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沙飞
1912-1950
沙飞，原名司徒传，生于广州，祖籍广东开平。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做报务员，1928—1931年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做报务员。1932年始在广东汕头电台做特级报务员，1936年9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华北前线。1937年9月在山西太原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1937年12月在河北阜平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抗敌报》社副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1950年3月4日 ，因枪杀一日本籍医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并恢复其军籍。我的父亲 沙飞
王雁
2012年，为父亲沙飞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于4月25日到北京。之后，到石家庄、上海、杭州等地，至12日晚回到深圳。
出外从不带电脑的我，无法及时发有关百年沙飞纪念活动的博客。既然不是最新消息，索性慢慢道来。
在北京的开始几天，一一落实参加国家博物馆《百年沙飞——纪念沙飞诞辰100周年摄影作品捐赠展览》开幕式的父辈、后代和朋友。有位老人，我是一定要把请柬亲自送到他的手中。
张鼎中，原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三科科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尽管老人因故未能出席5月4日的国博活动。
2001年，我与姐姐曾经摄像采访张鼎中老，他告诉我们：“我只是向沙飞宣布判决书，随即执行宣判，至于遗物、埋葬，我都没参加。”我理解老人，他不愿也不忍对我们说当年执刑的全过程。
张鼎中老与沙飞之女王笑利、王雁姐妹合影
张老在看国家博物馆《百年沙飞——纪念沙飞诞辰100周年摄影作品捐赠展览》请柬及《百年沙飞》纪念卡
4月上旬，父亲战友周郁文张致平夫妇的女儿张晓舟从沈阳来电话：张鼎中在《党史博采》发了“送沙飞远行”的文章。
亲历者能写出真实的历史，这真是幸事！
我立即找到河北省委党史办的张建华，通过他找到主编，并要到了给杂志提供文章的张鼎中之子张卫民的电话，即请他传来文章全文（《党史博采》因版面等原因，未刊登全文），我并发邮件告知他：传去你爸爸签收的沙飞遗物清单。日期是1950年3月5日，因此我当时就知道，你老爸全部处理完毕后才回北京。我们都能直面真实的历史！沙飞的刑事档案中有张鼎中签收的遗物清单：
1950年3月5日 沙飞遗物清单第1页
1950年3月5日 沙飞遗物清单第2页
2012年4月29日，我与姐姐王笑利再次看望张鼎中老人——送父亲最后一程的亲历者。张老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巧的是，他的好几个孩子，都是我八一学校的校友！但老人面对我们，仍不愿多谈当年的细节——这可以理解！
2013年7月1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鼎中的《开国秘密战：我在军 法处八年》，该书第十四章：送沙飞远行。
战争年代的张鼎中
军法处全体合影,前排中为张鼎中
附:第十四章 送沙飞远行
张鼎中
1949年12月18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情况通报”称：本月15日驻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发生一起病员沙飞枪杀日本籍大夫一案”。
闻所未闻的案情
原华北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主任沙飞，1948年5月因患肺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籍内科主任津泽胜，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经常发烧、呕血、咳嗽不止，身体越来越虚弱。
这时，沙飞对津泽胜大夫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日本人，一定不怀好意，是假借治病残害中国人民，肯定是日本在中国潜伏下来的特务。从此对津泽胜产生了不满，故每次津泽胜为他治病时，总是采取缄默不语或所问非所答的态度。在病情渐渐加重的情况下，沙飞联想到日寇侵略中国的种种残暴行为，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抱定要报仇雪恨的念头。于是暗自下定决心，要亲手杀死津泽胜，为民除害，为自己报仇。
