜离开石家庄”，几乎是落荒而逃。“事实上，我们当天早上出发，走了9个小时才到常州。”张佩斐说。
归途并不轻松。
程维高生前回忆，2002年春节以后，他开始为省人大主任即将卸任后的生活做安排。在河北当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是“受苦受难的13年”——“前9年工作还算过得去，但也是极度艰辛，欢乐少、烦恼多，后四年一直都在被审查的环境下生活。”
“整整四年多，我被许多人看成是党内腐败分子、经济犯罪的嫌疑人，决心在卸任以后，不再在河北多呆一天，立即离开河北——2003年1月10日，省十届人代会一开幕，我既不是代表又不是主席团成员，我就回到了常州。”
甚少有人知道，早在2002年11月，纪委部门即找到程，宣布“对其核对问题，不要离开石家庄”。
现在，他“擅自离开石家庄”，于是，在其回乡十多天后，纪委便赶到常州，劝其“仍回石家庄、进一步核对问题”。
程维高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的理由是，“常州不仅生态环境好，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好，常州的朋友是琢磨事，不琢磨人。”
后来，纪委相关部门不得不认可了他这一既成事实的行为，但同时又告诫：“希望你不要离开常州。”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退休厅级干部向本刊记者描述，由于程突然离开石家庄，河北主事者十分惊慌，在他们的观念中，程的儿子程慕阳滞留加拿大，那么，程也有潜逃国外的可能，于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在常州的家中，相关部门“前后三次”、“组织了队伍”，对程维高“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与核对”，重点问题是：李真是怎么调动、提升的？吴庆伍怎么下海到香港定居的？程慕阳经商一事；郭光允劳教一事……
2003年8月8日，一切尘埃落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最终，尽管心中“有不同意见”，但面对中央的决定书，程维高还是签下了“服从中央决定，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这15个字。
随着时间的流逝，程维高“慢慢也想开了，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渐渐地，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装修家园之中
程维高的不平之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直接诱发了他对过往几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他的多年老友陈源潮回忆，刚回常州的那段日子，程维高大部分时间闭门不出，很少和外界接触。
一次，他女儿给其房间买了个漂亮的吊灯，没打招呼，就装了上去。结果，他大发雷霆，“像鬼火一样暗，你让我怎么看书？！”“火发得莫名其妙，其实灯真的很漂亮。他内心有纠结，无法释怀。”他的一位朋友说。
当老朋友找上门，那种逆境中的感动，他溢于言表——“有一天，下雨，我去找他，没想到，他已撑着伞，在路口等我了！”陈源潮说，雨中等待的程维高，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常州日报》的记者沈向阳和程维高是忘年交。有一次，沈向阳在老鬼著的那本《母亲杨沫》中，发现了这样的情节：杨沫为给抗战时期的堡垒户王汉秋平反，四处奔波，最后找到程维高那里，程批示予以复查。
书中，程维高的批示清晰可见，而当沈向阳向程维高说起此事时，程维高已记不大清楚了。但看见老鬼能在正式出版物上秉笔直书，他甚感安慰——“老人眼含泪花，嗫嗫连声：‘你请他来常州玩，麻烦你，一定要代表我邀请他’！”
陈源潮回忆，在回常州初期，程维高无法平复自己心头的不平之气。尤其是中纪委的处分公开后，媒体大加报道，周围的朋友多给予他同情、劝慰之言，更加重了他这种感觉。
一次，陈源潮、程维高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皖南游玩。席间，谈起被处分之事，程又流露出不满之意。陈没有像惯常那样劝慰，而是斥责：“处理你是应该的，中央将河北交给你，结果你兵败。不该吗？！”
程维高表示出惊诧。
陈源潮接着分析：“你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多年，一帆风顺，身上带有毛时代的痕迹，又有改革开放初期敢想敢干的强人风格，是一个过渡型干部，进入河北，还按照过去的思路开展工作，不失败才怪！”
听了朋友的痛批，程维高半晌无言，后来才回应：“你让我回屋想想。”第二天，他告诉陈：“你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虽然他认为我讲的有一定道理，但依照他的脾气，他认定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服输的。”陈源潮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2006年中纪委又宣告“没有发现程维高该负刑事责任”后，程维高“慢慢也想开了，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渐渐地，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装修家园之中。
一年春节，他心血来潮，让朋友给他讲清宫十三朝的历史，当有朋友讲到左宗棠带着棺材打新疆，他“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珠子瞪得多大”。那时候，他才知道，《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是他的常州老乡。这让他感慨：历史了解得太少，读书读得太少！
帮助其写回忆录的清华大学毕业的“老王”说，程维高常冲人发火，脾气耿直。可是，从他2005年与其接触后，五六年时间，程维高从未向他发过火。相反，当程的司机因为看人们都喊“老王”也跟着喊时，被程大加训斥。
基于这个语境，谈起共事多年的高官们，程维高说他佩服的一位是原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究其原因，是杨搬家离开河南的时候，程维高发现他车上装的全是书——他认定杨是一个读书人。
回到常州后，程维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后定为“愚园”，自嘲愚笨的意思。
程维高的生活慢慢融入常州老人的行列。张佩斐介绍，从政多年，没有了相关部门汇报情况，程维高依然保留了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每天早饭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浏览新闻。
作为从政五十多年的官员，程维高常说的一句话是：“我16岁参加革命，我们党、我们党……”和他相熟的沈向阳调侃他：“不是你们党了，是我们党！”程略一脸尴尬，随即大笑：“对，是你们党！”
“他和几个外孙一起做游戏，两个小孩在那里打闹，他就像个裁判员。那一刻，他特别的悠闲、放松。”沈向阳说，在他的印象中，从未学过高等数学的程，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做模糊数学，干事上，我喜欢微积分”，意味深长。
