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一些杀戮事件
责任编辑：李彤
文/德伊扎克
文章标题特意强调“一些”，是因为有些很著名的屠杀大家都耳熟能详，因其改编的电影也不胜枚举（比如根据“犹太人大屠杀”改编的《安妮日记》、《钢琴师》、《辛德勒的名单》；由“南京大屠杀”改编的《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等等等），我将不会在文中赘述。
屠杀，按照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给出的定义就是，“指在同一地点杀害五人或五人以上，并且受害人没有防卫能力”。这里特别强调“没有防卫能力”，所以一般受害者都是平民或解除了武装的战斗人员。
考虑到“屠杀”一词或许不会涵盖以下影片中的某些史实（比如“红军派”的炸弹袭击和暗杀，其行为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恐怖主义），所以我采用了“杀戮事件”来指称20世纪一些有组织有预谋的杀戮。
（注：事件与电影并未按照时间轴排序）
卡廷惨案（2007）
导演：安杰依·瓦伊达
《卡廷惨案》电影海报
这算是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晚期比较有名的一部影片，电影剧本取材于安杰伊·穆拉尔奇克的《死后检查：卡廷的故事》，其中详述了一些被杀害的波兰军官的母亲、妻子、女儿的命运，并重现了卡廷森林大屠杀的情景。这场屠杀，发生在1940年4月到5月，当时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对苏军入侵波兰时被俘的波兰战俘和知识精英进行的有组织杀戮。事后官方估计，遇害人数在2.2万人。
导演瓦伊达的父亲雅库布·瓦依达在当时是一名波兰军官，并于1940年在哈尔科夫战俘营被杀害。这或许是瓦伊达拍摄此片的初衷之一，当然，对于波兰人来说，这场屠杀发生后在几十年内一直被禁止讨论，直到苏联解体之后的1990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才第一次承认，是内务部处决了当年波兰的战俘。瓦伊达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部电影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一个社会整体，而不只是偶然的一群人”。
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在1940年3月5日给约瑟夫·斯大林的的文件备忘录中，提议处死波兰军官。
对于不了解苏波历史的人来说，进入并理解这部影片似乎有些困难。在近代历史上，这两个国家一直关系紧张，1919年的波苏战争，苏联失败，波兰在协约国和罗马教廷的支持下向东扩张，1921年3月18日缔结的《里加条约》让波兰获得了西白俄罗斯和四分之一个乌克兰。苏联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与斯洛伐克入侵波兰，在半个月后的9月17日，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宣称波兰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国内局势，《波苏互不侵犯条约》失效。同日，苏联红军从东方侵入波兰。于是，便有了《卡廷惨案》影片开始富于戏剧性的画面：一座铁桥上，波兰人向西逃命，试图躲避苏联60万军队的入侵，而从桥的西面涌向东方的波兰人想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
由于波兰军队收到命令避免与苏军交战，苏军得以迅速推进，途中几乎未遭遇到抵抗。1939年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德苏两军以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瓜分了波兰。
苏联入侵波兰后，大批波兰官兵成为战俘
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期间，波兰战俘遭受了漫长的审讯和内务部官员持续性的政治鼓动。这在影片中也有很好的体现：战俘们原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释放，但实际上对他们的面试是一个选择程序：决定哪些人可以活下而哪些人要去死。根据内务部的报告，如果战俘无法被引导出亲苏联的态度，他们将被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死硬敌人”。
历史学者格哈特·温伯格认为，当年贝利亚极力劝说斯大林签署处决命令，也是出于一个战略上的考量：“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屠杀应该被看做对未来的展望：波兰将再次出现在苏联的西方边界上。斯大林可能确认，任何重生的波兰都不会是友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削弱它的军事和技术精英分子可以有效地削弱波兰。”
被处决者交出身上的皮带和证件，没有任何审判，随后被铐着押到一间毛垫毡门的封闭小房间内
被带入小房间后，受害者会立刻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后会从对门搬出，被转移到五六个等候在外的卡车内。
卡车装满尸体，最后被埋入森林的万人坑中
