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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故事：岁月,留不住
自己的故事尚蔚
北京故宫西门旁边，有一座老旧的临河庭院。正殿坐南朝北，还有东西厢房和临门的小北房。在清廷兴隆的时候，它也许做过资料室或是什么粮秣转运站；但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挂出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西城区图书馆，在矮矮的门楼里十分醒目。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殿堂! 放学了，不回家，跨过那根又高又破的门槛，把书包存在门房，抽出几张纸，飞快地写完作业，然后，就把头探到有着好几处裂缝和节疤的借阅台，一本又一本，从管理老师那儿接过被和我一样的手摸脏揉旧的书——古今中外、五花八门。读呀、读呀，忘记了一切，直到天色暗了下来，老师开始劈劈叭叭地锁抽屉，门房也吆喝着催取书包了，这才觉得肚子有点饿……中学的六年，就是这样过的。我想告诉少年朋友的是，读你想读的书。这时，你就能越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和一些心地高尚、学识渊博，而且是你所喜欢的人相处，比如但丁、雨果或是司马迁。你和他们是非常平等的: 你可以为他们的丰采叫好，也可以对他们嗤之以鼻。你读书的时候不必想着妈妈非让你报考北大物理系，于是连碰都不能去碰荷马或是屈原；也不必因为想当诗人，只能死啃《诗韵》或《修辞学》。尽量少碰二手货，读选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编者。这样，你的学识、才干、思维方法和分析能力，定会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象春天的白杨，几天不见，已是一树浓绿。然后，就写你想写的事。你的文章，就像你的身、你的手、你的毛发甚至你的一个喷嚏喷出的唾沫，无不包含着你的生理基因一样，它们正是你的品格、情趣、教养、世界观活生生的体现，想逃遁、掩饰，只是徒然。我们有时候不也会读到一些满台名人、满口大话的文章么? 但那“大”、那“名”老是透着不对头，原因很简单: 一个只有概念而没有体验的作者，想把自己还没有感到的东西挤出来，结果只能让自己和读者一道受罪。循着心灵的指引，读你想读的书、写你想讲的话。要记住，当你的文章用铅字印在纸上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开始；它最终的成文是在读者的头脑里。它是你和读者共同的作品。如果没有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想象力和审美观去补充、丰富、甚至再创造，从而在他的心里活下来，你就算白写了；所以，如果有人称赞你的作品，首先因为有了能理解它的读者。自己的故事01 岁月,留不住
我最得意的时刻莫过于听别人讲过两三句话之后冷不丁打断他:
“你是某某地方人吧! ”“嗬! 你听出来了? ”他立刻放下刚才的话题，高兴地大睁着眼睛：“你呢? ”“你猜。”我打着自认为可以为电影配音的标准话卖关子。“猜……猜不出。”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这在我是屡试不爽的。“我是中国人。”“哈哈，"他笑了，以为我在打趣，其实我是认真的。我是出生在日寇的狂轰烂炸的重庆的货真价实的所谓“战难婴儿”。父母是在著名的曾家岩50号结婚的。如果没有那一方被一名心地纯良的女医生保存了几十年的与宴者即席赋诗的红绸为证，只读过革命文学和革命回忆录的当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身处险境的他们会有那么谐易的情趣的。