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父 亲
老鬼一
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父母家。4岁的我与父母自然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不出口，十分害怕，因为感觉不到一点父爱。他下班后根本不理我，除了训斥，不记得有被父亲摸摸头，握握手的对待，更从没被父亲抱过。父亲不喜欢带我上街。记得有一次我硬跟着父亲从骑河楼胡同家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把我甩在后面，他越走越快，眼见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后来忘了是什么人领我回到家，当时也就五六岁。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初中、高中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仅能从母亲和保姆那里感觉到一点温暖。父亲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跟我说说话。我偶尔壮着胆子去他的房间，也冷冷淡淡。永远别指望他给我一块糖，一个苹果。只记得夏天他买了西瓜会招呼全家人吃，过春节时，他给过我红色的小鞭炮。
在农村老家，从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常常被抽耳光。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记载：“清波是个非常顽皮、粗野的孩子……秀端（姑姑）把他惯得很不听话……当我和民打过他两回后，他怕我们了。”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用全力抽，能把耳朵打得轰轰响，半天听不见声音。他打屁股也下手很重，火辣辣疼。
7岁上小学前我因盲肠炎和肠梗阻动过两次大手术。只记得母亲去医院看过我，不记得父亲对我有任何关心的表示。
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演出。本来母亲说好让我去，后来父亲又不让我去了。他们走后，我在老保姆面前哭了。可能父亲忘带了东西，返回家拿，发现我在哭，大怒上来就猛抽我一耳光，这件事终生难忘。还有一年春节，老家的二叔带着女儿妙然来北京过年。大年初一吃饺子时，没等全家人到齐坐好，我抢先动了筷子。父亲生气，当着全家面打我一个嘴巴。50多年后2014年春节，见到了二叔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大年初一抽我脸的事，认为父亲对孩子太过粗暴。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能躲就躲。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总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能尽情享受到浓浓的亲情。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异常难过，怀念农村老家的姑姑奶奶。在农村吃的，住的，卫生条件远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把我当回事，关心我，呵护我。不像在北京家中等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自上华北小学后，周六放学回家，只母亲、哥哥、姐姐接过我，不记得父亲接过。育才小学开家长会，他总让看大门的姑父代他参加。
困难时期，父亲要求所有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并给保姆下死命令，不交粮票者不给饭吃。家里严格实行定量吃饭，我常常吃不饱。有时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可父亲从来没有。记忆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送给我两支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从没给过我东西，这两支铅笔把我感动得要命，立刻就将自己买的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送给他。但这种事极少极少。往往父亲一副冷脸，一顿训斥就把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好感化为乌有。
父亲喜欢女孩，我和哥哥都不受宠。姐姐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把父亲顶急了也会挨打。记得小胖都上大学了，一次没穿衣服就跑过来接电话，父亲说她还顶嘴就恼羞成怒抽她耳光。小胖参加工作后，为逼她到外面住（嫌她吃饭不给钱），父亲命令保姆把家里所有食物都放进柜里锁上，不给她吃。小胖为此给母亲写信，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父亲的弟弟，我二叔是河北老家的农民。他只有一个男孩景波，十分疼爱。那年二叔带着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父亲。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他爸顶嘴，看着看着就火了，上去就抽景波一个大耳光，把那孩子打懵，呆若木鸡。二叔自己从没打过小儿子，自然不悦，却敢怒而不敢言。父亲打自己孩子很常见，但父亲打弟弟的孩子就不多见了。弟弟是客人，几年不见，大老远带着小儿子从农村老家来看望你，怎能对弟弟的独苗儿子说打就打呢。几十年后，景波跟我谈及此事时还说一辈子忘不了。常人难以想象父亲这样的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回家里却对自己的孩子，弟弟的孩子大打出手，与蛮野村夫无异。1962年底，我很想在初中毕业前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交给班团支书张均满，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以示诚意。随后把手放进左裤口袋乘车回家。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都气得脸发青。父亲说只有旧社会闯江湖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共产党不提倡这个。越骂越火，冲过来啪啪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朝我身上踢。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挨打。很多革命前辈，革命烈士都写过血书，何错之有？我这么做并不是干坏事，是要求进步，想往革命，他凭什么拳打脚踢我?
