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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为何在专制王朝绵延不绝?

2017-02-21 时史洞见



来源:思想酷


当年明月说过,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而对那些已赚取顶级权力的家族二代(最近发生的事儿说明三代也不是没有可能)来说,第一步直接跳过,似乎可以用三同甚至二同来概括了。您对那一场场“兄弟德比”怎么看?


同室操戈为何在专制王朝

绵延不绝?


文/思想酷

 


电视剧《琅琊榜》的最后,梁帝忍耐不住地咆哮道:“天下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景禹的天下?”苏哲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这不啻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社会理想。孟子的一生,不断重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两千多年前,当大多数人类还处在部落组织之时,中国人就已探索出领先世界的政治秩序,率先建立了非人格化的国家机器。政治秩序的确立,保障了安全和市场,这些自由成果,使中国古文明的产生成为可能。

但正如霍布斯所说,不受契约限制的政府权力,意味着公权对私权的予取予夺。他将这种强势政府喻为《圣经》中的怪兽利维坦。千百年来,这头怪兽肆无忌惮地压榨、奴役、荼毒、吞噬着(中国)人们的肉体和心智。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在秦国变法,中国由此走向君主专制大一统。随着家天下的逐步稳固,儒家纲常沦为专制暴政的虚伪矫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连天下和臣民都是皇帝家的,何来个人的财产和权利?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朝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朝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朝代。

玉杯饮尽千家血,每一个新政权的稳固,都意味着剥夺人民财产的效率越来越高;城头变幻大王旗,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伴随着大饥荒、大流血、大破坏。集权大一统造就的治乱循环,何日方可休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上演了多少骨肉相残的惨剧!?

玄武门之变

如何才能让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天下?如何才能避免同室操戈?苏哲对梁帝说,“陛下在至尊之位迷失了本心,就以为人人都会像您一样。”编剧给出的答案,很符合传统的儒家理念--寄望于皇帝的“良心发现”。依此类推,如何让官员诚实尽责地服务人民?那自然是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然后以皇帝崇高的道德力量,感化乃至逼迫官员忠君爱国、体恤民情。至于升斗小民的义务,就是视官员为父母,竭力“尽孝”--是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然而,以上逻辑在实践层面教训沉痛。朱元璋对小民困苦有切肤之痛,但为惩治贪腐,他将贪官薄皮萱草;为防止官员滥权威胁皇帝权威,他废除丞相、处处安插特务;他甚至赋予百姓捆绑贪官赴京的权利;他甚至不惜将《孟子》的“民贵君轻”一节禁毁。当朱棣将方孝孺灭族时,敢问这究竟是皇帝一人的天下,还是“天下人的天下”?朱由检一生勤勤勉勉、廉洁自律,但是当他站在歪脖子树下时,可曾意识到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比秦国的商鞅变法早43年,雅典公民大会将苏格拉底判死,城邦民主沦为多数人的暴政。难道说,“天下人的天下”真的只是一种妄想?人类真的只能在“暴政”和“暴民”之间无限轮回?

苏格拉底之死

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追求尊严、幸福的基石,也是一切政治秩序的终极目的(刘军宁《保守主义》)。权力的私有和集中必然导致利维坦的畸形膨胀,不受制约的掌权者必然肆意践踏人民的自由。利维坦的扩张之路,是统治者自身也无力遁逃的不归路。“驯化利维坦”是人类社会的古老命题,为了创发和保守自由,人类从未停止奋斗。

文明的曙光终于在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带来人本主义的复苏;《大宪章》开启以宪政契约限制最高权力的先河;光荣革命之后,权力制衡使有限政府成为可能;《人权宣言》使“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成为衡量文明的标尺;美国联邦党人实践了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反法西斯战争和冷战的结局,完美诠释了人类宪政自由的梦想……每一次壮怀激烈的社会变革,都促成了人类更深刻的启蒙。

“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终于不再是一个空想;公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驱使政府为自己服务;掌权者避免了骨肉相残,人世间少了“洪水滔天”……

利维坦,这头凶猛的怪兽,终于被关进了笼子——天下,终于成了“天下人的天下”。

“驯化利维坦”的艰巨工程,何以在欧洲率先实现?有人归功于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有人归功于欧洲的地方自治(君权、教权和贵族的相互制衡)。更多的人认为,这首先归功于欧洲尊重人权、私产,谨守契约的传统。他们坚信世间有着独一、恒常的真理,坚信一切政治秩序都是为了让人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而建立。他们警惕人类千古不变的罪性: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蜕变为毁天灭地的野兽。为了保护人权和私产,他们建立了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而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维系,端赖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宪政契约。政府为保护人民的自由而设,人民以契约认可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洛克《政府论》)。人人生而平等,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驯化利维坦的道路漫长而艰险,自由的花朵却无比娇嫩,人类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自由成果,往往轻而易举就被毁于一旦。20世纪的极权灾难,充分体现了权力不受制约的恶果。而屡屡与限政失之交臂的中国人,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曾经创造人类最先进政治秩序的中国人,竟然不具备追求自由的资格和能力?所有中国人都坚决地认为,这是一种污蔑。

从鸦片战争开始,“天朝上国”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一向自信满满。盛行于20世纪的理性主义“美德”,更赋予了掌权者“改天换地”的双重自负。然而,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即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倘若没有受到充分的约束,也必然造成深重的灾难。并且越是高尚的动机,造成的灾难越是深重。”

贺卫方说,“今天的中国,虽然有那么多宪法学家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热切期盼有限政府体制的早日建立,但是,现实中推动者遭遇的那种周期性的无力感,却总是挥之不去。”

限政学者王建勋说,“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有限政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知识储备。如果国民对有限政府的理论一无所知,怎么会去追求并进行适当的制度设计?毫无疑问,中国人需要一部自己的《联邦党人文集》,需要限政入门读物以及高水平的限政理论知识。没有这种知识上的储备,即使有一天我们面临转型良机,恐怕也很难抓住。过去100多年的立宪试验和惨痛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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