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我还在襁褓中，他们即受派遣去完成一项特别任务。身为翻译家的父亲和药剂师的母亲扮作绸缎商夫妇，抱着我从贵州南下，转道澳门，又经上海、天津，回到了外祖父以他的实业和书法颇有点小名气的北平。“海船真是坐不得，整整吐了一路。”妈妈说，“不能洗尿布，你垫的是柚子皮。”这是她对这次历险仅有的记忆——当然也许对外人、包括自己的女儿，只能讲这么些。父亲，我已经不记得了。在我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他就遭逮捕。一年以后，被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我在无数的梦里想他、唤他，大声喊着我平日怎么也开不得口的“爸爸”二字，渴望着只有庄严的父爱才能给予孩子的坚忍与自信……可是，在真实的记忆里，却搜索不出一丝他的影子。“一点都不记得了么? 比方说，抱你到北海……”母亲切切地问。“……”我大睁着眼睛，徒然在一重又一重浓雾覆盖下的记忆中搜索……没有。像所有的孤儿一样，得到的只有凄冷和无望的失落，没有父亲。然而我知道，他很爱我，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小孩子要看水。这样，眼睛才亮。”他说。直到今天，我最大的享受还是看水。看潺潺的溪流、看汹涌的浪涛、看映着朝霞与月色的粼粼的波、看拥聚着欢乐与忧愁的一泻千里的瀑布，好像只有看见水，看见爸爸要我看的这大自然的精髓，心才安宁，气才清爽。当初父亲肯定不会料到这一切——谁能预知后代的习性呢? 他的思维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已经难于奏出舒缓柔曼的音。做父亲与丈夫的天伦之乐，被战争与工作剥夺了，他期求的也许只是些许的宁静。而这，只有傍着水、傍着孩子，才能获得。我还只有5岁，就跟着表兄们上学去了。学校门口歇着一匹拉车的大白马，它不停地踏着，巨大的牙齿在粉红色的唇里时隐时现。“过! ”大表兄发令，几个小的，包括穿着红棉袄、手和脸都皴成一道道的我，鱼贯着从它那硕大的脖子下边钻过去，二表兄还跳起来揪它披着的鬃。它喷喷鼻子，夹着草屑的尘土扬得比我还要高。碰到赶车人高兴，还会把我抱到车辕上坐一小会儿。我摸着它那不时地颤抖一下的优美的宽大的臀，坚信只要它高兴，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把我们随便哪一个踩为齑粉。然而它只是嚼着、嚼着，不时翻动一下它那双无比温柔的大眼睛。这匹大马赢得了我全部的爱。在小学第一篇志文——《长大了做什么》里，我就毫不犹豫地写上了: 放马! 我一直以为北京市的禁止养狗、养鸽、养兔、养……纯属短见。人们的心绪变得越来越浮躁，变成一堆一点就着的干柴。当然，举目无一寸绿地、噪声不绝于耳、公共汽车挤破头……都是直接的原因，但是，难道孩子们可以没有小动物做朋友吗?我从此养成景仰力大无比却怀柔有加的权威的那种极没有出息的习惯。每看到他们偶尔流露出这样的品格的时候，总是感动得不知怎么好。后来，妈妈到东北去忙“大工业”了，我（届时五岁）像是她的一只提包，走到哪儿提到哪儿。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回"家"了而我还无踪影，正不知道怎么办，我不仅全须全尾须全尾 ，而且满载战利品（糖豆之类）跑跳进门。问“都到哪里去了”，只答“和一个伯伯玩……我们说俄文。”后来几天都是这样，咕噜噜的俄文也日见其多。终于在一个她没那么忙的日子，发现了我的玩伴，原来是20年代工人运动领袖，30年代流放西伯利亚的囚徒——当时是她顶头又顶头的大领导陈郁。我与陈郁伯伯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在50年代的北京，那时我是中学生，他是中央燃料 工业部 长；到60年代我念军工，他是广东省 长。他把我接到他家里，吃一餐饭，听我胡扯学校的事，再观摩他打台球:一名球员、一名观众。再后来，我进了穿宽大的制服、敲梆子吃饭的寄宿学校。