离开河北后，至死，程维高只去过河北一次。那一次，让他心中甚感不快——住在宾馆的两天，有部分朋友来拜访，更多的是避而不见。一位晨练的老人，认出他是程维高后，和他热情拥抱。这让他唠叨好久。
14年的河北为官，他无法忘记这个地方——朋友一起喝酒，他只让喝河北的板城烧；逢年过节，他会拿河北的大红枣送人。
他下午常去大众化的浴室泡澡，一泡一个下午，几元钱一张门票的那种浴室，和退休下来的老头们聊天、侃大山，自得其乐。
晚年他的另一个爱好，则是延续了当年常州建委主任时期的毛病，折腾房子——“这里放一个石头，那里挖一个鱼池，甚至连房屋外墙，他都去参考很多园林的建筑样式，费了不少脑筋，亲自画图纸。”
他的邻居吴先生说，从其搬进小区，几乎每年都能看到程维高在对房子进行改造。起初，房子风格是河北的，中间，改为白色的南方样式，最后，程维高将其彻底修成了江南的园林。
老友陈源潮回忆，回到常州后，程维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后定为“愚园”，自嘲愚笨的意思。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修园他也是在修心。”陈源潮说。
200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301医院，程被查出患有肺癌，心情十分沮丧。闻讯前往的陈源潮劝其不必畏惧，保守治疗看看，“将肺癌当宠物养”。听到此言，程又发怒了：“胡说！肿瘤就是敌人，怎么可以当宠物养？！”
在北京、上海几番检查后，医生们的建议是：不开刀，保守治疗。这也促成程维高进一步反思当年的做法，“哪里有非此即彼的敌人，当年自己工作狂的风格，是否忽略了下属们的利益呢？”
去世16天之前，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退休后，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维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阳说，他曾问程维高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2001年，李真案发，媒体大幅报道，程维高曾亲自写出3万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领导，指出某周刊报道中“有15处地方失实”。被反驳后，通过中间人，他又与该周刊主创人员在石家庄协调。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达河北。有人向巡视组反映他的问题，他选择的不是座谈与协商，而是上书中央、直陈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讲”巡视组的矛盾。
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程维高被其定性：“（程维高）歪曲河北三讲教育的情况，拒绝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坚持错误，以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对抗巡视组及广大对他提意见的干部、群众……”
多年后，程维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圆滑”，如果违背性情说一些套话，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圆滑，还是要做人的忠诚”？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人比做官要紧。他说，我宁可这样了。
于是，曾和他在石家庄见面的某周刊记者，2005年赶到常州与他对谈。他先是介绍自家别墅的由来，再直接跳到民主问题，让该记者“颇觉意外”，因为，这与他对程维高的想象“相差太大”。
记者的问题也直截了当：“我在河北采访，多数人都认为你比较霸道，并不民主啊！”程并未表现出恼怒，回答得也颇坦诚，他说：“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
那段时间，程维高自制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熟悉他的沈向阳感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心里的压抑，且在有限的范围内，真的很可怜。再后来，江苏有媒体对他进行报道，他认为报道不实，起初要打官司，后在朋友劝说下，再次给中央领导写信，以求公道——“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吧。”他这样说。
当然，石沉大海。
2007年春节前后，心血来潮的程维高，自制了一张贺卡，散发亲友，上面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2003年中纪委认定我违纪，主要错误是‘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2008年春节后，由于肺癌的缘故，程维高开始经常和医院打交道。较真的性格依然处处体现。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有一味中药说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验，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结果，消息传到医生那里，很多医生不敢再给他看病。
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的他，给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晚年的程维高，很大的怨气是中纪委对他定性“违纪”，而在舆论上，他被刻画为一个腐败分子——“许多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远远超过对高级干部中一些经济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实，我也无话可讲，但许多媒体的文章中90%是伪造、编造的，凭主观臆断炮制出来的……”
这种说法，有些武断。
事实是，作为被报道的主角，没人采访过程维高。检索一下当年的报道，包括厚厚的3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录》、《我告程维高》、《李真盛衰记》，无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维高这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这所有都涉及程维高的报道里，他的‘声音’是缺位的，甚至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就是现实？”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发问。
幸好，程维高去世后，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留存了下来。本刊在常州采访期间，见到了这本带有自我辩护色彩的回忆录，也见到了一段程维高与河北的陈年往事。
