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印钞票、抑房价，会越糟！
责任编辑：李彤
编者按：“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2016年10月15日在河北野三坡举行，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就产能过剩和房价等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产能过剩的基本问题没解决，越调越糟糕。一手拚命地发钞票，一只手想按住房价，这根本做不到” 。
对于当下热议的“产能过剩问题”，吴敬琏表示，应该优化结构，但具体用什么方法优化结构，很多讨论都是浅尝辄止，“产业政策已经好几轮了，但总是不把基本问题解决，甚至还遗忘了过去的旧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很高兴来参加第一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我就说三点。
我在03年参加经济论坛时，建议中国经济领域要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我解释一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用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需要切实解决好的问题。
对领导和企业家来说，需要反思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回避理论思维和蔑视理论思维，习惯而不是深究基本问题层面，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也不深刻。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长期按照苏联的方式发展，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是不是认识到了呢？看似这样。但如何解决呢？我们没有深入的思考。改革开放和1981年两次讨论、调整所针对的就是苏联的发展模式问题。指导这两次经济调整深层的理论就是1980年国务院提出的十大建设方针。
这十大建设方针提出克服苏联式的增长方针和方式，他有没有点到呢？有点到，就是效率低。但是从基本的理论来说，他没有放到增长函数下来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呢？第二次调整是1980年末，我们有一位理论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叫《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资料优先发展，重工业要减速，要把农业发展起来，轻工业发展起来，商业发展起来，第二次调整也就无疾而终。
到了后来，95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国家计委提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粗放式发展方式到精细式发展。这个认识只普及到一些干部和群众，并没有全部普及。匈牙利经济学家在《社会学经济体系》提到用生产函数来解释什么叫增长方式，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并没有解决。到底从哪里转变到那里呢？就不清楚了。
到了2000年，这个基本的认识被“经验规律”概括。它是根据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经验，造成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逆转。基本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只根据一些现象提出的口号，那是很脆弱的。
因为理论的认识，因为利益关系，在20世纪末导致了产能过剩。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
河北要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就是十八大讲的，03年04年开始调结构，要减少落后产能，结果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越来越糟糕。如果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就事论事，那是不成功的。有些问题浅尝辄止，现在又开始新一轮讨论产权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已经好几轮了，就是对基本的问题没有思考。
对于事物的认识其实，最重要的是开拓思想，只有一个卓越的思想市场，才能防止错误的思想造成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论坛，在基础问题上，提出讨论。
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十一”期间，全国多地罕见密集出台楼市限购措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对此，吴敬琏认为，要从根源上认识房价上涨与泡沫的相关性。在其看来，当前，房价飙升、出现泡沫的基本原因在于杠杆率过高，即信贷膨胀、货币超发，因此必须研究并解决此问题。
吴敬琏在野三坡论坛间隙期间很肯定地说：“一只手拼命发货币，另外一只手想按住房价，这是做不到的”。
延伸阅读：
为什么经济增速上不去了？这就对了
作者｜Marc Levinson 翻译｜张乎安
同往常一样，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也向公众许下了一堆诺言。不用说，他们俩都许下了提振经济增速的承诺。现在美国经济要达到每年2%的增速都不容易，而两位候选人却要我们相信，他们有办法让经济增长率达到3%、4%，甚至5%。
在这次让人失望的大选中，两人抛出的所有诺言里，提振经济增速的承诺恰是最难兑现的。明年入主白宫的那个人会很快发现，总统的政令没办法激发生产率的增长，而生产率提升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以，我们最好明智地接受这一事实：美国的经济表现其实并不糟糕，现在这样才是正常的表现。
纵观历史，经济的飞速增长并非常态，而是例外。不仅美国如此，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从瑞典到日本，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其年复合增长率都只有1.5%-2%左右。当然，在有些年份要高一些，人们对此念念不忘；而在很多年份则要低很多，人们对此选择忘记。但是，这种并不值得兴奋的平均增长数据告诉我们，在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的收入要想翻一番，需要用长达40年的时间。