卡廷大屠杀具体发生在位于卡廷森林（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9公里，临近卡廷和格涅兹多沃的村庄）的科泽利斯克战俘营。除在卡廷森林外，同时发生的屠杀还有在斯塔洛柏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处决战俘行动。根据内务部加里宁地区前首脑季米特里·托卡雷夫提供的信息细节，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到次日黎明结束。首次战俘运送始于1940年4月4日，当日共运载了390人，行刑人员发现在一个晚上之内处决这么多人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于是之后的输送从未超过250人。处决通常由莫斯科提供的德制7.65毫米瓦尔特PPK手枪完成。行刑人员更多的使用德制武器而不是苏联标准的左轮手枪，据说是因为处决了几十个人后，后者被发现有太大的反冲力，会给射击者带来痛苦。内务部首席行刑员瓦西里·布洛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据称他在1940年4月的28天之内，亲手射杀了加里宁监狱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7000名战俘。
前苏联内务部参与卡廷屠杀的首席行刑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1895-1955）
到了1942年，波兰铁路工人陆续挖掘出了大量尸体，随后的1943年，纳粹军队在卡廷森林里也发现了4000多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当时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离间波兰和苏联的好时机，于是，在德国的宣传广播中，指责苏联军队犯下了屠杀的暴行。当然，苏联人自然不买账，反过来宣称，波兰战俘原来是在西斯摩棱斯克从事建设工作的，结果在1941年8月被入侵的德军俘获并杀害。
1943年，卡廷屠杀尸体发掘现场挖掘出的遗骸
事实真相的公布，最终还是得益于前文说到的戈尔巴乔夫。这之后，1990年4月13日的卡廷万人坑发现47周年纪念日上，苏联官方正式表达了“深切的歉意”，并承认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应为此事负责。这一天也被宣布为世界卡廷纪念日。
另外，曾执导过《黑暗之家》的斯玛佐斯基，在2011年拍了一部《罗丝的遭遇》，和《卡廷惨案》铁桥一段的隐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影片针对二战结束后波兰东北部的原住民马祖里人的悲惨处境展开：马祖里人属于德国的后裔，日常语言是德语，信奉路德教，但在二战之后，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是讲德语的敌人，对于波兰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是民族的叛徒……
四月的某时（2006）
导演：哈乌·佩克
和同样依据“卢旺达大屠杀”改编的电影《卢旺达饭店》（2004）相比，这部片子似乎没有《卢》那样名声在外。不过，我个人认为这部HBO的电影在展现和还原那场杀戮所蕴含的意蕴上更为丰富。
身为海地出生的导演，哈乌·佩克在影片开始就以字幕的方式试图告诉观众，这场恐怖的大屠杀的缘起，西方殖民者绝对脱不开干系。继德国对卢旺达的殖民（1890-1918）之后，比利时成为了卢旺达后续的白人殖民者（1918-1962）。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为了规避开卢旺达人对于外来白人殖民者的仇恨，比利时作为宗主国开始在卢旺达推行全面的种族主义政策，而他们当时所依据的“科学”，正是如今早已进入历史垃圾堆的“颅相学”（Phrenology）。
影片开始，殖民者依据“颅相学”制定的卢旺达种族主义
由于经过“科学”的佐证，比利时人将胡图族和图西族区分出了在进化上哪个种族更加优秀，殖民者认为，胡图族在进化上较图西族劣等，因为在殖民政策上开始向占卢旺达人口比例12%到15%的图西族倾斜，同时，比利时人利用身份证制度，将图西族和胡图族牢牢地印在了每个卢旺达人的身份证明上。不过，二战前后，胡图族开始接受教育，也大批参与政府工作，以至于1960与1961年之交的选举，由胡图族胜选而改变了卢旺达的政治结构。从此之后，图西族人便沦于受压迫地位，造成数万人的逃亡。与此同时，卢旺达在1962年摆脱殖民统治从而独立，也改变了法国和比利时一贯偏袒图西族的立场，转而开始支持胡图族政府。图西族不甘受到迫害与驱赶，在乌干达政府和美国的军事援助下，于80年代末在乌干达境内的难民营内组织了“卢旺达爱国阵线”（FPR）。
1994年4月6日，载着时任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瑞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安达首都基加利附近遭导弹击落，两位总统均罹难。消息传出后，原已准备就绪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包括政府军与暴民）即刻大开杀戒，从1994年4月6日到同年7月中旬的短短三个月内，有50万到100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的异己分子被屠杀（卢旺达政府的统计，是1174000人受害）。另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1994年5月22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无辜平民的尸体横陈在道路上。
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Interahamwe和mpuzamugambi）和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了大屠杀。在影片中，胡图族军人奥斯丁·穆甘扎有一个图西族的妻子珍妮，在反图西族的极端分子眼中，穆甘扎也成为了胡图族的叛徒。最终，穆甘扎的妻子以及儿女均死于这场屠杀。