1949年12月15日这天上午，津泽胜为沙飞治病时，开了处方转身出门，沙飞持手枪对准津泽胜后背开了一枪，津泽胜顿时倒在门口，沙飞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部又补打了致命的一枪。
案发后，和平医院当即将沙飞逮捕，押送到驻石家庄的高级步校保卫部监管审理。
经过多次审讯和调查取证，沙飞对自己打死津泽胜的事实沙飞供认不讳，人证、物证、事证俱在。
1950年2月审讯结案后，高级步校党委研究，一致同意判处沙飞死刑，呈报华北军区批准。
沙飞案件早已震惊了华北军区党委。接到步校报告后，军区党委非常重视，表明了依法惩处的严肃态度。经研究还认为，沙飞是军区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考验，在战争摄影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竟如此杀死为他治病的大夫，前后表现差别如此之大，似有不太符合常理之处，需要检查是否存在精神不正常等问题。
为慎重起见，特派军区政治部张致祥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亲赴石家庄进一步核实案情。
张致祥副主任到石家庄后，首先提审了罪犯沙飞，该犯与过去审讯时一样，口供完全一致，而且坚定地供认，津泽胜是他亲自杀死的，不牵连任何人。沙飞还说：“津泽胜是日本特务，应当严惩。”问其有何根据？沙飞一口咬定说：“不好好为我治病，越治越重就是证据。”
经多方了解津泽胜本人情况，大家反映说：津泽胜在日寇投降后，痛悔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比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他学习白求恩精神，愿留在中国继续当大夫为人民治病。三年多来，一致认为他表现很好，未发现有政治问题，更未发现是日本特务。
张致祥副主任向和平医院提出：从医学上检查一下，沙飞精神是否正常。经医生检查证明“未见异常”。医院出具证明，认为沙飞精神正常。
张致祥又召集干部、医护人员座谈，一致反映说：沙飞杀人是明知故犯，擅自杀人是违反军纪、国法行为，在国内和国际友人中反映强烈，影响国际和平医院声誉，应予严惩。
依我看，政治部领导调查政治部人员犯罪事实，难免会有一些个人顾虑——怕被人说袒护，言谈话语反而格外谨慎。张致祥副主任回京后，如实地向军区党委和首长做了汇报。1950年2月24日军区党委做出判处沙飞死刑的决定。
接受执刑任务
我接到张致祥副主任电话，要我尽快到他办公室接受任务。由于军法处的工作关系，张致祥的办公室我经常去。他日夜操劳，桌旁一直支着一张床。这次只感到他的办公室有些凌乱。
张致祥首先问我：“你认识沙飞吗？”
我当即回答：“不认识。”
张致祥说：“不认识沙飞的人没几个。”
我说：“你知道，我是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合并，成立华北军区时，我从南边来的，来后即埋头军法处工作，对北边的干部认识得很少。”
张致祥说：“沙飞名气很大呀。”
我说：“首长知道，军法处和机关不在一起，工作性质非常独立，又有大批案件。”
其实，这些张致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感到他的没话找话，恰恰证明他想说的话难以出口。正说话间，警卫员端来一砂锅大枣粥，放在桌子上。张致祥说：“你来一碗。”
警卫员已经给我盛了，我没客气就接过来一同吃。我心想，领导犒劳，肯定是困难的差事轮到我了。
我试探着说：“沙飞的案情，保卫部有通报，这一段大家议论也比较多。”
按照常情，张致祥应该问：“你怎么看？”他偏偏不问，不给我就案情表达意见的机会，我想，沙飞的事情没余地了。吃过了粥，张致祥说：“军区最近开了两个会，一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沙飞党籍，二是军区党委会批准高级步校报告，判处杀人犯沙飞死刑。”
我一言不发。屋里东西凌乱，让我看出张致祥心情很坏。
张致祥说：“我叫你来，你也知道是干什么。”
我答非所问说：“军法处，除了不分白天黑夜的审问审问审问，其他都是短活儿。”
张致祥说：“今天正式向你交代任务，以军法处名义起草判决书。”
随手将步校的审理档案、报告和首长批示交给我。我粗略地翻看着，刚才听到死刑判决，虽然从谈话气氛中感受到了，仍感到震惊和难过。我知道张致祥副主任接下来对我要说什么。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我的脸色已经在表达我内心的不愿意。枪决汉奸，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我有政治和仇恨动力。对好人犯罪上刑场，我毫无激情，只能是机械执行。而沙飞又是政治部的人，让我对他怎么样，太难为我了。我想提前说，可张致祥不给我机会，马上就交代我说：“做好执行死刑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事由你亲自办理，由你赴石家庄宣判、监督执行。你要尽快地认真地把这件事办好。”
