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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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母亲日记记载，她怀下我后，身体很痛苦，以为生病，检查后才知是妊娠反映。她不想生我，曾专门去唐县的边区医院打过一次，因为没介绍信白跑一趟。第二趟再要打时，与郝治平同住一个病房。郝治平竭力劝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才将我生下。母亲后来多次对我说：生你时大出血，差点死掉。
第二件事回到（老）家，看到了我的小儿子清波。为他往返数百里，颠簸劳累。但只短短地看了两个半天。他会走了，长得白白的，还不丑，但却不如小时漂亮。我对他并不太热，不如小胖亲，只是担心他这大还没有种痘，现在有的地方已发现天花，只怕他死掉。弄出来自己又没力量带……
我在父母家首次尝到了挨打滋味，也尝到了冷遇。所以父母略微对我好一点就特别激动。六一儿童节前夕，父亲给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送给我一把木刀。在1951年5月31日的日记中，母亲写道：
自左向右，后排：父亲，母亲，大姐，哥青柯；
前排：徐然姐，我，小胖姐
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多位客人，要重新安排住处。小胖不在家，我以为自己能跟妈妈睡一床了，窃窃私喜。但最后母亲却让我跟父亲一起睡，如同跟团大蟒蛇同床，恐惧之极。
哥哥8岁时，眼睛被人扎坏，母亲这才把他从农村老家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5月26日的日记中说：
我看见青柯后并不太喜欢他。因为他老躲着我们，跟父母没有什么感情似的。父母和儿女从小不在一起，就两不亲。这真有点可怕。
我也如此，非常害怕父母，跟他们没什么感情，越这样越不受待见。父亲下手很重，我见了他像老鼠见了猫。记得他打屁股时，有时候懒得弯腰，叫我撅起屁股来，我就哭着乖乖撅起。母亲在旁边看着父亲打我，从没制止过。
以后我被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全托，周六才能回家。记得是母亲领我到托儿所的，她走后，我撕心裂肺大哭。每逢周末被接回家后，母亲见了我不冷也不热。那时候我四五岁，自然也不敢对母亲亲热。通常去托儿所或小学接送我的都是哥哥姐姐，后来雇了个三轮车工人去接。母亲偶尔接过我，次数极少。
那时候，我也很想讨母亲喜欢。动完盲肠炎手术后，我肚子还总疼。母亲问我是不是瞎吃东西了？我就顺着母亲意思说，是捡了邻居家扔了的玉米核吃了——其实是自己瞎编的。母亲认为我肚子疼是虫子弄的，一直没当回事。结果肚子越来越疼，到最后疼得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母亲才让哥哥带我去医院看。医生诊断是肠粘连，病因不是乱吃东西，而是上一次腹部手术后引起了炎性反应，使肠壁之间形成粘连。
从4岁到7岁，3年功夫，我动了2次手术。第二次动完肠粘连的手术后，肚上的伤口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在东屋窗台上点蜡烛玩，不慎将蜡烛弄倒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下大祸，又怕挨打不敢说，赶紧溜到厨房，站在老保姆身边。幸亏母亲发现，从北屋冲出来，用水把火扑灭。事后她大发雷霆，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五六岁小孩，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缠着绷带，这么凶狠毒打，痛上加痛，让我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打过我的姑姑。怀念农村老家的奶奶爷爷叔叔，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记忆中母亲就打过我这一次，却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忘不了。
母亲年幼时老挨她母亲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她对我——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她认为孩子必须打才能教育好，棍棒出孝子。
小学三年级左右，全家已搬到国务院宿舍住。大约是1958年，大年初一吃饺子。我早早坐在饭桌旁，见父母没来，就抢先吃了几个盘里的饺子。父亲坐下后，小胖告状说全家人都还没来，我就抢饭吃。父亲立刻满脸怒气，随手抽了我一耳光，骂我没礼貌，不懂规矩。我哭了，母亲坐在旁边吃饭，无动于衷。只有老家来的妙然姐对父亲说：别介，别介，大过年的不能打孩子啊。
另外一次，我忘了犯什么错误，被父亲追到厨房来打。奶奶站在厨房门口用身体死死档住父亲，掩护着我。父亲用力一推，把奶奶推倒在地，然后狠狠抽了我几个耳光。奶奶呆呆坐在厨房地上，默默流泪。我在一旁大哭。父亲发泄完后，回到自己屋。母亲闻讯过来安抚奶奶，百般替父亲辩解，数落我怎么犯浑犯坏，不教育不得了……
奶奶自被父亲推了一个跟头后，坚决要回农村。不久她就走了。不曾想，从此就再没与奶奶见过面。至今已过去60多年，始终忘不了亲爱的奶奶，忘不了她曾为保护我，被父亲推了个大跟头。奶奶小脚，脸上满是皱纹，却慈眉善目，名叫宋文素。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
我是在姑姑奶奶的爱抚下长大的，她们从没碰过我一手指头。可回到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却屡屡被打。就算我淘气，粗野，邋里邋遢，不用功学习也不能这么抽耳光呀。这么打只让我反感他们，痛恨他们。本来我就是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隔膜更深。跟父母在一起时，总是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