这场屠杀为何国际社会坐视不管呢？屠杀开始时，联合国总部虽然再三从驻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负责单位得到预警汇报，但却下令维和部队不得采取超越自卫的军事行动。如此反应，主要是因为安理会中，美国不想在重蹈1993年索马里行动失败的覆辙（参看影片《黑鹰坠落》）。于是提出了“危国不入”、“不理会无战略价值地区”的构想。在影片中，也有一处细节体现了这一点——负责屠杀的胡图族军官在电话里对美国人说：“你们不会插手。你们怎么会来呢？我们没有石油，没有钻石，没有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在很多白人眼中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场卢旺达人的内战而已。一句话，卢旺达与美国利益无关。
《四月的某时》观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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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战场（1984）
导演：罗兰·约菲
《杀戮战场》电影海报
电影《杀戮之地》改编自长篇报告文学《狄潘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Dith Pran），作者是当年《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Sydney Schanberg），文章发表于1980年，成为《纽约时报》的封面文章，后来还出了书。主角狄潘，正是山伯格的助理、翻译兼摄影师。
西德尼·山伯格和狄潘1980年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内。
1986年，狄潘加入美国籍。2008年3月30日，狄潘因胰腺癌在纽约去世，享年65岁。
1972年，越战接近尾声，山伯格来到了燃起战火的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他和狄潘第一时间报道了美国对柬东部毁灭性的轰炸。后来，山伯格凭借他在金边的报道拿下1976年的普利策奖，这和狄潘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围攻金边，朗诺政府倒台在即，美国大使撤离。狄潘把自己的家人送上美国外交部的飞机，自己则决定留下来帮助山伯格采访。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二人进入法国大使馆，后来山伯格随大批外国记者撤离，迪潘则因为没有护照而被迫留了下来。随后，他被红色高棉政权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历经饥饿毒打，以昆虫和鼠类为食，每天只能吃到一汤匙大米。直到1978年底，越南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狄潘趁乱逃亡，步行40英里，一路千辛万苦，躲过了“红色高棉”士兵和越南军队，终于逃到泰柬边境的一所难民营里。他在难民营给山伯格发了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山伯格立即从美国飞来，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重逢。影片也在此结束。
片中饰演山伯格的是演员萨姆·沃特森
对于红色高棉，相信很多中国人应该不会陌生，当年《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乔森潘这个人的名字，对于80后来说，看电视新闻的时候还太小，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当年红色高棉的第五号人物。
在“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期间，估计有200多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这其中，43万华裔有21.5万人死亡）。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具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还发明了“自我屠杀”（Autogenocide）一词，来形容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必须要将城市人口解散。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借口美军即将空袭金边，将首都金边居民疏散至乡下，并以三日后将可以返回为由，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所有居民被迫紧急撤离，部分不愿意的人被军队开枪打死。三天时间内，原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
当然，这场声势浩大的空想乌托邦的社会实验才刚刚开始：家庭也没有必要存在了，夫妻要分开（私自过男女生活者处死），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货币、宗教更是腐朽的东西，必须废除；关闭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寺院；知识更是罪恶的，禁止书籍和印刷品传播；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穿革命服装，严禁西方文化传播；禁止讲外语；杀害商人、教师、医生和僧侣，甚至戴眼镜的人。
红色高棉著名的S-21集中营中部分的遇难者，很多都还是孩子