我也能猜到领导在确定人选时的左右为难。如果我推脱，张致祥副主任肯定会搬出更高的领导。
见到沙飞
按要求，我起草了判决书。经上级审批，在执行沙飞死刑的前一天，3月3日，我带警卫连副连长吕万来和看守员王习味一起赶赴石家庄。
到石家庄后，首先向高级步校领导传达军区党委关于判决沙飞死刑的决定，而后与步校保卫部唐部长商量如何向沙飞宣判和执行死刑问题。
唐部长介绍情况说：“和平医院发生沙飞枪杀日本大夫一案后，上级指定由我们负责当地收押审理。要关押犯人没有监所，就由临时客房中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禁闭室’。”
我问：“沙飞身体怎么样？”
唐部长说：“沙飞有病，为了照顾他，每天让人从伙房打病号饭。他虽是南方人，但吃面食还可以，于是伙房每天都是面条加荷包蛋，近来他身体有些好转。”
我再问：“他对案情有什么新认识？”
唐部长说：“案情没变化，每次审讯，沙飞满口承认日本大夫津泽胜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并说他蓄谋已久，自己有一支手枪，子弹也不少，趁大夫为他看病之际，在病房开了两枪，才打死的，等等，每次口供一致，从不改口。”
接着研究到如何宣判和执行。
宣判时会不会出情况呢？对我们，这本来不是问题。无非就是乱喊乱动。我们这样考虑的基点是，沙飞不同于那些反革命分子，他是功劳很大、影响也很大的犯罪人员，我们不忍捆绑他，我们很想让他以平静的姿态走过最后一程。这需要沙飞配合。
我们分析，一是沙飞听到判处死刑后，会认为判刑太重，不服判决，当场大喊大叫，不配合行刑；另一种也可能服罪，这是我们最希望的。分析后认为后一种可能性大，但应当有两手准备，如宣判后他大闹，即令看守人员将其捆绑，押赴刑场。相反地如他服罪时，即可按计划、更是按大家的良好意愿进行。
大家指什么？沙飞的战友们，所有关心沙飞的人们。他们不敢再向首长说情，惟希望我送好沙飞，不要让沙飞多一点委屈。我与沙飞素不相识，但近期能感受到，他人缘好，群众威信高。所有这些大家都不好明说。众人的心情我能够意会，更理解张致祥副主任为什么反复问我与沙飞的关系。
表面的意思，显然暗示我的精神压力会小一些，让我对任务不好拒绝。主要的意思，在于委托——在不认识沙飞的人里面，我可能被认为是能够善待沙飞的人。
当天，我提审沙飞。一是看沙飞认罪态度，二是看他在宣判后服罪态度，总之进行一次教育，使之能有所思想准备。
沙飞到庭，我反复追问杀人动机及对军区首长决定从严判决，他如何认识。
沙飞说："打死日本特务，我不是一时冲动，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是为了报仇。"
他坚持认为日本医生将他的病越治越重，有严重的政治背景。他只是判断，没有任何证据。
他表示："这件事，军区首长，聂司令员，肯定会知道的，他会公正处理的。"
我以沉默相对。
沙飞说："聂总的决定，我一定服从。”
可见沙飞的思想准备很充分，这也是沙飞本次所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你们军法部门不能背着聂总搞我沙飞；别人的决定，我沙飞一定会有异议；若聂总决定，断无二话。
刑场一再延缓
1950年3月4日上午，在高级步校一个较大的会议室正式宣判杀人犯沙飞死刑。
沙飞到庭后，全体站立，我宣读判决书。
原文如下：
华北军区军法处判决书 法字第六号
罪犯沙飞，男，现年38岁，出生在广东一个商人世家，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主任等职。
1948年5月因患肺结核病，入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治疗。经一年多诊疗，病情不见好转，沙飞即怀疑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大夫津泽胜是潜伏在中国的特务，故在津泽胜为他治病时，开枪打死津泽胜，事发后将沙飞逮捕审讯，因人证、物证、事证清楚，罪犯沙飞供认不讳。
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军法处判处杀人犯沙飞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以正国法。以儆效尤，切切此判。
兼军法处处长 张致祥
1950年2月24日
宣读完判决书，我问沙飞：“你听清楚了吗？”
沙飞停顿一会儿，说：“听清了。”
我又问：“你服罪吗？”
这时，沙飞指着判决书，问：“能让我看一下吗？”
我说：“可以。”
当场交他看。