每当父亲痛打我时，母亲可从没有像奶奶那样用身体护着我，不让父亲打。相反，她还老是在旁边指责我这不好那不好，给父亲火上添油。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发怒动手打我，大多是听了母亲向他告状引发的。因为父亲忙于工作，不太过问孩子的事。每当母亲生气，嫌我不听话时就向父亲告状，让他惩治。所以我像害怕父亲一样的害怕母亲。她发起火来，脸涨得通红，跟母老虎一样凶。
母亲跟父亲有矛盾，但在对我的态度上，她与父亲完全一致。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亲儿子还好，有什么好吃的先给我吃。我若和她儿子争吵，她总责备自己儿子：“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母亲却认为没文化的姑姑对我那么好是娇惯孩子，老母鸡之举，嗤之以鼻。
我从小学记事起，周末回家后，母亲极少到我的屋看看，跟我说几句话。只有我先去她的屋看看她，向她报到。平常除非父母叫，我不敢去父母的房间。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
记忆中，母亲也从没带我去公园玩或外面饭馆吃个饭。但她带小胖出去过。
据常来家串门的小胖同学说，她也感到母亲不太喜欢我，来了客人从不叫我在场。现在分析，母亲对我的冷漠肯定与她的记忆细胞有关。我是一个她不想生下来的孩子。当然，我身上的一些毛病也不招母亲喜欢。
一、我作为一个尝到姑姑厚爱的小孩，回到亲生父母家后，马上感觉到了冷漠，对他们爱不起来。外表上自然有所流露，见了他们总板着脸。一回家就闷在自己屋，绝不主动亲近父母。总想表现自己的骨气，不讨好他们。
二、我从农村来的，没卫生习惯。又受《钢铁战士》、《董存瑞》等电影影响，见片中的英雄外貌都满脸硝烟污黑，军服衣衫不整。就以脏为美，觉得那才威武好看，像个战士。上小学后就不爱洗脸洗澡。全校有名的肮脏，不讲卫生。而母亲却喜欢干净，母子截然相反。
三、我是小男孩，迷恋打仗，喜欢暴力。平时在家里总冲冲杀杀，玩战斗游戏。有时爬在地上匍匐前进；有时把鞋当手榴弹乱扔，大叫轰隆隆；有时又钻到桌子底下炸碉堡……母亲却很小资，喜欢安静、典雅、艺术。她跟我这小男孩的爱好迥然不同，谈不到一块。用母亲的话说，我比较野，她不适应。
四、我觉得《青春之歌》软绵绵的，小资情调太重，读不下去，不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吸引人，爱不释手，有股男子汉硬气。很为母亲的这本书自卑，觉得太软绵绵，让自己在同学中没面子。可能也让母亲感觉到了。
但母亲心情好时，会非常的温柔。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有那么几次，星期六下午回到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的家，母亲微笑着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亲自带我到卫生间，为我洗手。她把我双手按进洗脸池里，抹上肥皂，再用刷子刷我的手背和一个个手指头。我尝到了浓浓的母爱，觉得像吃蜜一样甜，舒服极了。60多年过去，老妈给我洗手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但这样的时候不多，更多的是淡漠。母亲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珍贵的抚爱给我带来的感激之情瞬间骂没了影儿。
困难时期，我在师大一附中住校，回到家也吃不饱。保姆把3两生米直接放到碗里蒸熟，每人一顿就一碗米饭。但再饿，也没伸手向父母要过吃的，因为跟他们有隔膜，不好意思。母亲知道我饿，偶尔会偷偷塞给我个苹果或块糕点，还给过我一瓶肉酱让我带到学校吃。可次数有限。
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子吃饱饭。
1961年放暑假，父母让我回了趟深泽县老家，再次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见了我都主动打招呼，非常的热情，有的还拉我去家里吃饭。可回北京的家后却被父母不冷不热，不理不睬，对比鲜明，实在难忍受。我曾在自己住的南屋里泪流满面，低声哀号老家的质朴乡亲。母亲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记载了这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缺少父母温暖，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那里穷困肮脏，吃得不好，整天啃倭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解便后根本不用手纸，就用土坷垃擦，可是却有浓浓的亲情包围着我。
此后有段时间，母亲对我很不错。她为奖励我学习有进步，给我买了一支气枪，当时是39元，几乎等于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班同学有气枪的就我一个。这段时光，非常难忘。
但母亲不久就住院了，与我又隔得很远很远。
随着我长大，思想也越来越左。我是冀中人，受电影小说的影响，非常崇敬自己家乡的八路军。回老家时，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一口一个“他娘的”，身上衣服脏污污。我被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学校后也故意不洗脸，以脏为美。不喜欢穿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英武，能赢得女生的敬重。