但这依然是十分可观的进步。以富裕国家大约为80岁的人均寿命计，这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终止时的人均收入已是他刚出生时人均收入的四倍。但如果是将相邻两年的数据进行对比，那么因为收入提升而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虽然数据显示生活在改善，但是一般家庭却很难为此欢呼雀跃。
如今的人们并不满足于40年翻一番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民众期待的是经济强劲增长，慢吞吞的可不行。民众之所以有如此期待，是因为他们不太受真实却枯燥的经济数据所影响，但却被历史上那段非同寻常的经济腾飞时期吊高了胃口：从二战结束不久开始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出现了空前并且至今绝后的超高速经济增长，这一本属特例的表现却成了民众心中的常规期待。
1945年盟军胜利之后，出现了经济混乱局面。1946年，法国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到了战前60%的水平；德国幸存下来的工厂有许多被苏联作为战争赔偿迁走；而美国、日本和欧洲战时为集中调用物资和平抑通货膨胀所强制实施的物价和工资控制政策，在战后立即激起了一轮轮抗议热潮。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不能进口煤炭和谷物，使得工厂难以运转，粮食出现短缺。那时候，世界的前景是那样惨淡。
到了在1948年上半年，腾飞之火开始点燃。1月，占领日本的美国官员宣布，改变削弱日本的策略，转为扶持、重建日本经济。4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马歇尔计划。6月，英法美三国在德国的驻军机构宣布发行新货币——德国马克，从而终结了苏联削弱德国经济的企图。
还是在这几个月里，苏联在欧洲降下铁幕：他们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并冒着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封锁了西德通向西柏林的水陆交通。苏联把自己圈了起来，反而削弱了它干预西欧经济复兴的能力，苏联及其盟友们给世界其他地区的提供了复苏的良机。
此时，经济不只是在增长，而是在飞跃。从1948年到1973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穷走向了此前不敢想象的富足。
在这段超速增长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农场上还有200万头驴在负责耕地，西班牙的家庭主妇们购买橄榄油还需要凭购货证，东京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还需要让一个车位大小的空间同时发挥厨房、餐厅、起居室和卧室的职能。短短几年后，上千万个家庭购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高中教育全民普及，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使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安全感。
1950年前后的美国工厂。图片来源：THREE LIONS/GETTY IMAGES
那些曾以为自己注定一辈子要做佃农的阿拉巴马人，那些以为自己要当一辈子制鞋匠的意大利人，遇到了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机遇。法国把这段时期叫做“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德国称之为“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日本最直白，称之为“高速经济发展期“，而在英语国家，则普遍称其为“黄金年代”(Golden Age)。
许多国家自1920年代以来，第一次迎来了一段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压抑已久的需求得到释放以及战后婴儿潮的助推外，更主要的则是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增长，正是它让黄金年代成为了可能。在这25年里，平均每小时工作的产出量在美国和加拿大翻了一番，在欧洲增长了两倍，在日本增长了4倍。
众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成就。在全球各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得到大幅改善。而随着无数此前从事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农民来到工厂和建筑工地，他们创造的经济价值也显著提升。新修的高速路使得卡车司机们能够驾驶着大型车辆长途奔驰，提升了交通运输领域的生产率。反过来，道路交通的改善，又使得农场和工厂得以突破地域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销售自己的产品，由此引发的增产需要又使他们抛弃了手工生产，转向机器生产，以更低廉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而六轮全球关税谈判，则让跨境贸易海量增长，由此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又进一步促使制造商提升效率。
更重要的是，科技创新让人们生产出了新的产品，还使生产的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比如，1940年代末时，在西欧和日本，电话依然稀有和昂贵，但到70年代时，电话已经无处不在。
这样的经济成绩，刚开始出现时还被视作奇迹，但人们很快便习以为常。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年复一年地持续。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挪威、瑞典——都经历了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腾飞。
失业问题也消失了，经济波动仿佛也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在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赫勒，以及在1966年至1972年担任西德经济部长卡尔•席勒，都曾告诉公众：在高明的治理下，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有太多理由期待这样的经济状况会持续下去。
