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温州八大王”为何被抓捕？
（本文作者： 胡宏伟（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我曾经怀疑在所谓吴亦凡“约炮事件”赚足眼球的当下，又有谁会对34年前8位温州“土豪”的跌宕命运感兴趣。
但我决定还是要不合时宜地说一说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的故事与民营经济的命运有关，与民间投资的大起大落有关。
1990年代初期“民营经济”的概念（1980年代被称作个体私营经济和半公有制色彩的乡镇集体企业）横空出世后，就没有谁为与之对应的民间投资究竟是多了或少了担忧过，两位数的高增长是真正的常态。
麻烦的浮现竟是如此突兀且触目惊心：最新披露的公开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3.9%，5月份当月同比增速仅0.98%，创历史新低。无疑，这是从未有过的“断崖式下跌”。投资骤降对经济拉动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国务院即刻派出9个督查组，赶赴18省市区实地督查。
我对温州做了持续至今已30多年的样本追踪观察，记忆中，这一中国民营经济“第一模范样本”的发展史上，有过两次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第一次出现在1982年前后，恰恰因这8位温州“土豪”的被抓捕而起，又因其被彻底平反而息。史称“八大王事件”。
一
温州“八大王事件”源于1982年1月11日来自北京的一则《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又传来《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
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伊始，严守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开始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
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心拎起来了，他们警惕地观望，成为张惶失措的惊弓之鸟。
急风暴雨般的经济整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据官方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类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当时刚刚从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调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回忆，浙江省将温州列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重点，温州的重点是乐清县，乐清的重点是后来因假冒伪劣闻名全国的柳市镇。整治的速度很快，4月间省委工作组就进驻乐清。其结果，便是对“八大王”以投机倒把等罪名的抓捕。
原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
市场经济春情初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
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对“八大王”的调查1981年底就已开始。随着省委工作组的到来，乐清县委立即将“八大王”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二
在我当年的同事、新华社驻温州记者陈坚发的《温州大爆发》一书中，我们读到了“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胡金林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背，只穿裤衩，女人门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便往往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雨降临。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早有征兆。工作组进驻柳市，了解他是否补了税。胡金林赶紧补交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事态仍在升温。
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一些知情人透露，还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电器购销中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他像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地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
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住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坐如针毡。黄昏，又有人奔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亡命天涯。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胡金林当年的刑事侦查案卷。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转辗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他遇到了几位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慌了神，赶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在逃的通缉犯呐。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林海雪原》描述过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16岁的小弟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汽车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焦虑的令人沮丧的日夜，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货，为国家挽回不少损失，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后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终于被捕并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没齿难忘。
《温州大爆发》没有记录的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
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转悠。街上一夜之间贴满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地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当，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就跳上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朋友给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三
抓捕“八大王”，没有带来预想中发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退。
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后的柳市镇当年工业生产竟暴跌57%。
袁芳烈心急如焚。他清楚地知道，在“八大王事件”冲击下已成惊弓之鸟的老板们如果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将意味着什么。
1982年底，经袁芳烈强力提议，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隆重召开全市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试图以此消除极度沉闷的思想顾虑。
但结果大出意料，会议通知下发后，许多“两户”代表压根不敢来出席：“刚刚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这又是哪一出‘鸿门宴’？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啊？”
市委立即再发通知，要求各级干部亲自登门动员，市区机关、厂矿商店、大街小巷铺天盖地挂满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
1200多位“两户”代表忐忑不安地来了，不少人手里提上网线兜，里面装着脸盆、热水瓶、牙膏牙刷和换洗衣物，“万一十天半月回不去，也就只好在学习班呆着吧。”
然后，就是他们大出意料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被请上台披红戴花，市委、市政府又在大会上宣布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等倡导劳动致富、鼓励经商办厂的政策措施。
但尴尬的笑容并不灿烂。在全市上下大力传达贯彻“两户”会议精神时，听到最多的声音仍然是：“鼓励表彰、发发文件做个姿态容易，可‘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再下柳市调研。回到市里的当天，他就找来温州市中级法院院长孙沧：“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几个月后，市中院对全部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依据事实与有关法律作出改判，“八大王”被宣告无罪，发还其罚没财物。但拖了一截尾巴：宣告无罪却并没有给他们平反。
社会反响仍是观望。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强调要疏通流通渠道，扶持发展商业生产。袁芳烈借此东风，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疾呼要给“八大王”平反，获得一致同意。在当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袁芳烈作了“认真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的重要讲话。
1984年的浙江省高院《法院工作简报》。
“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几十年后，温州最大的老板、浙江省工商联主席、中国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了，我才砸下所有家底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敢。”
1984年~1986年，温州进入了民间投资最大、经济增长最快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主城鹿城区工业生产总值连续两年翻一番，从3000万元猛增至14000万元；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提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活力勃发，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大江南北。1986年也成为掀起席卷全国参观考察热潮的“温州年”，仅副省级以上前往温州考察的官员就达93人次。
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首提“温州模式”。
四
就在“八大王”被平反的那一年，温州向北数百公里外的安徽芜湖，“傻子”年广久惊动了邓小平。
年广久其实一点不傻，据说在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他靠炒制贩卖瓜子就挣下了100万元，人称“中国第一商贩”。生意大了，雇工超过了百人，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质疑四起。安徽省委紧张了，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并写了报告报中央。
“抓，还是不抓”？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汇报。
年广久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态：“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小平点名保护傻子年广久！“傻子都不用怕，我们怕啥？”心有余悸的“年广久们”兴奋不已。
但年广久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牢狱之灾。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所谓的“经济问题”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流氓罪。
拯救年广久的还是邓小平。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及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几个月后，已经在监狱里蹲了2年多的年广久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与年广久的两次命运转折相对应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1992年后中国民营经济的两轮爆发式生长。
事实上，年广久也好“八大王”也罢，都只是乘改革大潮崛起于草根的小人物，在浩浩荡荡创业致富的大河奔流中，你甚至可以忽略他们的个体存在。他们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折射并承载了其身后更为庞大的“年广久们”与“‘八大王’们”的群体命运。
纵观38年中国改革史，我们会发现，“年广久们”与“‘八大王’们”从来不是依靠政策与扶持喂养大的，他们如杂草般在野地里倔强滋生，他们在市场经济的跌宕沉浮间自由搏击，他们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亦由此喷薄而出。
在民营经济不同的成长周期，他们必定会遭遇不同的技术型发展困惑、挑战与瓶颈，但为之担忧大可不必，因为他们坚信：不找市长找市场！他们始终为之焦虑和关切的本质命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生存？我们该如何生存？”他们不是从文件里，而是更愿意从年广久与“八大王”的鲜活命运中，找寻与自己生死攸关的讯息或者宿命。就恰如苍茫大海中的一艘船，他们需要的是一盏闪亮的灯，一个清晰的方向，一颗强大到足以让自己放手一搏的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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