和简·爱的经历完全不同，直到现在，我还怀着只有孩子才会有的柔情，时时记起招呼我们的保育员，记起她们渗着汗珠的额头和被水泡得红里泛白的大手。我最喜欢洗澡，先和别的小孩在把人烫得直吸气的池子里打来打去，然后一个个被揪到阿姨面前，由她从头到脚搓一遍，最后被一条大毛巾擦干，到门口去排队，等着另一位也是满头大汗的阿姨，从瓶子里挖出一坨凡士林抹在你的手心。我是新来的孩子，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想了想，就抹到最近便的肚皮上。把凡士林抹到脸上和脚腕上的孩子个个乐不可支，从此高我一等，虽然他们的脸亮得就像是刚刚上了釉的泥娃娃。今年夏天，我又见到她们了。我们已经长大，并且极有出息地变成了工程师、医生、讲师、作家。当年的小讨厌，团团围坐在她们周围。她们不再大声吼我们“快穿上裤子”，或者“都躺下，不许说话”，只 她们不再大声吼我们“快穿上裤子”，或者“都躺下，不许说话”，只惶惶地、谦和地笑着。她们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依旧在这个或那个小学。工钱么，也还是那三、四十元，比我们还要少。然而她们笑着，带着母亲般的骄傲，那么真、那么甜，没有一丝怨艾。那时候，所有女孩子都玩“抓拐”("抓"要读做chua三声)，我对此技艳羡得不得了，攥着几张从小扑满里掏出的钱，壮着胆子跑到一家羊肉铺后门，求那个穿着油腻围裙的大爷卖给我一副。大爷没收我的钱，送给我四块沾了红肉的羊羔拐骨。这种骨头我们人身上并没有，几亿年前就已经进化为关节膜和关节腔了。然而猪和羊是有的，鹿可能也有，不过没见过。收起宝贝钱，把珍贵的拐小心翼翼地捧了回去。煮、剃、晾干、上色，终于成就了巧夺天工的一副拐。但我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这情形有点象1948年的蒋军，尽管武器精良，但仗总是打不赢: 我不会玩! 看别的小姑娘找块平地，拍拍土，两腿岔开一坐，将填着小石子或绿豆的“包”丢起来，眼睛向上翻着，手却在下面左扭右扭，把拐摆成种种只有她们自己才知道的图形，心里嫉妒得要命，而她们竟常常极冷酷地不带我，连对我那一副第一流的羔羊“拐”也假装不感兴趣。我跑开了。但和男孩子们也没什么好玩的。他们不但把女生统称作“老妞”(也要读第三声)，以表示他们的轻蔑，还总那么使劲地推呀、撞呀。只有一个比较好一点——他现在已经坐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头头——但却入了和女孩子们玩抓拐之行列。我不甘寂寞，终于想出了用讲故事来和她们对阵。我争取到60%的小姑娘，被她们簇拥着，挤在一个旮旯，再不必去小心侍候那几个“抓拐能手”。我先讲电影，这最现成，只要绘声绘色地学来就是: 泰山、小鹿班比、白雪公主……告罄之后，就开始自己编。老师、阿姨、爸爸、妈妈，院子里常来走走的一条黑狗，同屋小孩养在壶里的一只海宝(我觉得海宝神秘极了，它只吃红糖，还在里面把自己长得和壶一模一样)，以至檐上吊下来的一只蜘蛛和丢在角落里、令人惊疑地背上破了一个洞的袜子，都进了我的童话。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生涯的开始? 不过，我敢肯定，没有一个孩子不在心里为自己编童话，没有一个孩子心里不充满了叛逆与探求的梦。我的女儿没有不会"抓羊拐"的耻辱，不必为争取群众而讲故事。但我常见她一人呆坐着，面孔激动得发红，口中念念有词: “……后来……”。后来，我到北京念中学。不愿使那么多悉心地教过我、有些还很爱我的老师难过。不过我确实认为，本世纪初自西方传入、学校已变得天经地义的、每天让孩子在教室里集体读六个小时书的学校，但我以为，游戏，只有游戏，才是孩子们的天堂。他们会在游戏中成长、成熟，从中获得需要的一切——包括对知识的渴求和能力的长进。比如达尔文之捉甲虫和爱因斯坦无边际的痴想。开学第一天还是令人兴奋的——新老师、新课本、新衣服，碰巧还有新同学。最喜欢的当然是语文。薄薄的一册，当天就读完了。接着就是整整一个学期的把人烦死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还有难得让人不想活下去的命题作文。