当时我15岁，挨打时首次愤怒地瞪他，没有流泪求饶。打完后，回自己屋当即把父母的彩色合影照片给撕成碎片。还不解气，又含泪给周总理写信，因为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是周总理签名，控诉父亲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从此再没打过我，可跟我感情上的隔膜更深了。1965年底父亲去山西长治四清，发给他一个军棉袄。次年他回北京后，母亲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美滋滋的。那年代中学生最梦寐以求的就是军装。可最后父亲却送给了朋友的孩子。理由是给我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穿件军棉袄就是特殊化？
父亲以家长自居，毫不尊重孩子，经常随意翻动和偷走孩子的私人物品。他反对哥哥练武术，说不文明。当时住在国务院宿舍，我亲眼见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一个个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我自己买的《抗战歌曲集》、《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也被他偷走，摆在他书柜里。经过多年收集，我好不容易攒了几本摔跤、拳击、桑搏的书，下乡时没顾上带，留在家中，后来听姑姑说全被父亲当废品卖掉。
所以，文革开始他靠边站，处境不好，我毫不同情，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北京红卫兵有一股去越南参战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打砸抢了自己家，抢了几百元作为去越南抗美前线的经费。真的想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因为感觉不到一点点家的温暖。经费花光，向他要钱被拒，还托同学去北师大贴他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题词挂在房梁上，在家里烧毁了很多信件，毁灭罪证等等……我这么干是受父亲多年冷遇的总爆发，就想着再也不回这个家。
父亲自然愤怒。我下乡内蒙古不久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根本不管。可能还隐隐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年春，我从内蒙古调到大同。发现自己写的下乡经历手稿丢失，马上猜到是父亲偷走了。因为他反对我写，说是控诉解放军，怕出事。我写信向他索要，警告他不要烧毁。他的回答是跟我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怕我写东西受连累，还给帮我调到大同的高叔叔去信，劝他不要管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2年是段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春节也是在厂里过的。一工人同事曾好奇地问我：你父母是亲生的吗？怎么一点不管你呀？我无言以对。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偷我手稿并跟我一刀两断，当然不愿蒋秘书看我。1977年恢复高考，我侥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母亲劝说下，父亲同意我进家门。他万没想到我能考上北大，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一次闲聊时，趁他高兴，我对他说：“你要对我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他听后立刻翻脸，横眉怒目叱问：“我们从小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你打砸抢我，我还照样给你生活费。你有良心没有？说你是‘内奸’、‘白眼狼’一点没错！”
不久，因为对老邓的评价又跟父亲争辩起来。他说小平同志难得，相当英明。我说老邓抓魏京生，封民主墙就是不对！父亲勃然大怒，让我滚蛋，再次跟我断绝来往。姐夫当时给我介绍了个文化部女翻译，他逼姐夫告那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校园里，一到寒暑假时，同学们全回家了。32楼宿舍里只剩我一人，变成丧家犬，饱尝了有家难回的辛酸。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冷漠，挨打，训斥，数次被赶出家门。
这辈子，我就没跟父亲单独合个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了。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吃不了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一些，尽管有的都发霉长毛，也是老人家一片心意。我有时也写信劝他要多出去转转，不要总在家里坐着不活动。但我仍然跟他刻意保持距离，平时少来往。因为你一接近他多了，待他热情一点，他就怀疑你别有用心，要求他办事，会突然拉下脸，冷若冰霜。
二
父亲的历史
1985年秋父亲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没掉一滴眼泪，想流也流不出来，只临时戴了会儿黑纱，告别式一结束立刻摘掉。而耀邦去世，我带了好些天。
目睹那么多人前来为他送行，甚至还有人为他哭泣，让我震惊。这么冷酷无情的“暴君”，怎么还有人为他流泪?非常困惑不解。尤其是那些当年北师大的学生，一口一个“马校长”，对他赞不绝口，有的失声痛哭。这才明白，我只了解家里的父亲，社会上的父亲完全不了解。所以外人对父亲的看法跟我截然不同。直到父亲去世30年后，仔细看了他的简历，才对他的历史有个大概了解。