沙飞仔细地看完后问：“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吗？”
沙飞确实不甘心就这样呀，他实在不理解杀日本特务的人怎么会被处以极刑。而这样的决定，一定没经过聂司令员。
我有准备，双手将步校呈送的报告及聂司令员亲自批准判决沙飞死刑的文件一并交与他。
沙飞对聂司令员的字迹非常熟悉。他仔细看罢聂司令员亲笔签字，再无他念。
对着文件，沙飞见字如面，叫一声：“聂总！”哽咽掉泪了。
看着沙飞哭，我没表情，可内心十分难受。
我说不出话，也不能随便说。可我有一肚子话想对沙飞倾诉——
沙飞，你好糊涂啊。
你对不住聂总啊。对敌斗争你那么勇敢，可你怎么这样不珍惜自己。平津战役一结束，你就住了院。说你不珍惜自己，是你的病需要长期调养。你太急着出院，太急着回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去。急躁情绪让你不能接受病情加重的事实。你知道吗，那么多老首长，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大规模战争一结束，精神稍一放松，就都病倒了。他们住院的前一阶段，和你一样，往往出现病情加重的假象，真相是病情本来就那么重，但被紧张的战争工作状态掩盖了。你本应该好好休息，对病实行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从而聚而歼之。
急躁情绪让你焦躁不安，让你为不能速战速决而错误地寻找原因。现在我充当事后诸葛亮——应该为你换个环境，换个主治医生。你的主治医生的国籍身份让你想偏了。同时你本人和你的镜头见证了太多的日军屠杀罪行，你在日本人和罪恶之间画了个不可改变的等号。于是在你病情加重时，你把日本籍医生与阴谋等同起来。
沙飞，你为自己的糊涂痛哭吧。
你的怀疑无论错与对，你有说话的地方呀。你向聂司令反映呀，你向保卫部反映呀，你有的是揭发阴谋的条件，可你都没加以利用，反而一意孤行，酿成大祸。
沙飞，你应该自己教育自己。聂司令拉着日本小姑娘的手，那么慈祥。那张照片就是你亲手摁动快门震撼未来历史的。聂司令宽广的胸怀，对你就没震撼？你还照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照片，那是无比宝贵的资料。两个外国医生，白求恩，津泽胜，都在为中国军民作贡献，两个都献出了生命。可你呢，你对他们，一个用镜头，一个用枪口。沙飞，你好糊涂啊。
沙飞，了解了你的病情，我也诊断了自己。在见你的时候，我也咳嗽，我也发低烧，而且很长时间了。现在与你的病情一一对号，我知道了，我和你一样，得的是肺结核（到了这年年底，我确实诊断为肺结核）。你已经在咳血，发高烧。肺结核在当时是重症，可还不是绝症。即便你不怀疑医生，你也有权向组织上反映，以获得更好的治疗。上策，中策，有几十条成百条向你敞开阳关大道。而你偏偏选择了下策，并且是下策里的最差。
在大罪铸就后，你把生存的最后希望寄托于首长。你认为或许聂司令能力挽狂澜。聂老总能做的都做了，他和军区首长严肃地要求查实你的精神状态。我不敢说聂老总想力挽狂澜，但我敢说，于公，这是完全正确的。于私，查精神正常与否，无论什么结果，至少不会重上加重。在我个人看来，对挽回局面，对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符合法律程序的最后一个机会。
为查实你的精神状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致祥亲自出面了。我不知道张致祥副主任具体怎样想。但老上级对老下级，内心总不会无动于衷。无论张致祥怎么想，他都必须按规矩按程序做。尤其，不能有任何的诱导和暗示。在当时条件下，张致祥只能依靠医院作鉴定，而医院证明你的精神“未见异常”，张致祥对此一句话不能多说。假设换了我，也必定如此。
沙飞呀沙飞，你舍不得聂司令，聂司令何尝就舍得你？在一切无法挽回时，聂司令员在提笔批准你的死刑时，落到纸上的不仅是笔墨，还有泪水。是的，首长们都非常痛心。聂老总非常难过，聂老总为你落泪了。情永远在，可情难胜法，尤其建国伊始。
我没有当面告诉你这些。否则，以知识分子的某种脆弱，你会号啕大哭。你是战火锻造的坚强的战士，你也是有个人弱点的坚强战士。就如后面发生的，在赴刑场的路上，你对个人的弱点作了自言自语的陈述。
沙飞停止了哭泣，眼神投向我。
我再次询问：“你服罪吗？”
沙飞沉思了一下，回答：“服罪。”
接着他又说：“现在就执刑吗？”
我说：“是的。”
沙飞又停顿了一会儿说：“可不可以让我换换衣服？”
我说：“可以。”
依沙飞吩咐，看守战士从监房取来一个布包袱，内有沙飞的衣服。沙飞把包袱放在椅子上打开，一件一件地换，脱下旧的，换上比较干净的。我们静静地坐着，看他的一举一动。沙飞非常镇定，从容。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他收拾停当。现场没有人催促，时间完全由沙飞自己掌握。
我问：“还有什么要说的？”
沙飞：“没有要说的了。”
这时在一旁的战士手持绳索向我示意。我摇了摇头，他们便退后，没有捆绑沙飞。