程维高是1990年7月，在辽宁、河北、河南三省长“转圈交流”中，从河南平调到河北的。之前，他对河北“知之甚少”，而这片京畿要地的复杂性在于，它是革命老区，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维高，和友人们讲过一个故事：西柏坡重建纪念馆，河北省向中央要钱，报告打上去，一直没结果。没想到，一个农民跑过来，说我可以帮你们要到钱，后来还真给这人办成了！
这个故事，被程维高和他身边的很多人解读为，河北人神通广大，很多干部都是“房屋顶上架天线”。
在这种情况下，57岁的程维高进入河北。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是“想不通，把一个干部从一个省的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省的领导岗位上，不作详细介绍，不讲调动的原因，不给明确的交待，这是党的干部工作惯例吗？”
后来，在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一贯雷厉风行的程维高，点名批评了秦皇岛。理由是，作为国内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却成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中的倒数第二名。”
“我的发言自己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参加会议的人却觉得非常震动。特别是对秦皇岛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的秦皇岛市市委书记丁文斌挑战。”
很快，他与当时的河北一把手发生了嫌隙——“我讲到河北干部精神不振奋、精力不集中，下面的干部反映省委用人不当时，领导的脸色当时就变得不怎么好看。”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退休官员向本刊回忆，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退休官员说，他亲眼看到，在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由于没话语权，发过言之后，程维高就走出会议室抽闷烟。
“面对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况……要千方百计避开监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设法见到中央领导。要见中央领导，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要通过很多环节……”
1991年下半年，程维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不敢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也不敢通过河北驻京办事处的人与上边联系，而是住进南京驻京办事处”，把中组部一位领导请到办事处，向其汇报。
后来，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后，事情调了个——“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邢崇智的夫人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我家老邢。”
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邢崇智去世——2000年3月3日，73岁的他因患淋巴癌去世。人们传言，两天前，程维高原秘书李真被抓，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后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基于这种情况，邢崇智在1992年底离任之际，没有推荐程维高，理由是：一、（程维高）懂经济，但不懂政治，当省长合适，当书记不合适；二、不会搞团结，不能团结班子、团结人；三、工作粗，作风粗。
多年后再来看，这大体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即便是程维高自己，经过反思，也认为：“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可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并不认为邢崇智的不推荐有什么道理。
最终，中央出面解决了河北的问题。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维高接任河北省委书记——“4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邢崇智谈话时，中央对我十分支持，当着 邢崇智的面说，河北的省长、人大主任由谁干，由维高同志提名，中央组织部要尊重维高的意见。而对邢崇智，中央则要求他离开河北到北京安置。”
多年后，回忆起和邢崇智的角力，程维高形容为，“到河北不久，碰到了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遇。”就在这个时候，跟随他多年，从江苏跟至河北的秘书吴庆五，突然提出离职的想法。
老友陈源潮认为这符合程维高一贯的风格——工作中，雷厉风行，想象着手下人都应该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有时候，就会忽略手下人的利益诉求。不想，时代已经变了，个人利益的追求，光明正大。
那么，谁来接替吴庆五的角色呢？
在程维高的回忆中，最初他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时，“要通过很多环节，而且要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吴庆五为此做出了很大功夫。”此外，他也带着河北省政府的另外一个秘书李真去过北京。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
（据《李真盛衰记》记载，刚去河北的吴庆五，不熟悉环境，李真向其介绍很多政坛内幕，二人迅速成为好友。当李真得知吴庆五有下海经商打算，向其许愿：“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可以相互支持。”）
最终，在借调过来使用一段时间后，程维高“考虑到李真的长处，特别是吴庆五即将离开的实际情况，也就同意将他调过来”。没想到，调动李真时，遇到一点阻力——时任河北省纪委书记的刘善祥表示反对。
8年后，随着李真窝案的爆发，刘的这个行为被解读为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程维高的眼中，刘善祥是邢崇智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刘善祥“也没有说出李真有什么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真的经济犯罪当时并没有发生”。“从常州到南京，到河南，我用什么人当秘书，都是办公厅安排和我自己挑选的，谁也没有管过。”
对刘的这种干涉，程维高很是不快。