1911年6月1日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为了让孩子有出息，从1925年到1927年，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他上了深泽县城厢小学。
1926年底在深泽县上高小时，经教师王肇兴介绍参加了共青团。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学，因常给老师出难题，还在墙报上张贴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于1929年5月被同仁中学开除。
1929年下半年到保定景仁中学学习。寒假时赶上保定第二师范学生闹学潮，他在景仁中学公开鼓动同学们声援二师，再次被景仁中学开除。父亲两次被学校开除说明他年轻时很不安分，是个调皮捣蛋青年。
1930年初，他随保定市委书记魏十篇去河南浚县赵岗小学教书，从事革命工作，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中国共产党保定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113页提到父亲：
1927年9月，同仁中学学生党员马五江、陆治国等成立了同仁中学党支部，马五江任书记，王永安、夏士莲、陆治国任委员。党组织恢复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如组织学生演讲会、印发传单公开揭露教会统治等等。
这里的马五江就是父亲小名。但从父亲自己写的简历上看1927年下半年他仅是团员并未入党。所以，父亲填表一直填1930年入党。
以后，他以保定特委特派员身份来到涿县、宛平县工作。公开职业是小学老师，发展过数位党员。其中一位叫高万章，文革前当过大同市劳动局长，1976年帮我从内蒙兵团调到大同。
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泽县，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安国县委书记、霸县县长、第一联合县县长、十分区专署秘书主任、十分区抗联主任。这本书记载父亲1927年9月在保定同仁中学开展革命活动
《吕正操回忆录》里三次提到父亲。精装本第80页写道：部队“离开深泽县之前，由沙克同志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大约三四十人，参加会议的有邸清哲、赵通三、王晓楼，还有马建民、张逢时等”。在谈到“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统一战线工作时，第324页说“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建民，表示抗战到底。”第325页中又说：“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建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父亲在抗战期间
吕正操在回忆录里能三次提到父亲的名字，说明他给吕司令员留下了印象，说明他干得不错，令我感到欣慰，对父亲稍有了一点敬意。再有，最近去了趟父亲当过县长的霸县（现在叫霸州市），得到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霸州人民革命史》，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父亲被叛徒抓捕后又说服叛徒归队的经过，转录如下：
1939年4月原霸县县大队上调军分区，遂以分区便衣队为基础重组霸县县大队。靳国梁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马建民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高均兼任，张铭录任副政委。靳国梁无视全县灾情严重，人民缺衣少食的状况，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吞噬公款，并接受地主贿赂，破坏阻挠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支持临津村地主韩八、堤角村地主李品卿等瞒地50多顷。事件败露后，他暗中与汉奸宋宝善、日军翻译焦成海勾结，密谋投敌，同时与其心腹三中队队长董桂芬、四中队队长郭凤来策划投敌行动。……8月10日，靳国梁首先在下岔河村扣押了副政委张铭录，又令郭凤来在侴（Chou）辛庄扣押了中队指导员孔岫生、二区区长陈渡，在小柏林庄抓捕了县长马建民、财政科长许鹤轩等。马县长非常镇静，大义凛然。他以民族气节教育郭凤来，促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郭向马县长当场表示决心抗日，不当汉奸。……靳国梁只带十几名亲信进城投敌。令人痛心的是靳国梁为邀功，把事先扣押的副政委张铭录交给了日军。张铭录英勇不屈，为国献身。噩耗传来，全县抗日军民为之愤慨。在九一八8周年(1939年)这天，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县长马建民做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并以文字发表，各抗日机关团体和各村公所都送了挽联。（《霸州人民革命史》第47页）
父亲被投敌部队扣押后，头脑冷静，临危不惧，用嘴巴说服叛变部队改邪归队的事情在霸县流传多年。土匪出身的郭凤来跟靳国梁是把兄弟，能说服他并不容易，看来父亲还是有两下子。据《冀中十分区革命斗争大事记》记载，1939年7月冀中军区逮捕了“托派分子”李晓初后，十分区也先后抓了17人。就是在这个肃托大背景下，靳国梁才谎称军分区下令逮捕马建民，妄图投敌邀功。