沙飞押赴刑场，其实根本没有押解。我和唐部长随在左右，其他人员跟随其后，就像平时散步一样，由沙飞带路，大家一步一步向石家庄北郊刑场走去。
行走中我们无话。
而沙飞有时停下来，对我们说：“我这个人就是要做硬汉子，认死理，我认准的事，三驾马车也拉不回来。”
我们不置可否。
后来，沙飞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辈子没有栽过跟头，总是受夸奖表扬，这次算一步走到黑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青杨木扁担，宁折不弯。”
我在一旁仔细听着，对他自己的中肯总结，也点头赞同。
沙飞还说了些什么，现在再难想起来。反正走一路，说一路。突然我走神去想另一个事。我们经历了伟大的改朝换代，我从事军法工作，开国大典前后不时有人问我关于功臣的“免死证”。我如实回答：没有。一般群众很难相信，开国功臣，出生入死，功高至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的功臣发“免死证”。我想，如果有，沙飞此刑当免。
走着说着，一副棺木摆在前面。
糟！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根据我们商定的安排，棺木置放于隐蔽处，避免给沙飞以刺激。不想他们给落实成这样了。沙飞倒没什么意外，很坦然地步向棺材。
我们一齐在棺木旁站定。这是一口很好的棺木，沙飞的归宿绝不能等同其他罪犯。
我问：“你看还需要什么？”
沙飞看了看棺内已铺好他的被褥，指了指前面部位，意思是那儿还有问题。我明白了，低声说：“枕头马上就有。”
战士跑步去取回一个真正的枕头。沙飞平时所枕，是他那个衣服包袱，从战场到病房再到监房，皆如此。至此，来石家庄已经一整天。宣读判决书后，为沙飞换衣服和要枕头，时间又一再延长，我没等来“刀下留人”的北京声音。
枕头摆放好，我仍然不发话。我是急性子，暴性子，但这一天，我确实愿意为沙飞多做些什么。我改变不了结局，但我能延缓结局。沙飞如果还有要求，我一定尽可能满足。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私情。我与沙飞，除军龄相同，病情相同，还有其他许多相同。
沙飞换衣服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感动着我。我与沙飞素昧平生，可我与他的情感交流，恰是从他换衣服开始的。更多的死刑犯，到这时早已崩溃，身体瘫软，乃至屎尿俱下。可我看到，眼前的每一秒，对沙飞都那么美好。那是因为沙飞有一个美好的心灵，并且以此装点生命尽头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那么热爱生活，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民。为抒发这个热爱，艺术上他追求极致。为捍卫这个热爱，他不惜采取极端。
沙飞向四周看了看，问：“还要我跪下吗？”
他的冷静，他的安详，以及他的高傲，都在最后这一问中。
我温和说：“不用。”
沙飞肯定准备了充分的理由争取站立。当他临刑前的所有愿望都无障碍地得到实现时，他反而茫然了。他望着我，不知道该怎么站，不知道该迎着枪口还是背着枪口。
我说：“你就站着，朝北看。”
沙飞伫立北望。
“砰”一声枪响，沙飞永远走了。
三点模糊
一、当时关押沙飞的地点，我写的是高级步校，也可能是“军大”，即军政大学。
二、沙飞临刑前那顿饭，没写的原因，是记忆模糊。本书其他一些内容也难免有错误，但那些在脑子里都比较清晰，肯定。“清晰、肯定”的尚且难以杜绝错误，模糊的就应直接说明。
三、有资料反映，宣判后曾允许让沙飞回去刮胡子，我没印象了，但认为很符合沙飞的性格和身份。
撤消原判
光阴似箭。时隔36年，到了1986年5月。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查明并决定：
“沙飞当时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在争取为沙飞平反过程中，他的夫人王辉和及子女王笑利、王达理、王雁、王少军等人四处奔波，走访了许多地方，找到有关人员，弄清事实，而组织上也同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得出接近事实本来面貌的正确结论。
她们在找到我了解情况时，我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当时情况。因我当时任保卫部三科科长兼军法处秘书，是我审阅步校呈送的报告，按照首长批示，起草判决书，而且作为赴现场执行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如实地说明实际情况。
我说明的情况，实际是在判决不可更改之后我个人对沙飞表现出的温情。这温情基于：无论沙飞的过错乃至他的罪过有多大，我认为他不是报私仇。这对平反不是过硬的材料。可作为一个老保卫，能够对死刑犯存有相当的同情，这说明平反具有广泛的群众和舆论基础。
