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三家村”冤案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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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990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笔名有繁星、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怀湘等，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作家、杂文家，曾任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第三、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1928年，前往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左联。曾任《抗日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编辑主任，香港《华商报》编辑主任、主笔，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1961年9月，与邓拓、吴晗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长期关押，后被下放至江西林场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初，平反昭雪。

著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杂文集》《纸上谈兵录》及与邓拓、吴晗合著《三家村札记》等。1991年12月27日，作为“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廖沫沙-

“三家村”冤案幸存者

东四四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全长500多米，南侧有支巷通东四三条，北侧有两条支巷通东四五条。

明代，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简称“四条胡同”，因排列顺序得名，即：东四牌楼北面路东的第四条胡同。“东四牌楼”系指明代在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楼式的跨街木质牌楼，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额书“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额书“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额书“行义”。此地遂称“四牌楼”。又因宣武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楼，为了便于区分，彼“四牌楼”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此“四牌楼”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建于明代的东四牌楼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灾中被毁，后复建；1954年，因拓宽道路将“东四牌楼”拆除。

1949年，“四条胡同”改称“东四四条”；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水车胡同”和“西水车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四条”，后复称“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85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两路四进宅院，院门虽为如意门，但高大精致，院内房屋也颇为讲究，且东、西两路之间有长廊作为分隔与联系，东路二、三进院落有回廊环绕。据此分析，此宅应为清代所建，其主人虽非高官显贵，但家境殷实。如果说皇城以西近山临水是致仕高官择居之地，皇城以东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贾置业之区，并由此衍生的“东富西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此宅便可作为一个佐证。

东四四条85号现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过。

廖沫沙(1907—1990)，杂文家，原名廖家权，笔名有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繁星等几十个，湖南长沙人。

廖沫沙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当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1928年到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也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并因此而招祸；但他痴情不改，就连在“文革”被囚禁时写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使专案组的人员哭笑不得。请看《交待材料》的开篇：“专案组：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请再欣赏“对运动的看法”:“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廖沫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过来，是“三家村”冤案的唯一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廖沫沙作《哭邓拓、吴晗同志》七律一首：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所谓“三家村”本来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在1961年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叫《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吴指吴晗，南指邓拓，因为邓拓有一个笔名“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为廖沫沙有一个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受到读者普遍的好评。

就是这样一个杂文专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惨遭摧残。姚文元首先发难，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所谓“破门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而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姚文元抓住“破门而出”一语大做文章，并叫嚣说：“我们欢迎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来，形成口诛笔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记》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各地揪出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先生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

其一：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其二：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

乐观豁达至此，真乃幽默大师也。

幽默者，绝非让人一笑而止。王蒙先生有言：“幽默的灵魂是诚挚和庄严，我要说的是：请原谅我那幽默的大罪吧，也许你们能够看到幽默后面那颗从未冷却的心。”

注：文章原载2008年11月12日《北京晚报》，原题《"三家村"冤案幸存者廖沫沙：遭批斗时作诗自娱》

图片提供 | 陈海云(廖沫沙夫人)图文编辑 |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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