霸县的党史资料中，还记述了另外一次父亲沉着应付敌人的经过：
1940年5月13日晚，霸县县政府机关(包括民、财、实、教育科)与执达班(县政府警卫队)共30余人，押着20多个犯人，在县长马建民带领下，转移到位于岔河集正南5公里的冯家村(当时属霸县一区，现属雄县)。马建民住李景山家，秘书处住李凌家，执达班住马洪州家。14日深夜，村里一片寂静。……突然，村东连响两枪，这是我警卫战士发出的信号。敌人来了。县长马建民手持短枪，带警卫员康永义、王永发等行动敏捷，迅速冲到村南。但是后边的大部分干部战士却被敌人包围在村里。
这次出动之敌是伪军李宝伦部，共有80余人，他们在中队长、叛徒董桂芬的带领下，从霸县城直奔冯家村，杀气腾腾地想一举消灭我县政府。敌人大声吼叫：“你们投降吧，跑不了啦!”……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逐渐缩小，形势十分危急。敌众我寡，如何解围?冲出来的人们焦急万分，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马建民。经历过抗日烽火锤炼的马县长，毕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考虑了片刻，一个欺骗敌人的战斗方案产生了。马建民说明了意图后，身边的战士心领神会。只见警卫员康永义把手一挥，大声指挥道“一排向西，二排向东，三排占领村北制高点。把敌人包围住!”
这时候，村外好几个地点都响起了“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八路军对你们不客气了!”的呼喊。果然，敌人的攻势减弱了。被包围的战士们来了精神，更猛地向敌人射击。这时，驻在谢岗村的我县一区区小队，在队长张万顺的带领下，闻声赶来助战。敌人真以为被八路军包围，急忙撤走。我部无一伤亡。岁月流逝，马建民巧施战术，化险为夷的冯家村突围战，距今已有48年，但一提及这次战斗，参战者津津乐道，群众也赞不绝口。
（《硝烟怒卷清河北——霸县人民革命斗争史料丛书之二》第33页）
真没想到，父亲还指挥过打仗。过去我很为父亲是个文官而懊恼，觉得他当个北师大副校长脸上无光，不如那些将军子弟牛气。心里很希望老爸是个将军，那多荣光！看到霸县党史中提到父亲这两个故事，面子很感满足。
抗战胜利后，父亲调到《晋察冀日报》任秘书长，1948年与《人民日报》合并，仍是秘书长，直到解放。
1949年父亲调新闻总署办公厅任副主任，1953年任政务院文委办公厅副主任。当时文委的权力很大，领导着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出版总署。文委主任是郭沫若，习仲勋任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文委解散后，父亲到国务院二办，当文教组长。
为加强高校工作，1958年底父亲来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60年教育部通知北师大：在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患病休息期间，由马建民代理刘墉如负责全校工作。干了2年被程今吾取代。
文革中父亲受到批判审查，恢复组织生活后，很少去单位。1975年8月，在内部预选北师大常委时，36人投票，父亲获35票，只一票反对，档案记载这反对票是他自己投的。此后他借口身体有病从不参加常委会，工作十分消极。因为文革中的遭遇令他对北师大寒透了心，一心想离开这个通天的是非之地。
1978年5月胡乔木调父亲到社科院历史所任党委书记，职务不如大学校长高，他却非常高兴，终于离开北师大。
1982年离休。1985年8月30日去世。9月1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聂荣臻、姚依林、胡乔木、刘澜涛、吕正操、邓力群等送了花圈。胡乔木、乔石、胡绳等首都各界600多人向他的遗体鞠躬告别。第二天《人民日报》给父亲发了条很小的消息。三
实事求是
为纪念父亲百年，北师大还专门给他出了一本小册子《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介绍了他的一生。现摘引书中的一些描述：
马建民是个少言寡语之人，更少长篇大论。由他主持的会议上，几乎没说过浮夸话。他要说就是大实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针对有人高谈阔论，他脱口而出：“不要吹牛，力戒浮夸，否则起反作用。” 这正是彭德怀被罢免后不久，彭德怀夫人，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刚刚检讨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彭德怀的认识，余音犹在。
1959年，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长张刚因为给肃反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而被视为右倾受到党内处分。马建民仍一如既往，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张刚已经是耄耋老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很激动。
1961年2月7日在师大党委常委会上，马建民直截了当说：“文教方面什么风最严重、最厉害？是浮夸风、瞎指挥风、形式主义。”
1961年4月26日在师大党委常委会上，马建民说：“对红的要求一般偏高，达不到，有的则脱离群众。”
马建民主张大胆使用右派。在学校会议上，他多次提醒大家说：“我校现有52名右派，很有潜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课?我们忙乱不堪，他们却无事可做。”他又举了一级数学教授、原师大副校长傅种孙为例说：“傅种孙可否教课?有人怕他教得好，盖过党员，会影响党的威信。这样顾虑对不对?”