1994年12月，李真以程维高大秘书的身份出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4个月后，在程维高蹲点的平山县西柏坡乡下，二人发生了一次“争吵”。
那一晚，李真告诉程维高：“我不想再留在你身边了，我想下去锻炼锻炼，最好是去保定当个副书记。保定是个大市，工作面广，对我锻炼提高有好处，而且保定情况很复杂，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供您参考。”
程维高回绝了李真的这个要求：“你当副市长还可以，但不能进常委，当副书记，我是不会同意的！”
看到程断然拒绝，素有手腕的李真开始诉苦：“你到省委书记岗位上，我跑前跑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也不能当了书记，就忘了身边人呐！”
感觉到威胁的程维高勃然大怒：“我当书记，你跑前跑后，确实付出了很多辛苦，但你也要明白，我这个省委书记不是靠哪个人就跑得下来的。我同中央领导交谈，只反映河北的情况和问题，从来没有提出个人要求。”
“如果一个省委书记靠一个秘书就能跑下来，那这个党还成什么样子？！”程维高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李真跟他一直纠缠，执意要下去当市委副书记，他不同意，“争论到晚上12点，闹得很不愉快”。
“这也是只能发生在程维高身上。”程维高的朋友陈源潮解释说，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一个省委书记、一个服务他的秘书，两人会“吵一个晚上”，这必须联系程维高个人的性格来理解。
程维高说：“在一些问题未作出正式决定之前，我是允许身边人员给我参谋、同我争论的。李真这个人聪明，社交能力强，信息来源也多，所以经常跟他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虽然大闹一场，程维高对李真“并未十分厌恶”。
李真的感觉不一样，看到程维高的断然拒绝，在发生争吵6个月后，他通过北京的关系，从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平调进河北省国税局，任副局长。
到1998年，程维高退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说法是，二人“已经很少往来”了。
在常州采访，很多人提请记者注意一个细节：2000年春节，已经感觉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吴庆五，一起出现在程维高常州的家里。李真的目的是，希望程维高帮他要回一个案子，而天真的程维高竟问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钱？没有钱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凑一凑，借给你先去还账。”
“那个时候，程维高还以为李真只是拿了别人5万美元的事，说钱不够，可以帮他找人凑。”当时在现场的陈源潮说，“他真是太单纯了，哪里知道，5万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在中纪委对程维高的处理意见中，有一条是，“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后来，这位成名的原石家庄市建委干部，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我告程维高》。
在书中，郭光允讲述，1987年，他发现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开始不断举报。后来看到李山林非但没受到处理，反而被提拔为河北省建委副主任，1994年，他就写信给程维高，举报李山林。
在信中，郭光允称，李山林选不上副市长是因为群众基础太差，但是这么差的人又被提升为副厅级，和副市长平级，全市甚至省里意见很大，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
让郭光允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么一封信，竟然落到了程维高的秘书李真手里。而这位气宇轩昂、肤色白皙的省委书记秘书，不止一次来过建委找李山林。在郭光允眼中，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后来，1995年3月18日，郭光允在石家庄街头遭人殴打。由此，他认定，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背后，“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从医院出来的郭光允，匿名写就《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祸首》这篇检举材料，分别寄给中纪委、河北省有关部门。信中列举了他认为的程维高老婆、侄子还有南京二建无偿给程家装修房子等问题。
“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郭光允后来回忆说，很快，由河北省纪委出面，他被叫到省军区招待所谈话，要求交代匿名信的问题。
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有关部门收审，关进看守所。1996年春节前，他被有关部门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党籍。后来保外就医后，他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在程维高的记忆中，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1994、1995年，正当我与南京二建关系的谣言在社会上盛传的时候，有关领导收到一封匿名诽谤信，诬陷我为南京二建拉项目、要工程、徇私舞弊。”
“我交给当时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去处理，并对他讲我们省委、省政府有责任维护北京的安全，省政法系统也应该维护省委的权威。政法委书记说，你不管这事了，我来处理，之后我就没再过问过此事。”
“后来，政法委责成省公安厅、石家庄市公安局同时进行调查，经市公安局侦察认证，匿名信是石家庄市建委一名叫郭光允的干部所写。此人……是有名的上访专业户。”
“省政法委书记考虑上法庭审判涉及领导干部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从轻处理，不打算给刑事处理，给一个行政处理即可。我问‘什么叫行政处理’，这个书记回答说，劳动两年。我当即表示，可以。”
“郭光允从宽处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劳教一年保外就医后一直通过各种关系上告我打击报复、制造冤假错案。为此，中纪委、公安部曾在1996年复查过这个案件，结果对原先的认定未提出任何异议。”
“谁知‘三讲’中支持郭光允与刘善祥勾结起来翻案。在第一次‘三讲’老同志座谈会上，刘善祥就迫不及待地为郭光允大声疾呼不平。”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2000年，李真窝案爆发，1990年以后到河北任职的3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经理都被抓，审查下来，并没有发现南京二建和程维高有违法的关系。换言之，当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落到实处。
