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的眼泪总是相似的
责任编辑：李彤
图片来源：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随着一声声“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贪官们似乎成了当今中国最具“忏悔意识”的一个群体。其实，贪官“忏悔书”古已有之，我们不难发现鳄鱼的眼泪总是相似的……
雍正批示：你怕死是真，羞愧只有天知道
忏悔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会发现“写检讨”几乎是中国独有现象。有研究者因此认为，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而现代人所说的“检讨书”在古代皇帝的笔下就是“罪己诏”。“罪己诏”也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虽然将检讨追溯到皇帝“罪己诏”的说法难以自洽，但是官员的悔过书古已有之却是有据可查。大贪官和珅落入牢狱之后，就曾写过一份诗歌体的悔过书，但他并没有如实交代家里的金山银山是怎么得来的，反而不无骄矜地感叹道：“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生。”意思就是：想想以前的事我就感到难过，哥的一生败就败在太有才了。
和坤
如今每当贪官落马，总是声泪俱下地博取同情。作秀可以，演技不过关可不行。如清代有个官员犯了罪，在狱中给雍正写悔过书，以期得到赦免，内有“辜负天恩，羞惧交并”两句话，雍正看后在一旁批道：“知汝惧死实甚，然羞则未也。”意思就是说，知道你害怕得要死，不过羞愧与否倒不一定。
当然，也不是个个都如此，有的写得确实很感人。宋代宿州太守陈潘，任期5年，因贪污被处极刑，临刑前索笔作《忏悔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死到临头，他终于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教训：贪赃枉法得来的富贵只是南柯一梦，是不会长久的。只可惜为时已晚。
新中国高官忏悔：王洪文最老实
“检讨”一词由略含反省之意变成今天包含认错、自我批评、表态多个复杂环节的一种特定程序和格式，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突变，转折点在延安。从那时起，“检讨”就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1949年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艺术，从窑洞走向全国，它最先被知识分子们掌握。检讨书在体例上开始千篇一律，文章呈现三段式的结构：承认错误并全盘否定——挖掘“旧我”的根源——宣誓决裂，重新做人。
在审判四人帮时，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所做的最后陈述，可以说就是这样的结构。王洪文：“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王洪文被带上法庭
但是，当检讨不会因为服软、认错而被从轻发落，而是导致身败名裂，就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为自己辩护，而是必须按检讨审读者的意志为自己罗织罪名，这时检讨就会变成痛苦的羞辱。遇到这种情形，权高位重者自然难于接受，而拒绝检讨多半意味着对抗，等于彻底断绝任何被宽恕的可能。为逃避这种痛苦，有人会选择极端举动，比如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拒绝检讨，林彪以北逃拒绝检讨。有资料显示，庐山会议后，由於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林彪曾希望以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最终酿成”九一三”事件。
江青因未听清审判结果，以为判其死刑未听到后边的“缓期两年执行”而大闹法庭，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苏联高官忏悔：要求枪毙自己
与中国式检讨最接近的，还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1936年-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众多被处决的高官在公开审判中的陈述和审判前致斯大林的信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检讨书的雏形。
布哈林在审判前曾给斯大林写信表忠心：“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在审判时，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其他人的表现和布哈林一样，公审时，他们几乎都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一致要求枪毙自己，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比如加米涅夫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而格林科的态度更积极：“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当时被邀请参加公审的西方记者对他们所见的一切目瞪口呆，所以他们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有位英国律师事后说：“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贪官忏悔书共性：拿出身说事
说到忏悔，人们容易想到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随想录》，那是一种对自我灵魂的剖析，以及对自己内心深处污垢的挖掘，是一种真正的忏悔。对于贪官的忏悔，网友是这样形容的：指望这些廉价“忏悔书”来反腐，恐怕是“天方夜谭”。
近年来许多落马官员进行公开忏悔，在讲述时，多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总结自己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到当官后腐化的堕落过程。
“苦孩子”和“高官”，是两个对比极为鲜明的词汇。我们无法去深究这些官员是如何滑落到贪腐这一罪恶的深渊，但单就他们雷同的忏悔套路来看，以身份为托辞确有博同情之嫌，在位时高高在上，落马时却以靠近群众博同情，实在可笑。
贪官法庭上的悔过情节能作为认罪表现获轻判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刑诉法专家陈永生分析，贪官的最后陈述有三种情况：首先只能表明他的一种想法和态度，往往不影响最后的定罪量刑。比如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生活困难、因为妻子或情妇的原因等等，这些对量刑没有什么影响。其次，也有可能影响量刑的，比如以往在工作中比较认真的，只是某一次或比较少的几次贪腐，在量刑时根据其最后陈述也可适当考虑。最后，从法律上可以影响定罪的内容，比如有些事实在侦查起诉阶段，甚至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时也没有的事实，在最后陈述时，被告人说了出来，这就会影响量刑。