他还说：“朱启贤可以教逻辑，李庭骏可以教化学……他们比刚毕业的新教师好得多。” 同时还批评了中文系安排右派老师三班倒，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会上，马建民提议让陈景磐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湘做外国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并说就是挂名也可以。他实在不忍让这两位著名学者被闲置不用。1962年7月校党委研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马建民每次都从善如流，积极推动。他曾说：“傅种孙一心想把师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响，尤其在数学界有大影响”（傅教授在反右中说：没有哪个兴朝盛世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对知识分子“打着用”，“骂着用”，摘帽不久即离世）。
在讨论原俄语系主任胡明的摘帽问题时，马建民说：“只要有好的表现，我们就摘帽，没有不赞成的。开个小规模的会，宣布一下，以后好好工作。”
当年流传一个说法：全国反右，北京最左；北京反右，高校最左；高校反右，师大最左，因为这里麇集了一大批文教界老教授。后来，北师大多次为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受到批判的干部教师学生甄别、摘帽，马建民都很积极。
对曾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马建民说：“学生被批判为白专的，这次留校干部也可以留下几个。这样影响好……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否则容易僵化。过去念书多的不是白专。”看望下乡劳动的北师大师生
1965年下半年，马建民带队到山西四清。当评选四清先进分子时，有人将上海女同学多日不洗头，不洗澡，生了虱子也作为先进事迹上报。马建民纠正说：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应该是思想上的三同，而不是与他们不讲卫生三同。
天文系是北师大唯一的非师范系。1967年夏，该系同学却与其他师范专业一样分配，严重浪费了人才。天文系老师向马建民反映了这个问题。马建民说：“我陪你们去找科学院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于是陪同天文系同志找到秦力生，对方马上表示：“今后我们接受北师大的天文系毕业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很多当年毕业生都成了我国各天文台的骨干和专家。
父亲百年时，北师大主动给已调走30多年的马建民出百年纪念册，这是很少见的。可能就因为父亲比较实事求是，不那么左。
听父亲老战友周明讲：1947年阜平搞土改复查时，掀起了股极左风，滥杀地主。他是工作队队长，诚信沟贫农要求把该村3户地主及家人共44口杀掉，要斩草除根。他记得毛主席说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是错误的。人命关天，他赶快回报社请示。但邓拓和胡开明都不在，就问张春桥：毛主席的话还算不算数，张含糊其词。他又找到马建民，老马说毛主席那些话还算数，斩草除根肯定不对。老马的话让他有了主心骨。立刻回村，制止了一场杀戮。四
廉洁自律
北师大编的小册子还说：马建民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当官不像官”。据秘书蒋雪娇回忆：1958年11月21日，马建民第一天来北师大上班。为迎接他，自己提前10分钟到了办公室，见马校长已经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蒋秘书说：“有工友打开水。”他说：“我好手好脚的，干嘛要人伺候。”
当天晚上党委会结束后，蒋秘书通知司机班来车送他。他说：“我是骑车来的，还骑车回去。” 学校为他配了车，只有去上级单位或外单位开会才用。那年参加师大女附中的庆典活动，他也是骑车去的。他对朋友说：“骑车节省汽油，又锻炼身体。”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他如同个老职员、老工人一样骑车上下班。