后来，郭光允自己也承认，虽然告了那么多年的程维高，他并没有当面见过此人。程维高也反思道：“郭光允一事，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应该处理。而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是：对郭光允的问题在调查清楚、决定进行处理时，因郭光允所告的问题涉及我，政法委书记向我请示时，我应该向中央请示报告，或经过省委常委正式讨论，不应擅自表态。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1998年10月，程维高从河北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专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9个月后，一项遍及全国的“三讲”教育活动展开，中央到河北的巡视组组长是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将军。
最初，程维高并没有对这次“三讲”教育活动有太多的重视，他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主要决策人物”。没想到，中央巡视组找其谈话，明确指出，“三讲”是“要剖析1992年以来工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前，在“三讲”动员大会以及省委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刘善祥已经讲了程维高的若干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以阴法唐为首的中央巡视组认定程维高很狂，河北“三讲”的主要阻力就在他身上。
多年后，程维高反思道：“我在‘三讲’中所以被动，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个性太直，容易轻信，又不愿买谁的账。虽然中央巡视组负责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省部级干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来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错误做法，把矛盾进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最终，和程维高本不熟悉的阴法唐将军，通过一次河北的“三讲”，成为了媒体眼中扳倒程维高的核心人物。后来，他还为郭光允所著的《我告程维高》写序，称赞其为“新时期出现的反腐败英雄人物”。
2000年3月，已经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被中纪委“双规”。这条爆炸性新闻，立即在河北官场内部引发轩然大波，作为李真曾经服务的领导，程维高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焦点。
“在李真双规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简直完全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许多人听说我的电话被监听，我的家被监视了，一下子电话大幅减少，家里也显得特别冷清。即使有人来电话，也是用探听的口气询问：你们好吗，身体好吗……”程维高回忆说。
“我心里清楚，对我的审查完全是同李真双规同步进行的。他们分三步逐步深入。开始审查我是否同李真共同犯罪……后来专案组又全面审查了我家属、子女。不仅对我儿子程慕阳所有的公司、公司的资金来源、来往、公司的经营情况，而且对他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及来源都作了审查。我女儿在北京办一家七八个人的小广告公司也作了全面审查。”
“在审查我子女的经营活动中，重点是审查了我有没有插手他们的经营活动，有没有利用我的权力为他们经商办企业打过招呼、做过暗示。对传遍全省说我拿了几千万回扣的南京二建在河北的大地公司，当然也是调查的重点。前后三任总经理以及石家庄原建委主任都因涉案被双规、逮捕。”
“其实在我当省长，当省委书记期间是没有敢向我送钱的。因为，许多干部都知道我的脾气，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会在公众场合把事丢出来，让他无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书记当了人大主任之后，却有一些干部为了感恩、谢情，给我送过钱。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但压力让直率的程维高难过。在李真案被查了近一年后，他主动找到中纪委的主要领导和负责李真案的领导，“又以写信的方式”陆续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信中，他大谈河北的宗派势力及干部矛盾。
2002年夏末秋初，中纪委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让其到中南海一谈。这位被程维高评价为“待人诚恳、厚道”的领导告诉程维高：你不是没有错误，应该讲清有关问题，检讨有关错误。当程维高要求这位领导明确告知什么问题时，这位领导讲，不可能，这是违反纪律的。
后来，程维高反思道，“这些谈话和信件，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集中到一点，就是你中纪委对我不应该调查。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后来，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我正省职级的待遇。当宣布时，我并没有感到震惊和难以承受，只觉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已经让我离开了。我有许多错误，确实也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为了从严治党，我服从中央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定，但对处理决定中的一些提法，我表示了一个原则态度，我说：我有不同意见。”
程维高
我的一生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河北的14年。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我在河北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的能力。
我的一生中，是到最后5年中才体会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这不是因为我当了5年的省人大主任，而是最后5年中我被审查过程中实际体会到的。
回顾总结我的一生，特别是在河北的14年，我既有成功的一面，最后还是以不成功而告终。这既有复杂的客观因素，更有个人的主观因素，而个人形成因素，又同历史环境相伴而生。
