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收购名画始末
1912~1966
原名邓子健，曾用名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卜无忌等。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杂文家和古代书画收藏家。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重要著作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合著）等。
邓拓收购名画始末
苏双碧 王宏志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有关邓拓买走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的事，闹得纷纷扬扬。传闻之中，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苏东坡这幅画的真假问题，文物商店对这幅画拿不定主意，征求专家意见时，大多持否定意见，而邓拓独具慧眼，断定画是真迹，并出巨资买走这幅画；二是邓拓不该买这幅画，认为这是国宝，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因此引起非议。这件事虽是相隔60年的旧事，谈清楚了也还很有意思。⼀些专家和作者，对此虽都写有专⽂，但总感到有些事还可以谈谈。
《潇湘竹石图》为白坚夫老先生所收藏。白坚夫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在北京风雨楼的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一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图》卖给了日本人。这样一来，剩下的《潇湘竹石图》就更珍贵了。1961年，白坚夫由于经济困难，为弥补生活，决定把《潇湘竹石图》卖掉。为此，他曾经专程到上海，没有把画卖出去，后来又来到北京。他找到熟人、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因为张珩能识别文物。白坚夫把《潇湘竹石图》拿给张珩看，希望能给他说个价钱。但是，有位鉴赏家认定这幅画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就走了。此时，白坚夫正处在无可奈何之中，听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铠先生在京开会，杨是白坚夫的四川老乡。杨仁铠听了白坚夫关于卖画周折的事，就向他推荐去找邓拓。白坚夫很高兴，他说：“只要能找到个识真宝的知音，钱少我也愿卖。”
苏东坡原名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北宋词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政治上长期失意，生活坎坷，虽胸怀大略，却壮志难酬。他是个大诗人，同时又是个著名画家。史书记载他画过《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八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以及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他的画作自然也显露出自身的历史价值。邓拓研究过画，自己也作过画，他对画不但爱好，而且懂得鉴赏。邓拓对苏东坡淡泊仕途，疾恶如仇，非常崇敬，对他的画自然更怀有深厚的感情。邓拓抱着这样一个态度：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苏氏的真迹肯定是稀世珍宝，不管是真是假，都应当弄个究竟。正在这时，画家周怀民告诉邓拓，他家有一本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印有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邓拓喜出望外，立刻和周怀民赶到周家。邓拓仔细地端详着一张不足一尺见方的珂珞版印刷品，被这幅画吸引了。他一边观赏，一边听着周怀民介绍苏东坡绘画的特点：苏东坡的画“枯木枝干虬曲，石皴硬，枯笔飞白不拘工整，笔力跌宕，想见苏氏当时心境，大有屈子离骚情怀。”“苏东坡所绘墨竹从地仰首向上，而且少有竹节。米芾问：‘何不爱节兮？’苏氏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两位书情画友深情地探讨着苏东坡绘画的风格。邓拓经过亲自观赏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以及和周怀民先生对苏东坡画的探讨，对苏东坡画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就更加想往了。
一天，荣宝斋的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来到邓拓家。白坚夫听过张珩的对邓拓的推荐，对邓拓先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60年代初正是一步一步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白坚夫的历史背景特殊，鉴于当时的特殊年代，许麟庐只介绍画，并没有介绍卖画的主人。邓拓展开画卷，“隽逸云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这一段是邓拓观画时的意境，写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之中，颇有凌逸之气，照抄下来，让读者领受邓拓观赏苏东坡画时的情景。
邓拓鉴赏良久，才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是囊中也很羞涩，老先生你看准备要多少钱？”话音未落，白先生激动地说：“这是我的心血，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关键在于我庆幸地遇到了知音。”邓拓谦虚地说：“在中国古代绘画鉴赏的造诣上，我不过是个学生，完全是为苏东坡的艺术成就和他的气质所感召，入迷而已。再说，有古书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就只《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两幅。若我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