困难时期，学校按规定要分给马建民一些生物园地自产的农产品，遭到拒绝。那时他也营养不良，腿部浮肿（我回家也都吃不饱）。
60年代，马建民家中有个保姆，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多次掩护八路军，可土改时仍被划为富农。解放后境遇很差。马建民就将女房东接到家，一方面帮着料理家务，一方面解决了堡垒户的生活困难。
一次马建民去青岛开会数日。期间，正赶上爱人杨沫心脏病发作。蒋秘书立即从学校派车送她看病。当马建民从青岛回来时，感谢之余还追问派车付钱了没有。直到问明情况，补交了车费。
小册子上写的不少事，我还头一次听说。完全没想到北师大员工对父亲评价这么好。跟家里的父亲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母亲经常抱怨父亲吝啬，葛朗台，家里手纸从来不买，没有了就用报纸擦，等着母亲回来买。保姆患病，求他预支一个月工资也不给。我在内蒙草原多年，衣衫褴褛，见连里很多人都穿上涤卡衣服，写信请他给买件涤卡上衣。他回信说他负担很重，没力量给我买。
可是，他对外人却不财迷。老战友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叛徒，处境凄惨。1967年秋在好心人帮助下，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学院。因停发工资，生活极困难。父亲曾两次冒险去北航看望武光，并送钱给他。后来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迫多次检查认罪。
除了日常开销，他最大的花费是买书，常常同样的书买好几本，然后一一送给老战友。如高万章、齐建秋等。他的收文薄上，常记录接到某某人来信，告他寄去的书收到了。他去南京得知战友的小女儿喜欢无线电，而《无线电杂志》在当地很难买，回北京后就每个月买《无线电杂志》寄给她，一寄就是好几年。
他给保定的一个老部下，不知姓名的小干部又寄东西又送书。抠门的父亲能对战友这么慷慨，让家人都很吃惊，无法理解。
所以，很多外人都比我对父亲的感情深，去八宝山与他告别时比我伤心，有的竟然失声痛哭。
五
淡泊名利地位
母亲在1951年10月19日日记中说：父亲兼了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后，秘书处长告他有辆轿车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使用，但他表示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多年来一直骑车上下班，从不摆谱。
当年在十分区根据地，父亲的名气远比母亲大，雄县、霸县、文安一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马建民。母亲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公开发表上映后，轰动全国，母亲的名气完全盖倒了父亲。当有人询问父亲，《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是否是他时，他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是艺术作品，是集中了几个人的事迹于一身的。” 那时候母亲的各种社会活动很多。父亲力劝母亲低调：不要接受邀请、采访和外出讲话。所有邀请母亲的活动，父亲概不参加。他没有因为母亲出名，而蹭在母亲身边，跟着去出头露面。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老干部。6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来信约请父亲撰写回忆录。他对蒋秘书说：“你就以我的口吻写封谢绝信吧。”
父亲不喜亲近达官显贵。他跟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老同事，朝夕相处，非常熟。张后来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权势显赫，父亲敬而远之。
