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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拍板决定出版《血色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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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黄昏》
老鬼
《血色黄昏》1975年秋天动笔,到1987年底公开出版,历经坎坷12年。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对出版此书起了关键作用。手稿最早给了北大同学,文学专业的陈建功看,那时他已小有名气。看后觉得不错,真实感人,最大缺陷是结构。并介绍我把稿子给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吕果看。吕是妈的老朋友,《青春之歌》手稿第一位读者就是她。吕果说她花一个夜晚一口气看完,甚至还掉了泪。总的感觉黑暗面过多,虽然一点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出版很困难。不过她表示可把稿子介绍给《十月》的编辑田增翔,他就住在楼上,也下过乡,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办法登。田增翔看完手稿说:这是一堆珍珠,很难得,非常感人,如果再好好改一改,能搞成一部类似《静静的顿河》那样史诗般的巨著,甚至能超过你母亲的《青春之歌》!但需要动大的手术,你一人恐怕难以从真实圈子中跳出来,他愿意与我合作把稿子改好。不搞出来,实在太可惜了!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委婉谢绝。过了半年,1980年9月田增翔突然来信,说我的稿子给他印象很深,这样一部有特点的作品如果不出版实在可惜。他已向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许岱推荐了我的稿子,让我尽快将稿子送去。许岱看完稿子后约我见面。说读完后心情沉重了一个星期,有几天吃饭都没味道了。一闭眼就是那片大草原,那一群年轻人的身影……副主任王维玲等也感觉很不错,他们通知我决定出版这部稿子。那天是1980年11月11日。我非常高兴,又花3个月时间从头到尾润色了一遍,于1981年2月兴冲冲将改好的稿子送给许岱。不料他说中央最近传达了一个关于宣传工作的几点指示,其中一条说要维护解放军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制止发表有损他们形象的作品。你的稿子这方面恐怕有点问题,只好拖一拖了,等机会合适时再出。前妻利利的妈妈与陈登科很熟,听说他来北京开会,就亲自上饭店请他帮忙。陈登科认识许岱,当即写了封信请许岱大力支持扶植我。同时还将我的手稿推荐给安徽大型刊物《清明》。陈的信没给许岱看,不想用名人压他,只想关键时刻再拿出来。几个月后,《清明》把手稿退给我,他们没看上。1982年夏,北大同学张曼菱看完我的手稿后说仿佛在热梦之中,又尝到了流泪的痛快,立即推荐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看后被感动,给我写了封长达7页的读后感。不过觉得文学性差,尚需打磨,眼下《收获》无法发表。文艺出版社的同事张天翼的女儿张章听说我的手稿遭遇后,热情介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熟人为我看稿,结果依然没戏,认为太粗糙。母亲最初坚决反对我写自己的下乡经历,但得知中青社决定出版又迟迟不敢出了时,首次出面把我的稿子推荐给花城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李汗。几个月后1984年7月花城的一个编辑退回稿子。信中说我的挨整经历在知青中不普遍,不典型,主题显得过浅。我很气愤,回信痛批了他的奶油小生之见!张曼菱后来又向山西的《黄河》副主编郑义推荐了我的稿子。郑义看完后倍加赞赏,却让我大改。我不同意,说不过他,就托《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刘辉宣帮我说服郑义不要大改。刘辉宣也曾看过我手稿,评价甚好。在刘辉宣的说服下,郑义终于改变决定,同意我小改。,出一期增刊全文刊发。可最后却因为上面不让出增刊而泡汤。他等于白白预支了我2千元稿费。朋友徐晓又给我推荐到作家出版社,仍没被看上。秦兆阳的女儿燕子噙泪读完稿子后帮着把稿子推荐给文联出版公司,可依然没被看上退稿。叶笃庄之女叶娃曾看过这部书稿,很是喜欢。她到美国后听说稿子屡屡碰壁,就让我把手稿寄给她香港三联书店的亲戚,看看能否在香港出版。费时一年多后依旧没戏。此时大大小小出版单位已经碰了十多个钉子。我仍不甘心,又想起北大中文系同学王小平。她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去从没说过话,就去信询问她能否给我看看稿子。她同意了就把书稿寄去。不久她回信说一口气看完,可文学性差,出版恐怕够呛。关于文学性的问题,一位民 主墙时的朋友赵一凡曾给我来信说:非常喜欢你的小说。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小说故事,而是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用血和泪写下来的。