我把母亲讲卫生、穿好衣服、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了资产阶级习气。母亲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穿高级毛料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梳个大疙瘩发型……都让我感到丢人。因为从电影里知道，只有那些资本家阔太太才这么打扮。所以走在大街上，都不好意思跟母亲离得太近，总要跟她岔开几步远。
目睹母亲红极一时，我却并不快活。内心深处我轻视作家，敬佩将军。非常羡慕同学中的革军子弟，很希望母亲是个军人，那才牛气。总觉得作家文人类似于资产阶级，不如革命军人光荣。很为自己是作家儿子羞愧。初中上语文课，讲《林道静在狱中》一课时，我都想旷课，特别别扭。为母亲写了这种小资味儿十足的书难为情。平时，最反感同学跟我提母亲，一提就恼火，几乎要翻脸。因为母亲让自己不光彩。
在一些小事上，我也对母亲有意见。比如根据地老乡来找她时，她常让保姆说她不在家。我很同情这些被母亲拒绝相见的老乡。人家大老远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难事，你却让人家吃闭门羹。你书中写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人十分热情相待，可你实际做的跟书上写的不一样呀。所以母亲在我心中并不像在外人心目中那么高大，那么十全十美。我真认为她沾染了资产阶级习气。
我这种看法和态度，母亲肯定感觉到了，也肯定不悦。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为表决心，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让血洒在申请书上。怕流血少，特地割很深，血流如注。交完申请书后，我把左手放进左裤兜，乘14路公交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车上有女乘客发现后大惊失色，叮嘱我赶紧去医院。
回家后，我请母亲包扎伤口，自豪地告她是为了表决心才这么干的。母亲脸色瞬时阴沉下来，一边包扎，一边问：申请入团就非要割破手指吗？
我沉默着，自以为这是很革命的举动，没料到母亲非但不表扬，还不高兴。
父亲在旁训斥：你这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的那一套！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只有流氓、地痞、土匪才爱动刀子，动不动就弄一滩血！
我割手指是为申请入团，是要求进步，即便有个人表现的私心，也不算多大罪过，实在想不通他们为何这么愤怒，就正视着父亲，面露不满之色。
母亲在旁边瞪着我：“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的？新中国青年有几个这么干的？你申请入团应该靠各方面优秀的表现，靠动刀子算什么？真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
她的斥责，更让父亲愤怒。他怒目圆睁，冲上来就抽我嘴巴。打的我耳朵轰轰响。我瞪着父亲，挺胸站立，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父亲见状，越发狂怒，抽嘴巴把他手抽疼了，为解恨，斜着身子用大皮鞋狠狠踹我，踢我。
万万想不到父母竟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至于发这么大火吗？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封建江湖那一套？解放军战士为争取上战场，写血书的多了，他们何错之有？
我15岁了，生平第一次恶狠狠瞪着父亲。啊呀，14路公交车上素不相识的乘客，见我左裤腿全被鲜血浸透，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亲生父母不但不同情还毒打我，真丧心病狂！尤其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大学校长，一个著名作家。他们这么干哪像个革命干部呀？说严重点蜕化变质了，往轻了说也是革命意志衰退！首次强烈感觉到这个家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非常的虚伪——他们平时满嘴也都是革命大道理。
等父母发泄完后，我回到自己屋立刻把他们一张10寸大的彩色合影撕成碎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想起父亲的委任状上署名是周恩来，就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了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后惨遭父亲马建民毒打的遭遇，还揭发父亲是暴君，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统治。请求周总理严肃处理马建民。
不久，我又给母亲写信，告她我向周总理控告了父亲毒打我，头晕了好几天，希望她能同情我。母亲可能意识到了这么暴打有些过份，以后一段日子对我很好，主动与我说话，嘘寒问暖，吃饭还常给我夹菜。我眼睛近视，为对付参军体检，想配副隐形眼镜，当时是40元。跟母亲说后，她二话没说就给了我40元，这在1963年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那时只有顶尖的运动员、演员才戴隐形眼镜，一般人极少戴。或许母亲有点悔意，初三第二学期她对我相当不错。高兴时，她还会轻柔地管我叫“波子”，叫的我心哆嗦，飘飘欲仙。
母亲还曾给过我一条很高级的天蓝色毛裤，我嫌颜色太鲜艳，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可惜母亲不总这么慈爱温柔。她身体多病，经常住院，心情烦躁，更多时间是治病保命，无暇顾及我。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家拿生活费。与母亲从身体到内心都距离更远。