父亲1926年入团，1929年就是共青团保定市委的三个领导之一（刘珮瑚、葛永盛、马建民）。资格虽老，官并不大，也不积极进取。听母亲讲，去北师大之前，曾要调他到山东省当文教书记，那就是副省级了。他竟然不去，推说自己能力差，胜任不了。真实原因是不想离开北京。文革后，一提起这事他就沾沾自喜，庆幸自己有远见，躲过一劫。他对母亲说文革中各省文教书记哪个能逃得了?统统被打倒，有的还丢了性命！我要去了，现在是死是活都难说。
直到1980年他才调成副部级，晚22年。
我做为孩子，当然希望父亲官儿大一点好。可他对升官却缺少热情。不想当统帅的士兵不是好兵。说他淡泊名利是好听的，也可以说他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还可以说他怕挨整，保命第一，革命意志衰退。
他到北师大后，因一把手生病，代理过一把手，主持全面工作，当时北师大有辆吉姆，给他用过。但他从不盛气凌人，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工作，尊重老教授，体恤下属，不唱高调，所以经过反右激烈斗争后的北师大教职员工对他领导的那一段是满意的。
六
农民习气
看父亲的履历表，念过华北学院、北京新闻专科学校等，不是大老粗，算个知识分子，搞过多年新闻工作。但他没看过西方名著，欠缺西方文化熏陶，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都很土气。我感觉他骨子里还是个穿呢子中山装的老农民。
他家长制观念浓厚，家里一切事他说了算，高居孩子之上，缺少民主作风。感情粗硬，缺少小资情调，母亲写的文章他从来不看。偶尔看看京戏，喜欢睡硬板床。嘲笑我吃的多，说大骡子大马值钱，大肚汉不值钱。
他过日子极节俭。据蒋秘书回忆：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内陈设简单普通。保姆曾对她说，马校长每天只给一元钱买菜。
1965年在长治四清时父亲与李顺达（前排中）
父亲过日子精打细算，会定期将家里的旧报纸、硬纸壳、破铜烂铁、瓶瓶罐罐卖掉。不过他喜欢保存资料。家里收到的所有信件、请柬、文艺表演节目单，连我在托儿所的体检表、中学成绩册等都一直留着。
父亲越到晚年越财迷，经常为钱跟母亲吵架。姐姐从贵州探亲回来要交伙食费。保姆买菜要记账，差几分钱都要弄清楚，周周报账。墩布条快掉光了还不扔，把我的破裤子撕成条条绑上继续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旧，舍不得买新的。
父亲也不大讲究个人卫生，母亲经常抱怨。很少洗澡洗脚，饭前便后也不洗手。我猜自己不爱洗澡洗脚的毛病可能来自他的遗传。
逢年过节，他会抽根烟，喝点葡萄酒，平时烟酒不沾。除了骑自行车，从不锻炼身体，特别反对哥哥练武术，认为野蛮，不像个读书人。
他喜欢看古书。文革靠边站后，醉心搜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资料。买了很多历史书。写的材料有一麻袋。可惜他对一些根本问题定性有误，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花了多年，付出很大精力也没脱离左的窠臼，结果白费力气。
他迷信73、84没有病，阎王爷也要招你走的说法。1984年春节，他73岁了，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噙着泪给每个孩子200元，希望大家帮他渡过这个坎儿。从小到大，这是财迷的父亲第一次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比初一给我两支中华铅笔更感动，我几乎一夜没睡觉。当时猪肉1.1元一斤，200元是笔不少的钱，
到1985年2月过春节时，他非常高兴，见了谁都笑眯眯，认为自己顺利过了73岁的坎儿，特地放炮庆贺。还打算天暖了去霸县雄县看看。可没料到半年后他就进了八宝山。
他来自农村，有很多农村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帮助雄县开明绅士王汉秋翻案。1985年春，他得知抗战时期就把自己土地捐献出来的王汉秋解放后仍被定为地主，还差点判死刑，1960年饿死狱中非常震惊。这个开明绅士是父亲的堡垒户，多次掩护过父亲。为表示拥护八路军，他曾剁下一个小手指头送给父亲（可能有这个刺激，父亲才对我写血书特别反感）。当年十分区旷伏兆、杨英等领导都在回忆文章中赞扬过他。父亲立刻提笔给河北省高级法院写信，为王汉秋伸冤。父亲有关节炎，双腿都罗圈了，还想方设法奔走找人。后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没有办成。七