因此就得到不同的效果:读者看了一般的小说(不管他们的故事多么感人),觉得是在看故事。而看了“八年”则感到它就是生活。因此它能给人们较大的启发和影响,这是一般小说所不及的。我不想讳言,你的小说的文字水平是比较差的,几乎完全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艺术的渲染。作家文人们看了可能会觉得它不是小说,而只是一堆素材。而我觉得这正是你小说的特点。由于你缺乏写作技巧,反而使得你的小说更加真实感人。我主张你修改时不要去学习追求一般小说的艺术手法,保持你自己原有的特点。这样就把本来是你的弱点(文采不够)转化为优点(朴素真实,从而使它有巨大的感染力量)……那么我预料,你的小说一定会因它独特的风格而获得巨大成功!我牢牢记住一凡的这个建议,保持自己书稿文采不够的特点,不追求艺术性,也多次向编辑们表示:文章应该多种多样,既要有细腻的,也要有粗糙的,不能单一。文学殿堂若全都是文学性很强的华丽作品并不好,太乏味,应该允许有文学性稍差的简朴无华作品。粗糙粗犷也是一种风格。可惜这些出版社大编辑们不赞成我的观点。已是1986年夏,碰了这么多钉子,给我碰得心灰意冷。7月30日星期六那天中午,门铃响了。打开一看是位陌生男子,说来谈稿子事。我忙请他进屋。这男子微笑着告我:“奉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之命来取你的稿子,工人出版社决定给你出书!”难道天上掉下馅饼?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把我弄得惊愕不止。他叫岳建一,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他说南云瑞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过副主任,看过我的稿子印象很深。但那时副主任有3个,他排最后做不了主。去年他调到工人出版社当了副总编,负责文艺图书,有了实权。在制订1987年出书计划时,他又想起了这部稿子,特地委托岳建一来找,说作者名字忘记了,只记得是杨沫的儿子。建一拐弯抹角打听到我住的楼大概位置。烈日当头,他慢慢的一个门一个门的爬四层楼找,热的满头大汗,终于找到我家。 “可是稿子还在人民文学的王小平那里。”他笑着说:“我认识王小平,都是北大校友嘛。我去取。咱们可事先说好,王小平如果再想出,稿子也不能给她了。”“没问题。但你们不会变卦吧?”“绝对不会。以前有谁这么大热天,一趟趟的爬四层楼找到你家拿稿子?我们费这么大力上门来取稿子,还能不给你出吗?”“我的稿子碰了很多钉子。郑义都预支我2千元稿费了,最后还泡了汤。弄得我不敢再轻信了。” “你就放心吧,这是社领导点名要的稿子,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大略讲了手稿的遭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最早看中,说无论来了什么文件,都没动摇出版我这部稿子,可事实上却总不出。岳建一严肃说:“你的书稿已列入我社明年的出版计划,而且是按重点书出版。咱们都是北大校友,我不会坑你马波的。社领导派我专门来取这部书稿,怎么会再给枪毙呢?”看样子很可能真要出了。南云瑞这人是负责文艺书籍的副主编。新官刚上任最有魄力,最能干出一番成就。 9月5日,建一再次来到万寿路家,对我说:稿子看完了,好!有几处还掉了泪。你这部书稿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残忍又庄严的真实。文字粗粝、苍劲、有劲。他还告我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玉璋说:读后直冒冷汗,惊心动魄,好稿子呀!我算明白为什么那么些出版社不敢出了,出了可能捅娄子。文以载道,我们能担当就担当吧!副总编南云瑞也当众表示:“别人不出咱们出,豁出去了。顶多副总编不干了。”建一说:“好,有你老南这句话,咱们干吧!”结果我的书稿《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后一炮打响,轰动了1988年文坛,并在知青文学里挂上了一号。这里面,老南拍板决定出版起了关键作用。责编建一也功不可没。他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书稿除了个别标点错字,几乎没一点删改,完整保持了我的“文学性差”的“野猪风格”。
老鬼简介
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我的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永远的青春之歌》、《胡开明》等。《血色黄昏》自1987年工人出版社初版后,陆续在中国社科、新星出版社再版,并被译成英、日文在国外及台湾出版。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
图文编辑: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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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今宜鉴古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