但是我国刑法没有把悔罪作为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有悔罪能作为酌情惩罚的一个情节，最终量刑还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像刘铁男从一审到宣判在法庭上一直都有哭诉忏悔，但是实际没有影响对他的判刑。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有些错误一旦犯下，所带来的恶果是无法弥补的，这不得不让我们带着更为“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落马官员的忏悔，究竟是真心忏悔，还是随波逐流，或有其他意图，也只有贪官自己心中清楚。
慢慢随着职务的提升，再加上环境的影响，考虑自己的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2005年以后，自己也60岁了，又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时候思想就抛锚了，就追求物质的金钱的……他们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我）鬼迷心窍，昏了头。我自己一年也有十来万块钱，我爱人她是央企的领导，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完全够了。但是理想信念丢失了，精神追求没有了，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连法律的红线也触摸了。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我自己腐败了，但是我非常期盼中央能够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十八大以后中央采取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措施，严肃查处腐败，这就是党的希望，只有这样子我们党才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种结局。从小我们吃过很多苦，所以是从贫寒之家出来的，从小就痛恨贪官，到最后自己成了贪官，我感觉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放松了对家属子女的要求，放松了对所谓的一些商人朋友的警惕，最后落到这个结局，这是我咎由自取。错不在官场，错不在商场，错在自己。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好像大家见见面不吃个饭不喝两杯，就总觉得难以表达那种感情。中央为什么作出八项规定，对全党改进作风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重大意义，没有深刻地去理解，脑子里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作为我自己来讲，修身也是对别人讲得多，对自己讲得少，如果自己真的一以贯之地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对照党章、对照法律去反省自己，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我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每天去反省自己，犯了事还觉得不是事，犯了错还不觉得自己是错，犯了罪还不觉得自己是罪，最后走到这一步。所以有的人讲这些事情再回到过去，也不可避免，我说那不是这样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就是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罪错，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这些罪行和错误发生在我身上，它居然带有必然性。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干部队伍出点小问题难免的，但只要干事业就“大节不亏”，实际上意味着我对廉洁自律，对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深处就重视不够，因为最根本的一个要求，不但要干事，你还要干净。
因为自己从十几岁就希望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希望加入党组织，在党组织里边，在党的领导下，能够为社会进步，为人民幸福多做有益的事情，最后就因为自己没有打牢这个根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执政实践当中，思想变化了，走到这一步，这一生的追求真的是南辕北辙。错在我自己，我真的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那些跟着我把工作当事业追求，当学问去研究的成都的干部群众，我是要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的，我干的这些事情，这算什么？你知道，按照通常的退休年龄，这将近一生了，居然因自己的错误这样收场，何其悲哀！
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两会当中讲的，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一定要做到“亲”、“清”，既要亲近又要非常清白，关系非常清楚，所以我这个失败的人生最大的就是这个清，这项工作，比如说我犯罪主要问题主要是跟一些企业家之间有一些联系。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
一吃喝就高兴，挺风光，有一种成就感，一看下面敬你一杯酒，包括老谷也那样，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
我俩影响挺坏。俺俩天天有局，还整个秘密的点，是不是，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实际上现在想起来真没趣，现在我都觉得，不累吗？真累啊。吃饭也挺累，你上桌得白唬，你不能冷场。
对吃喝把握得不好，不注意，以为吃一下问题不大，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和腐蚀当中，缺乏定力就会迷失方向。
在白云山那个地方，有时吃完饭就聊天，有时候有打下牌就这样，嘻嘻哈哈热热闹闹，不注意细节，不注意影响，不注意场合。来往过程当中，慢慢也放松自己的警惕，就丧失了这种警戒线。
跟他们一起活动，都不用自己买单。当然有不少都是企业家，就觉得这点他们也会处理，没有去想这个事。觉得大家都这样，就有种随波逐流的思想，没有牢固的廉洁从政的这种敏锐性。
也应该说一开始对这种豪华的东西，我们也是很反感的，自己也不喜欢吃鱼翅、鲍鱼，包括酒我也是不喜欢的，过年我在家一滴酒都不喝，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了，甚至我请人的时候我不喝酒好像我不热情，然后他请我吃的时候，我不喝酒好像不够意思。然后最后就变成自己好喝酒了，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不能沾，到后面就好像小的东西收下以后，等于大家之间也建立个关系，人与人之间这关系，无论干部还是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关系，不要把人家拒之于门外，到最后就成了不收白不收的状况，所以最后变成了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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