我的一生，54年的革命生涯中，绝大多数都处于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命令来实施的。我在基层的国有企业工作过，又在省市的经济领导工作岗位上工作过。
这种计划经济的活动，形成了两种思维，一是重用行政命令，计划高于一切，计划就是命令；二是迷信个人权威。计划经济的经济协调不是市场，而是靠行政首长。行政首长的权威、努力、工作是否具体、周密，是计划能否实现，经济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两种思想习惯对我一生形成的思维模式起了重用作用。今天，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了，过时了。
我的一生，有13年在基层工作过，这13年都是动荡的年代，都是工作艰苦的行业（拖拉机、煤矿），都在基层当了一把手。在那种年代，基层工作几乎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复杂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必须去处理，小的点头、摇头，大的裁定、决断。不容许党政机关中处理问题那样研究来、研究去。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工作，养成的好处是果断、敢于负责，带来的坏处是霸气、强行命令。这种作风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基层可行，就是在上层也都是行不通的。
由于自己往往把这种作风看成是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在工作岗位已经发生变动，特别是到了高层领导机关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认真改进，必然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
我这一生中，最深刻的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和平建设条件下，党内矛盾的焦点，确实正如中央领导讲的那样，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争名夺利成为党内矛盾的焦点，有权就有利，为利就抓权。这种思潮的暗流，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更加兴风作浪。要看到这一点，现在的一些共产党员并没有经过生死、名利、苦乐考验的，他们加入共产党的目的是作为仕途阶梯，获得名利的一种手段。这种人的基本素质只能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做出种种表现，甚至可以采用不惜一切的手段，达到疯狂的程度。靠这样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靠不住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真是假，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好是坏，最最重要的是看他干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在衡量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不抓这个主流，而去计较那些枝梢末节，那就本末倒置了。
我的一生中，最难的是什么，现在想起来，最难最难的是识别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是随着历史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的。我讲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要认识一个人，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这个人因为他本身的原因，是会变化的，而且这个人客观环境的变化，也会促使人发生变化。对不少人来讲，总是用种种假象来把自己掩盖起来。
特别是在你位高权重的时候，你要识别一个人，你要听一句真话，真是难上加难。因为你身边的人，你周围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来确定在你面前的行为方式和表演方式。特别像我这种性情中人，容易感情用事，容易感情冲动，就更容易受骗上当。对于这一点，作为领导干部的我，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中央讲的，要讲政治，要讲政治鉴别力、警惕性，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的一生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河北的14年。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我在河北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的能力。
我所以在驾驭复杂政治局面上的能力薄弱，原因是：我对河北这样政治上非常复杂的情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物质生产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是中心，但经济不能代替政治，不是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政治斗争中，坏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用那些好人不敢用的手段，因此好人永远斗不过坏人的；没有学会用平和的方式，甚至用使人感觉不到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矛盾，更不懂得接触、处理尖锐矛盾时不留后患，保护自己。这些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值得自己永远记取。
我的一生中，是到最后5年中才体会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这不是因为我当了5年的省人大主任，而是最后5年中我被审查过程中实际体会到的。我们国家无论民主也好，法制也好，都有很大的距离，不是没有规范的制度，而是缺乏多种应有的保证，利益冲击、腐败行为使种种保证显得十分脆弱。
没有坚强有力、坚而不摧的保证，这种制度就形同虚设，法制就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民主更是一种奢谈，更是一种空穴来风。没有充分的法制和民主，社会就会激化矛盾，没有充分的法制和民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本文得到常州“同学会馆”沈忠艰、“左岸公社”冯丹、文化馆陈吉安、凌宪松等人帮助，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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