由于邓拓对这幅画的看重，也由于白坚夫认为邓拓是画的“知音”，价钱很快就谈妥了，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当时5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邓拓虽然有些稿费收入，但倾全部储存也凑不足这个数目来。于是，邓拓答应当即付给白坚夫2000元，其余3000元三天内全部还清。为凑足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忍痛从个人已有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
邓拓收藏了这幅画后，就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以观赏研究苏东坡不同年代的书法艺术入手，并对《枯木怪石图》的用笔特点，以及苏东坡所用过的金石印鉴，总之，凡是可能和苏东坡画有关的，他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较准确地判断这幅画的真伪，邓拓还请来许多画家、书画鉴赏家来一起研究和辨别。但是，树大招风，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由邓拓收藏，一些政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康生，还有许多著名画家如吴作人、黄胄等以及邓拓的熟人萧劲光、傅钟等也赶来观赏。但是，邓拓买画的事，却得罪了一位权威，在王力的反思中记录了这件事。他说：这个“权威”指使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严肃查处，几乎所有中共中央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划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一位了解情况的、当时的大人物那里，他用朱笔批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这位当时的大人物还派人查清此事，并由荣宝斋的王大山写成调查报告，送给刘少奇。少奇立即表示同意这个报告，从而弄清了邓拓买画的风波。在这过程中，邓拓受到的压力很大，但他心地坦然，现在问题搞清了，他可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对《潇湘竹石图》进行认真研究。随后写出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邓拓引用苏东坡题《惠崇潇湘芦雁》一诗：
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
邓拓说读了此诗，再看此画，“恍惚置身于潇湘洞庭之间”。邓拓再举“东坡曾题《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为例，其中第一首写道：
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
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
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
会有衡阳客，来看意渺茫。
其他两首意境也很好，例如“落落君怀抱，山川自屈蟠”，再例如“自说非人意，曾留入马蹄。他年宦游处，应话剑山西。”这些诗句叫人心旷神怡，会使人如入潇湘景色一样，叫人迷恋。所以，邓拓认为这三首诗，“其中许多诗句，用来题咏东坡自画之《潇湘竹石图》，其实也无不可”。可见，邓拓观赏《潇湘竹石图》感受之深。
这幅绢本墨笔《潇湘竹石图》采用长卷式构图，长105.6厘米，宽28厘米，画作以潇湘二水交汇处的云水烟雨为远景，描绘了千钧怪石压抑不住顽强生出的几枝瘦竹。除了艺术上的不凡造诣，最难能可贵的是画卷上有多达二十六家共计三千多字的题跋，这些题跋始于元惠宗元统甲戌年(1334年)，止于明世宗嘉靖辛酉年(1561年)的众多藏家之手，或叙收藏经过，或赏析作品发赞赏之情。据邓拓先生的考证，画上留跋的二十六人分别为：湘中杨元祥、天台叶浞、浙右李烨、闽郡郑定、吴郡钱复、钱唐高让、庐陵吴勤、榜李钱有常、庐陵蔡源、古椿李景让、华亭吴仲庄、豫章包彦肃、永嘉陈琦、温陵张仲宾、宜隐轩、独善、云安后学、钟山幻居师、南昌熊冕、复庵、赜庵、月坡道人、临川黄阳、升庵杨慎、松泉夏邦漠、古濠胡桐。虽然历经辗转，但呈现出传承有序的清晰面貌。若论市场价值，苏轼绘画的孤本，其价值无可估量。(编者注)
邓拓说，苏东坡的学问、事业、文章、品行及一生遭遇，“彰彰垂于青史，人所共知”。但东坡之画却流传很少。邓拓找到宋代何薳的《春渚纪闻》所记，苏东坡不但时常作画，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故事之一，说苏东坡戏笔作枯木竹石，在给朋友的手帖上写有“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故事之二，是说苏东坡卖扇，“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因卖扇者刚出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两个故事都谈到苏东坡作竹石画的事，而且是随手拈来，自成一格。邓拓认为从《潇湘竹石图》可以看出，东坡画法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东坡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淡墨点染，气韵生动。邓拓认为黄庭坚说的，“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诚非虚言。邓拓就苏东坡画史及特点，进行了认真而周密的研究之后，判断这幅画是真的。他说：此画寓意深远，尤为难得。想见东坡当时心境，大有屈子离骚情调。卷末题“轼为莘老作”五字。莘老与东坡际遇有相同之处，堪称同调。五字题款语句简练、亲切，与东坡文章风格一致。字体古朴、浑厚，一见而知其为真迹无疑。