我的语文老师是福建人，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不大合得拢的嘴巴。她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结婚，这已经使我惊叹不已，在一次乱糟糟的吃瓜子、瞎起哄的联欢会上——我念的是女校，某些早熟的女孩子往往对男老师更感兴趣，而且常以或闹别扭、或瞎嚷嚷来发泄她们自己也说不清来自何处的激情——有人随便喊了声请她“来一个”，所有的人都以为她会拒绝，以她的刻板、方正，绝不是这类场合的宠儿。然而她竟站起来，竟颤抖着声音念起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而读到“人生如梦”，竟已是满眼泪花……全场静下来，噼啪的瓜子壳声也不见了。不，不应该说这首《念奴娇》有什么永恒的感染力。更况且，这本是男人的词。还有她的福建口音，嗓子也太细……那撼动人心的力量，只能是她的神情，她那令人肃然起敬的真诚。体音美(体育、音乐、美术)也是喜爱的科目。可是，一首短歌要唱好几个钟头；翻跟斗嘛，得排着队来，一节课只能轮上两三次；单调的方块、三角和圆圈一画就是一个学期……教育家们难道不懂，人的机智、果敢、接受新事物的效率、应变的本领等等，是要靠好奇、兴趣、克服困难的喜悦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来刺激的。这是正反馈，会出现加速度。而使人疲乏、消沉甚至抑制了思索的重复性劳动——那显然是机器人的事儿。但所有的孩子都上学，我也只好去上学。现在细想起来，那些课本上印、课堂上讲、分小组复习、老师带着复习、印了提纲复习、期末考、统一考……的内容，我几乎全忘光了。中、小学十几年只得到世界大体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概念。而大学五年半，充其量也就学会了一个工科生碰到难题一般的对付办法。所以，对现在把诸如“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等等叫得震天响，我心里常不以为然。一纸文凭算什么呢? 把孩子拘在那儿灌给他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然而我生逢盛世。我念中学的六年，正是社会最少偏见的一段时间 ，于是我铆足了劲游戏了一番，当然已不再是抓拐和跳房子。我一门心思，加入了更高一级的游戏。对我说来，星期天、节假日、寒暑假，实在比上课的日子不知要重要多少。我到少年宫去比赛演讲、练体操、划单人艇和舢板(一开始是少年舢板，后来是青年舢板，从六号一直进到一号)，学摩托车、练跳伞……我参加从小组到班级到学校到区里的各种代表队去比赛篮球、排球、垒球和自行车……我没拿过名次，我参加的队几乎也没怎么赢过，但好胜心与积极性从不受挫，派上什么角色都兴致勃勃。在这一切忙乱之中，还抽空弹钢琴(贝尔练习曲)、拉手风琴(音阶与和声)，参加校级口琴队(吹低音贝斯)、合唱团(唱第二女高音)、话剧队(演完全变了味的黄梅戏《夫妻观灯》，还演过一次新娘子，剧名忘记了)，并在毕业典礼的大合唱——《别了 别了》中，担任作词、作曲兼指挥。这部作品虽然把在场的老师同学感动得哭作一团，却只演出过绝无仅有的一次。于是我至今坚信，轰动的决定因素是观众而非作品本身。印成铅字的东西算什么呢? 没有读者，即使是一代绝笔，也只能躺在角落里被尘封、被虫啮。作品是要有读者以他自己的经历、怀着他的审美趣味再创作之后，活在他们的心里的。而读者群是极复杂的。所以，千万不能对别人的叫好或是叫坏太介意。我还做过一个冬天的少先队辅导员。我安排的队日活动没有一次是“正经”的: 玩过景山玩北海，玩过北海踢足球，踢完足球滑冰……一冬过去了，孩子们把我“热爱”得一塌糊涂，虽然我的士兵从山上摔下来好几人次。我背着伤员到处找医务所，血从孩子的额头流进我的衣领……。热爱归热爱，我还是从此被认为绝对不适宜再当辅导员。