这是一组描绘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残酷统治的画作，是柬埔寨画家Van Nath根据自身的经历所创作的。他当时所在的S-21集中营声名狼藉，以酷刑著称。Van Nath曾看到过男囚犯被鞭打、指甲被拔掉、手脚一起被绑在木棍上的惨状；也看到过监狱看守残酷对待女囚：伤害女囚犯的私处，用钳子把她们的乳头钳掉。据估计在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执政期间，S-21集中营至少关押过14000至15000名囚犯（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其中仅有7人幸免遇难。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9000具尸体。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时期，为了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都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电影中，狄潘在逃亡的过程中误掉进了一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镜头虽然不多，但极具震撼力：
电影中，狄潘在逃亡的过程中误掉进了一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吴汉润（1940-1996）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饰演狄潘的吴汉润（Haing S. Ngor）也是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凭借此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吴汉润祖籍广东省揭阳县，生长在柬埔寨，本来是金边大学的妇产科医生。“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他的父母和兄嫂弟妹以及一个侄子均被杀害。他自己则在1978年被送进劳改营，受尽折磨。和狄潘一样，他也是趁着越南入侵的混乱，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到泰国，1980年作为难民被美国收容。不幸的是，吴汉润在1996年洛杉矶唐人街遭遇“抢劫谋杀”，死时56岁。2009年，S-21集中营监狱长在法庭上供认，是波尔布特下达了暗杀吴汉润的命令。不过，这只是口供，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点。
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2008）
导演：乌利·埃德尔
《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电影海报
日本当年有赤军旅（JRA），意大利有红色旅（BR），没错，同样的资本主义老牌国家德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同样有一个名噪一时的极左政治组织，那就是“红军派”（RAF）。影片《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就是根据红军派的真实事件改编的。
看过法国作家纪德《访苏归来》的人都知道，当年这位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在1936年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苏联参加高尔基的葬礼，进行了为期十周的访问。纪德发现，他脑海中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和现实世界中的所见差距十分巨大，“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这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不过，和这种知识分子的反思相比，在六十年代末，更多的年轻人相信，“苏联模式”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一剂良药。在战后的联邦德国，这些年轻人批判自己父母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的态度，并对于议会制与公民生活方式感到疑问，而当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及越战所造成部分社会的反美情绪和1968年邻国法国的五月风暴，使疑问更加加深了。
抗议游行遭到警察驱逐
影片开始的那场示威游行，发生在1967年6月2日，是学生们抗议当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德国。一个名叫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的学生在和警察的冲突中被枪杀，这也成为德国左翼运动的一个引爆点。“红军派”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组织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该组织的第一代领导人。
迈因霍夫（左上一），巴德尔（左上二）
迈因霍夫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红军派”最早的行动，是在1968年4月2日开始的，为了抗议美国针对越南的战争，他们放火焚烧了两座法兰克福的百货大楼。这之后，他们展开了“城市游击战”，说是游击战，其实主要是以抢劫银行和暗杀为主。从1970年到1998年该组织解散，“红军派”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犯下了30多起谋杀案。
大象（2003）
导演：格斯·范·桑特
《大象》电影海报
这部《大象》根据1999年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改编而成。作为枪杀了13人（12名学生和1名教师）的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都曾是科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的学生。