但是，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赎罪日战争爆发。欧佩克中的阿拉伯国家为表示支持，将油价翻倍，并切断了向荷兰、葡萄牙和美国的石油出口。
不过，这场石油危机的意义远不止于迫使西方国家关掉室内恒温设备，也不止于干扰石油的供应。它冲击了全球的经济。在此影响下，世界各地的政治家都把能源安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美国打响了一场能源独立保卫战，政府制定出能源效率标准，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在太阳能利用及核聚变研究方面投入巨资，并推进了能源价格的去管制改革。但是，给全球繁荣带来终结的却并非油价，而是一个被油价喧嚣掩盖了的更根本问题：生产率的增长陡然减缓。
生产率增速骤降的后果很严重。完全就业消失了。直到24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才再次回到1973年末期时的低点。法国、德国和日本则再也没有出现过黄金年代时极低的失业率。从石油危机发生直至20世纪结束，28个富裕经济体的失业率平均为7%左右。
据英国已故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全球经济在1951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平均每年以4.9%的速度增长，而此后直至20世纪末，全球的平均经济增速仅为3.1%。富裕经济体增速的放缓更加突兀，其民众收入开始以龟速增长，而且增速的放缓动摇了福利国家的财政根基，使得普通家庭的稳定感烟消云散。
1970年代的各国领导人知晓，或者说自以为知晓如何运用传统的经济调节方式——调整利率、收税、财政支出——来让经济恢复健康。但是若想拯救不断下降的生产率增速，很遗憾，他们的工具箱里空无一物。
当经济的掌控者和央行高层都无力稳住经济时，选民就会向右转。1976年的大选中，瑞典社民党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败选。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西德的赫尔穆特•科尔这样的保守派政治家席卷政坛，他们承诺，通过市场自由化和小政府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的颓势，刺激生产率提升，并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结果证明，这些领导人的政策，无论是去管制、私有化、降税率，还是平衡预算以及实施严格的货币政策，在提振生产率方面，并不比其前任实行的大政府政策更有效。一些人坚称，这一波保守主义革命催生了一轮经济振兴，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撒切尔夫人治下，英国的生产率提升速度，比坏事连连的1970年代还要慢得多，而里根的供给侧税制改革，也没有带来生产率方面的进步。即使一些国家看上去抑制住了生产率的滑坡，比如日本，但那也只是暂时性的。几年后，他们同其他国家一样，陷入了生产率增长低迷的困境中。
这场全球性的生产率增速下降应该如何解释？有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农场去往城市，这带来的红利只是一次性的，难以复制。1950和1960年代的全民教育普及，使得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能接受高中教育，不少人能上大学，但是教育水平要想再进一步就很难了。高速公路在建成之初给生产率带来的提升，也远非后来的道路拓宽、续建等工程能够相比。
但原因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生产率的提升总是断断续续的。创新诚然能够提高生产率，但是对于如何刺激创新我们却知之甚少，而且也完全无法预测究竟哪种创新能导致生产率的提高。
另外，一项科技创新出现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人们也无法预知。爱迪生1882年便在曼哈顿下城亮起了电灯，但在1920年代之前，电气化都未对美国工厂的生产率带来多大的影响。计算机在二战时便已研发出来，在1970年代时便已经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直到1987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都还敢如此揶揄：计算机时代几乎无处不在，但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找不到。
我们总以为，人们知道如何去改善这一切，总以为政府可以通过一些秘诀，让经济以高于常态速度增长，这种想法非常诱人，但是政府除了纸上谈兵之外，很难对生产率的增长有所作为。在一些低税率国家，生产率确实增长迅速，但在一些税率极高的国家，生产率也同样实现了快速增长。有的地方，有些时候，大幅放宽政府监管确实导致了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但换个时候、换个地方，这种做法的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还有观点称，自由市场、小政府比大政府、强政府更利于生产率的增长，但却没有数据可以支持这种观点。
我们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对于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长期滞涨”的经济表现，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常态发挥”。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收入的增长都是缓慢的，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是一点一滴实现的。黄金年代那些异乎寻常的体验，让我们在创造就业、提升收入和实现稳定增长方面，对政府的能力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黄金年代1973年便已消失在石油运输管道之中。然而自那以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坚称，只要政策对了头，就能重新找回那些快乐时光。在他们的长期“洗脑”下，选民们也以为政治家能够带来超越平凡的经济增速。但人们终会发现，现实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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