文革初期串联一个月后回到家，父母忧心忡忡，没心思理我，还不如几天没见的同学热情。所以我对父母靠边站也无动于衷，甚至感觉他们都资产阶级化了，该整一整。后来听说有红卫兵去越南抗美前线，很有些羡慕。感觉这个家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没什么可留恋的，就决定也去抗美援越。为此，1967年春特率一帮同学捆绑姐姐，砸了家里大柜，抢了2百多元做经费，真心实意要“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我绝不会打砸抢自己的家。
我这极端行动更加剧了与父母的矛盾。母亲得知消息后很平静，那天午饭还多吃了一个窝头。浩然生怕她经受不住，母亲却说：他既然这么绝情，视父母为敌人，那他就不是我儿子，而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抢我，駡我，有什么可伤心的呢？
1967年6月“抗美援越”失败后，我来到成都，此时身无分文，曾给姑姑写信，托她替我向父亲要生活费。谁知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父母去世后，这封信被我找到：
姑姑：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让父母明白了我在家里老实巴交全是伪装，我在扮演骗子角色，对我再好也白搭。所以母亲老爱骂我“忘恩负义”、“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母亲和徐然姐姐
1968年底我下乡内蒙古，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过着难以忍受的劳改生活。父亲根本不指望，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说兵团狠狠整我，已经替他们报仇了，现正在水深火热里熬煎，恳求她帮我一把，好话说尽，常常寄去三四封信，母亲才回一封，还总是要我低头认罪。目睹连队里有的知青母亲，想儿心切，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来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明白自己即便死在草原，母亲也不会来。我真羡慕并渴望有个能来草原看望孩子的母亲。切身感到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浓浓母爱的母亲。否则再有名气和地位也白搭，形同孤儿。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徐然、小胖两个姐姐劝说下，母亲改变观点，同意帮我。她给内蒙古兵团写信，给北京军区写信，给王震写信……着实花了不少力气。严苛的母亲流露出了一缕柔情。
团领导对我恨之入骨，准备下手狠整。最危急时刻，我计划逃跑回北京，母亲害怕了，给团领导写信揭发我要逃跑。同时，她又给周总理写信替我求情。最后终于把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摘掉。
下乡多年后，我于1976年初终于离开草原，回到北京。那天林斤澜正好来家做客，他目睹了父母与我相见的情景，十分惊讶。30多年后他对我说：你父母跟你见面时那么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连杯水也不倒，这哪像父母跟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就好像你刚刚从家里出去遛个弯儿回来。
这场面我早忘记了，却给林斤澜留下了深深印象，感到我们家这样的很少见，亲情淡如水。从托儿所到小学、初中、高中全都住校。细细回忆，每次我回家见到父母，他们也都很平淡，绝不热情。
母亲的记忆细胞在冥冥中起作用，我不被欢迎。
“文革”之后，经过多年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从极左变成极右，又嫌母亲太左，太正统，太马列主义老太太了。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坚决反对，说我写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手稿。我到大同后发现手稿丢失，给家去信索要手稿，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令父母大怒，分别来信与我断绝关系，说我过河就拆桥，忘恩负义。母亲还让父亲转告他的战友（帮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叫他不要对我太好。
我想不明白，你们帮我从“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帮我调离了内蒙古，就可以随便偷我的手稿吗？对你们偷手稿表示反对，索要我自己的手稿就是过河拆桥吗？
差不多两年，父母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只好留在厂里。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人们都知道我是杨沫的儿子，有工人向我质疑，杨沫是不是你亲妈呀，咋过年也不回家看看？在那段日子里，我尝尽了有父母之名却是孤儿之实的滋味。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考进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来往。但共同语言还是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冒邪气的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写一个提议。