父亲的恩惠
一转眼，父亲已经去世30年，我马上就70岁了，时不时会想起他，无法把他忘掉。因为我居住的房子就是北师大看在他的面子给的。
父亲去世后，北师大收回了柳荫街的院子，又给母亲在小红楼安排了个5居室。那时父亲已调走7年，北师大这么安排是相当照顾了。以后我又住在小红楼。由于从美国回来没了经济来源，房租、烤火费拖欠多年，北师大很少催我。若在美国肯定要被起诉到法院。为了不拖欠，母亲去世18年后，被迫出租了两间房，才将所欠房租、烤火费、债务全部还清。手头也宽裕些，不用发愁没钱升级电脑，没钱看病治牙……这种种改变，全靠北师大的房子。每念及此，不由得要暗暗想起天上的父亲。
当我来到十分区的雄县参加活动，常被当地官员盛情款待，明白这是沾了父亲的光，也让我不得不想起天上的冷酷老子……
父亲没得到我什么好处，我却得到父亲很多好处。1975年我能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国务院负责信访的关系，母亲才把信递交到总理办公室；1976年我能调离内蒙古兵团，也是靠他的关系高叔叔帮忙……所以不管他对我多冷漠，在人生的几个关键点，都得到了他的荫庇。
岁月悠悠，一眨眼几十年过去，我对父亲的仇恨在一点点减弱。近两年来，开始琢磨给父亲写篇文章。
常有人说：对自己亲人不好，不可能对外人好。这话有道理，可也不完全对。父亲就是个例子。他对母亲（我奶奶）不好。为打我，曾把奶奶推个大跟头，奶奶流着泪回到老家。以后直到奶奶去世他也没回老家看看；他对妻子不好，解放后就分居。文革中几次要离婚，被浩然等熟人劝阻；他对孩子不好，以向外人述说自己孩子的毛病为乐趣，还动不动就断交。可他对外人却很好，平易近人，和颜悦色，热情相助。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甚至流泪就是证明。
据我所知，不少老干部都这样。对家人冷淡，对外人热情。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却管别人家孩子的事。父亲家里家外两副面孔令我困惑，苦苦思索。为什么他在单位，在大街上，对人总一副笑容，一副讨好状？在家里却凶恶霸道？我猜可能是目睹官场残酷无情，你死我活，逼他在外面总要带着假面具，不断压抑自己，处处忍让，身心疲惫，不胜重负，回家后不再压抑，就拿家人撒气，不是骂就是打。
同时渐渐了解父亲一贯反对极左，才对我写血书那么气愤，不惜动手。
2011年是父亲百年。这年4月27日在日记里记下了梦见父亲的情景：那是个晴空万里的白天，他在空旷无人的海边吃力地走着，罗圈着腿，要去个光秃秃的村庄。我与他迎面相见，对他说：“你等等，我去村里借个手推车推你去。”年迈的父亲微笑着答应了。我怕回来找不到他，仔细记了记四周地形，海边全是起伏不平的丘陵。但梦到这里就断了。
印象中，这是平生第一次做梦梦见父亲。
父亲在家中唯我独尊，专横跋扈，对孩子缺少爱抚。大年初一吃团圆饭当众抽我。初三时不顾我血染一裤子，对我拳打脚踢。1976年春偷我手稿，管他索要又与我断交（为参加庆祝打倒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我回北京晚上只好睡在一辆卡车里）。1979年又因为政见不同，再次让我滚蛋，不许进家门。全班同学唯我一个无论寒暑假、节假日都住在北大32楼，这样的父亲少见。
但我年轻气盛，睚眦必报，15岁就给周总理写信控告他。文革中亲率一帮同学打砸抢家里，后又贴大字报毫不留情的揭发他，大有弑父之意，比他对我更狠，更致命，在全国恐怕也屈指可数。父亲提防我，痛恨我，不与我来往也正常。
现在，被我骂为“暴君”的父亲已经走了30年，我这“内奸”、“白眼狼”也69岁了，岁月冲淡了过去的所有伤痕和怨恨。
清明节期间我会到八宝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盒子上面的灰尘。(2016年11月定稿，2021年1月修订)
本文参考：
父亲写的简历、自传
北师大王淑芳编著的《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
《霸州人民革命史》
《硝烟怒卷清河北》
《杨沫文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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