在沙飞平反之后，我想了几点。
一、沙飞推断津泽胜医生是特务的逻辑，有着严重的主观臆断的迹象。这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智商，是不一致的。有此臆断，即诉诸行动——枪杀津泽胜医生，也不符合沙飞这种领导干部的行为逻辑。那么，这当中显然另有原因。
二、医院作出“未见异常”的精神鉴定，引用的证据大都是事发后的表现，如沙飞供认“蓄谋已久”等等。遗憾的是，核心的证据应该是事发当时沙飞的精神状态。所有人都不在现场，事后又没非常明确地向这方面努力。离开这一点，认定沙飞精神方面“未见异常”，实难成立。
三、应该质疑当时精神鉴定的权威性，如果当时请中央公安部的精神鉴定专家进行最后的把关，难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这不是抱着对沙飞的感情刻意追求某种结论，而是追求法律程序本身的最大严密和完美。
对沙飞同志的平反，我举双手赞成。
自此，出版了《沙飞画册》，报刊上也有不少介绍沙飞是传奇人物的文章。即便平反之前，沙飞的历史贡献也以不署名的方式向今天述说。
事后我也曾几番想过，假如当年沙飞案的审理由我经办，会怎么样？最终结论我无法推断。但是，或许我能够比较真实地接近沙飞的心灵世界。这是因为，将心比心，我在沙飞身上不难看到我自己，或由我本人部分地解读沙飞。一说日本人，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血腥画面，就是日寇大扫荡在沁源县杀死5千多无辜群众。试想让一个日本医生给我治病，再试想让一个德国军医给苏联红军战士治病，其反感不会比沙飞更轻。如此压抑的医患关系，病情怎能缓解？我的精神创伤甚至延及大山。反“扫荡”薄一波同志派我去侦察，遭遇日寇我冲上大山。日军山地作战部队的最强壮士兵追在身后。为了不被追上，为了不被击中，我冲向最陡峭最难攀登的地方，我撞进最茂密的灌木丛中，我像野兽一样低姿奔窜。本需要刀斧开路，我用头颅和肩膀就劈开了。脱险以后，我见大山就想起日本鬼子，就连同憎恶大山，直至新世纪的今天。这包括听到日本话。故事片《红色娘子军》的琼花见到南霸天抬枪就打；看话剧《白毛女》，我们的战士流着泪举枪就要打黄世仁，幸被拉住——仇恨已经变作一种条件反射。我相信，这是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民族将延续许多年的精神创痛。若说我有精神疾患，我会和沙飞一样不承认。若说这种状态多么理智，我同样坚决否定。我不是为沙飞的重大失误辩护。沙飞是一种极端。以今天论昨天，我想，当时如果把情况设想得更复杂一些，把审理时间放长一些，甚而易地审理，最终是否可以考虑对沙飞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
我们不能企望历史和个人都不犯错误。可历史错误与个人错误重叠在一起，代价过于惨痛。
沙飞问题重新告白天下。聂帅、薄老，老同志，后来人，都深感欣慰。只是，沙飞同志回不来了。
那是一座雕像——沙飞伫立北望。
让他朝北，我只根据现场情况临时动议，没任何深意。但我看到，沙飞对此欣然接受。
向北，他捕捉到什么？他在聚焦什么？
“砰”一声枪响，不仅沙飞永远走了，同时极为可惜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慧眼和镜头永远关闭了。我见证到关闭前最后一个画面，那是新中国诞生后大北方第一个春天的壮丽河山与云天。
作为组织确定的沙飞的送行人，我要说，我们的英雄战士沙飞同志永垂不朽！
作为在刑场上与沙飞相识的战友，不管沙飞情愿与否，我还要替沙飞宣称，我们的国际战士津泽胜同志永垂不朽！王雁补充：
1、1949年12月，到石家庄调查沙飞案件的是徐彤岗，不是张致祥；
2、在张鼎中家中，老人不愿意谈细节，他的女儿是高我一级的校友，告诉我：开第一枪时，保险没有打开，哑了，开了第二枪。老人点头。
我忍不住询问老人：从正面还是背后开枪？
回答：背后。
......
原稿2012年5月13日
修订2023年3月3日◆1933年沙飞为蜜月旅行买了照相机，对摄影产生兴趣。开始喜欢拍摄风景、静物；但很快镜头对准劳苦大众。
◆1935年6月加入上海摄影团体黑白影社。1935年、1936年参加黑白影社第三届、第四届摄影作品展。
◆1936年初看到一本外国画报里面有几幅照片，是1914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决定，当摄影记者，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拍摄成名作品组照《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11天后鲁迅去世，拍摄了遗容及葬礼组照；为在报刊发表有关鲁迅照片，自起笔名“沙飞”（意即“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同年10月至11月上海《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中华图画杂志》、《作家》、 《光明》、《文季月刊》、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大众日报》、汕头《先声晚报》等报刊发表有关照片及回忆文章。