所有这一切，除了占掉我一大半心思，从而使我总是不得不极痛苦地突击复习功课以应付考试之外，应该说是一事无成: 我没有一项运动达到过哪怕三级运动员的标准；至今也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十几年下来，膺选的最显赫的位置，是少先队副小队长。我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方面的天才，也不是聪明颖悟或意志坚强的人，我只是在游戏——当我年少的时候，随着自己的心意，在共和国的爱护下无拘无束地玩耍。玩耍之中，我观察了生活，学习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变得勇敢而开朗，不相信世间有不能学和学不会的事情。我还挣得一副好身体: 到了今天，到进入中年之后，我除了拔掉两颗本不必长的智齿之外，不知还有别的病。如果让我来组织孩子们的生活，我就办起各种各样的活动站，绘画、音乐、木工、无线电，当然还有读书，创造条件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有的孩子不愿意有组织地玩而喜欢自己独个儿在街上乱荡或是发呆，就让他们去乱荡和发呆——就像沈从文先生小时候一样。我坚信这样长大的孩子绝不比每天在学校听六个钟头课的孩子差。但我没有实践的勇气。我像所有的人一样，不但自己规规矩矩地将近念了20年书，还把唯一的孩子也送进学校，并且不能脱俗地在她算术没有考好的时候打了她的屁股。其实，在我少年时期占着顶重分量的，还是读书——不加选择地、昏天黑地地乱看书。这里其实要打一个折扣，因为图书馆供学生借阅的图书已经进行了选择。我历来主张什么书看得进就看什么，可以推荐，但不能强迫，更不必组织或指导。事实证明，胃可以强塞，大脑却不能。风吹过的时候，敏感的弦自会颤动。有时候，一个并不为人所注意，甚至也不一定是作者着意安排的细节竟会影响读者的一生。"卓娅和舒拉① 搬进了新房子。弟弟霸道，立刻喊道: '左边的书桌是我的! '卓娅跟着兴高采烈地喊: '右边的是我的! '”
我觉得卓娅对极了。她选了弟弟“挑剩下的”，难道失掉了什么吗? 世界这样大，渺若蜉蝣的人类彼此之间的尊卑荣辱究竟有多大差异呢?
蒲松龄的《促织》②使我震悚。成年人的社会加到孩子心上暗影太重了。哪个孩子没有好奇心、又有谁不曾失误过呢? 而区区小过，用成人的价值来衡量，竟成死罪。而死，又成了替成人负重的开端。丈夫打妻③子、父母打孩子，由头往往那样微不足道，其内核仍是他们自己的不遂意。弱者总要这样为强者的社会尽职、牺牲么? 蒲松龄蒙在我心上那阴森森的郁闷是拂不去的。
然而有一个老人③，他用伞尖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神秘的花纹。他告诉那急躁的男孩子的秘诀是: “讲话轻一点，望着对方的眼睛，要这样开头:‘如果可以的话……'”。诚恳、理解、不恣意，还有如艺术般精妙的分寸感，多么好啊。神秘老人的秘诀，我无保留地接受，而且毕生照着这秘诀行事。在充满了新老道统、行规、倾轧与挣扎的世界里，人们就像冬夜的旅人，心里向往的总是温暖。男孩子照着老人的话去做，本来以为难于登天的事: 和姐姐分几块颜料、求哥哥带出去划船……轻而易举获得。他扔掉新到手的宝贝，朝老人奔去——这是人格升华所带来的狂喜，它在我们的一生中可能要出现许多许多次。
然而，这不是很乏味吗? 人，终于长大了，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
注释：① 见前苏联传记体儿童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是40年代出生的大陆学生没有人没读过的书。② 见《聊斋·促织》③ 见前苏联童话《神秘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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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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