很多人觉得，导演格斯·范·桑特哥拍的这部片子前面60分钟的铺垫过于冗长沉闷，而我个人觉得这恰恰是导演的高明之处。这起枪击案发生后，人们普遍的疑问就是：这两个孩子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冷血杀戮？很多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二人在学校被其他的同学孤立，导致两人的无助感、不安全感和沮丧感，也使他们强烈渴望做出引人注目的事情。
在影片中，导演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试图用前60分钟来刻画出几个普通的美国高中生的日常：他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逃课的John，爱好摄影的Elias有着让他头疼的父母，上体育课不愿意穿短裤的女孩Michelle被同学孤立，三个为了减肥吃完饭就去厕所抠吐的女孩……以及喜欢玩暴力射击游戏的Eric和有些孤独自闭但爱弹钢琴的Alex（也就是真实事件中的两位主角）。
哈里斯和克莱伯德在自助餐厅被监视器拍摄到的画面（左边白色衣服者为哈里斯），几分钟后两人便自杀了
在枪击案后的几个礼拜，媒体将两名少年杀手描述为“哥特文化崇拜者”、被众人排挤的“呆子”。但后来发现这种描述是错误的，因为有证据显示，哈里斯和克莱伯德都有亲近的朋友圈子和非正式社交圈子，也绝非被孤立。想必这也是导演前60分钟潜在的观点：一个杀戮行为的动因往往非常复杂，不要急于给出一个先入为主、简单粗暴的定论（事实上，由于这次枪击事件，遍布美国各地的许多学生和教师展开了抵制“哥特文化”的活动）。想一想当年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的动机，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心理封闭”可以解释的。
由于生前这两名少年杀手都痴迷暴力电子游戏，事件之后，多家游戏厂商遭到控告，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又由于两人生前都很喜欢德国的工业金属乐队“德国战车”，这个乐队立即也遭到美国保守主义者和基督团体的强烈指责……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回味：课堂上，Alex被两个学生欺负（扔奶油？），他只能默默地躲到厕所里把身上的东西擦掉。“校园欺凌”这种现象可谓全球大同，几乎哪里都存在，就说去年在中国发生的吧，5月11日江苏、5月15日山东、6月21日浙江等地都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太多欺凌事件媒体并没有报道或无从知晓。
这会是导致Alex射杀无辜的诱因之一吗？有可能。但诱因无疑还有太多太多，和增强安保这些亡羊补牢的措施相比，我们是否也该追问一些源头性的问题，比如，为何这些凶手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大象》观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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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2014）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
《沉默之像》官方海报
最后，再推荐一部非电影的纪录片：《沉默之像》。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上世纪很多中国人或许都不了解的历史。
这就是1965年发生在印尼的“九三○事件”。当时，一批左翼军官被指联同共产党试图夺权，政变被时任总统苏加诺镇压后，苏哈托领导陆军战略指挥部趁机独揽大权。苏哈托反指政变是由苏加诺亲信发动的，乘机推翻了亲共亲苏的苏加诺政权。随即他在全国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大规模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华人和左派人士。
对印尼1965年的大屠杀总共杀死了多少人的估计出现过各种不同的数字。《华盛顿邮报》估计50万，《时代》杂志说40万，《纽约时报》估计在15万到40万。《伦敦经济报》估计死者达100万之多，即爪哇80万，苏门答腊及其他岛屿各10万，是国际流传的最高数。
印尼的“排华历史”，和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东南亚“输出革命”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国讳莫如深的历史隐痛（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1998年的那场印尼排华事件）。片中的阿迪·拉昆（Adi Rukun）是一名验光师，他的哥哥在那场屠杀中死去，而凶手的儿子就住在他家的附近。也正是拉昆，敦促着导演奥本海默试着让他去见见当年的这些行凶者。片中，两个当年的行凶者热情地带领奥本海默来到一条河边，绘声绘色地重现当年他们如何杀人分尸以及喝人血（因为他们迷信，只有喝了人血，杀人的时候才不会疯掉）的“光荣往事”。
出于安全的考虑，几十位印尼的剧组成员都以匿名的形式出现在了片尾的字幕中。而拉昆和他的家人也从原来的村庄搬走，虽然奥本海默曾劝说他们离开印尼，但他们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的国家。导演奥本海默则听取了人权专家的建议，拍完这部纪录片之后，不再回到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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