沙飞一直把文学家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离世时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直随身携带的自己拍摄的鲁迅底片。
◆1936年11月、1937年6月《生活星期刊》、《中华图画杂志》先后发表《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专题摄影作品各7幅。
1936年12月在广州举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作品114幅。沙飞在《展览专刊》“写在展出之前”文章，提出：“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
◆1937年6月在广西桂林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作品100幅。千家驹、陈望道、李桦、马宗融、祝秀侠、廖苾光等学者在《沙飞摄影专刊》发表评论文章。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提出：“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1939年“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在文章“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提出：“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我们为了要增强 抗战的力量，为了要使这种有力的宣传工具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把我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民主政治……等英勇斗争情形，把日寇一切残暴与阴谋以及敌伪军厌战反战等事实，反映出来，并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去。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了解这个抗日根据地的一般情形，相信中国抗战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更清楚地认识日寇的残暴与阴谋，以及它可怜的命运——因此，我们已决定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所有愿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志们联系起来，以便共同担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重大的任务。我们知道，没有组织和计划，就决不会发生多大力量的。”
◆1948年12月30日，病重住院的沙飞给学生顾棣回信：“你在资料工作这几年来已有很大成绩，希望继续努力。资料工作在画报工作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些东西也是全体同志十余年来血汗换来的结晶品。所以我们都要加以爱护它呢。”
◆从1937年9月至1946年8月，拍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打击侵略者、抗日将士、军旅生活、民主政权建设、民众支援抗日、百姓生活、日寇暴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国际友人……千余幅照片。
◆从1939年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成立、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成立、至 1948年5月华北画报社成立为止，沙飞与战友们在九年中做了几项工作：
1.拍摄数万张具有文献价值的照片，并保存底片、照片资料；
2.创办《晋察冀画报》，出版刊物几十万份(册)；
3.培养摄影队伍；
4.对外发稿5万余张照片；
5.举办影展300余次；
6.先后派出3批人员，支援兄弟解放区创办摄影画报。图片提供 | 王 雁
图文编辑 | 張麗娜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