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四个坚持，又抓了人，因为对西单墙看法不同，我与父亲再次发生争论。特别是母亲从新华社朋友处获悉，我因私自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被北大保卫部通报，说我事先没跟校方打招呼，破坏了外事纪律，内参给报道了。她非常紧张，竟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说我一贯不听他们的话，思想很危险，要求系领导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甚至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非常好，告知了我这一情况，并在系领导面前竭力替我辩解。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吕梁老师与我谈话后也坚定地保护了我，没有处理。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连学校老师都出来帮我解困，而最应该站出来呵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却主动给学校写信，带头揭批孩子，主动提出给以处分！哪有这样的母亲啊？如果儿子杀了人、强奸了妇女，贪污了巨款，母亲应深明大义，不护犊子。但只因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青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自己受牵连，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哎呀，连“马列主义老太太”都未必干得出来啊！
母亲从背后捅我这一刀，扎得实在太深了，我对她寒透了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自私实用功利。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再怎么苦也不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手足的温暖。这次又断了很长时间来往，饱尝了丧家犬的滋味。
父母越反对，我越不听他们的。靠着自己记忆，又从头开始写草原插队回忆。《血色黄昏》就是这么给写出来的。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还能得到亲情温暖。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亲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就大发雷霆，因为触动了他疼处。他总认为他们生下我就是对我的大恩大德。
《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曾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完美无缺。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没敢多写她对孩子冷酷的一面。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显而易见。
——崇尚暴力。总被父亲打，促使我迷信拳头，渴望拳头。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练摔跤打拳……以为身强力壮，武艺高强，就不会受欺负。父亲的暴力传染了我，崇尚肌肉实力。与他人发生纠纷时，第一考虑就是武力制胜。但拳头并不万能，草原上给我碰的头破血流。后来到美国打工时经常哀叹，如果当年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啊。
——孤僻。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还怎么相信外人？除了姑姑奶奶，我不相信任何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生人的第一反应是防备和警觉，从不主动跟生人说话。我信奉人性恶的说法。遇见任何生人总往坏处想。不爱交际，不合群，从小到大群众关系都很差。
——社交能力差。平时除了保姆，家里无人跟我说话，来了客人也不叫我在场。总不跟人接触，社交能力低下。常常跟人说几句话就卡壳，肚里没了词。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得一遍遍教我怎么跟邮局人说。所以我爱用书面方式与人交流。即便在家里，有事跟父母说也要写在纸上，用文字表达。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别的依靠，只能靠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马屁。她反对我写下乡回忆，越发憋口气写，非要把憋在心里的话写出来，非要写出点成绩证明自己！
我对母亲的不满在她活着的时候都公开表示过。曾写信给她说家里弥漫着资产阶级霉味。文革中曾打砸抢了她，在家里墙上刷过大标语“打倒大毒草《青春之歌》！”父亲去世后，面对她纵容罗秘书抢拿父亲财物，给她寄过《法制日报》，写过信，坦率指出她偏爱小罗：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
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1986年2月5日的这封信自然惹母亲不快，毫无效果。她依旧重用和依靠那个邪佞秘书。
老鬼，2020年4月2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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