邓拓判断，此画创作时间当在11世纪后半期。当时北宋画院尚未成立，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派，运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概括客观事物特征，自由写意，不受拘束，在中国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幅画历经九百年历史，辗转至今，藏主多有题跋，邓拓对这些题跋作了认真分析，十分有趣，摘其部分抄录于下，与读者共赏：九百年来，如此伟大作品，辗转保存至今，历代收藏家之功，固然不可抹杀，而此画左下角及其后幅有历代题跋文字三千余言，凡二十六家，更足为研究画史者之重要参考资料。
邓拓对诸家题跋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考证出这些题跋，其中有些是名家所题，为今人所罕见的。他例举福建十大才子郑定的题词：“苏老才名重古今，人间遗墨若南金。山云挟雨溪头过，石上琅玕起夕阴。”邓拓再举明初高让，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题跋是：“香毓峨眉，文鸣韶武。永叔齐名，与可为伍。竹比翔鸾，石如蹲虎。适兴一时，清风千古。”而明初的吴勤，曾被召入史馆，门生满天下，他的题词对竹石画评价更为直接，他说：“坡仙昔在黄州时，居闲每仿孙莘老。竹石曾将写赠之，遗墨到今真是宝。”此外，还有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等的题跋，杨慎在长篇题跋中写道：“琅玕落纸珠生唾，画绝名缣诗实和。未论名价重三都，先遣风流惊四座。仙翁去后几百秋，江光清澈鱼龙收。”这些题跋十分难得，是研究《潇湘竹石图》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它许多题跋不能一一例举。但邓拓认为，二十六家题跋都不是泛泛应酬之作，都是针对东坡《潇湘竹石图》立论的。如叶浞的题跋中，就有：“百年翰墨留真迹，应写潇湘雨后枝。”而李烨题跋即有：“好似湘江烟雨后，令人不厌倚蓬看。”而明朝任工、户、吏三部尚书的夏邦谟，更将潇湘景色作了形象的描写：“东坡逸迹天下奇，竹石点染潇湘姿。恍惚二妃倚薄暮，林间或有泪痕垂！”
根据以上分析，邓拓当然认为这幅画属苏东坡之作无疑，但邓拓非常谦虚，他在文章的结尾说："现在东坡作品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就此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还是刚刚开始，有待于文物鉴赏家、艺术评论家、国画家、收藏家及其他热心人士，共同努力考证、解释，更进一步接受这一份珍贵之文化艺术遗产。"
邓拓收藏字画不仅是一种爱好，更主要的是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不使流失，这颗赤诚的心，却常常为一些小人所诽谤，企图用他们的流言蜚语涂抹邓拓这颗光明磊落的心。但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历史是是非曲直的见证。早在60年代初期，邓拓就表示，如果专家们证实《潇湘竹石图》是真迹，他将无偿地送给国家。但是竹石图的真伪还在争论之中，邓拓只好继续研究这幅画的真伪。在这之后不久，邓拓邀请荣宝斋画家帮助他在藏画中挑选出144件，在邓拓押上“邓拓珍藏”的收藏印之后，无偿地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批藏画有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有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中的徐文长、八大山人的作品，还有明代四大家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他捐赠这批藏画中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笔，有些还是邓拓十分喜爱的珍藏本。邓拓收藏和捐献文物，当然不是从60年代初才开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就很注意收集文物，在平津战役之前，他把自己收集的文集20多本，全部交给华北博物馆筹备处。现在许多博物馆还可以看到邓拓捐赠书画的展出。1963年，他听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要编辑《中国甲骨文合集》，就将自己收集储藏多年的甲骨文片，提供给历史所。这样一位对祖国文化事业忠心耿耿的学者，怎样说得上是和国家抢购文物呢？
邓拓成为《潇湘竹石图》的最后一位私人藏家。1964年邓拓邀请许麟庐帮忙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44件佳品，经过仔细斟酌，认真押上他的收藏印(左侧第一枚印章-邓拓珍藏)，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捐赠活动非常平静，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纸证书。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编者注)
十年浩劫之后，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批文物专家，其中有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邓拓为国家、为民族保存珍贵文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地举办了《邓拓藏画、书法展览》。展览的“前言”，肯定了收藏家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直接发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邓拓就是抱着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国家的文物事业负责的精神，来收藏字画的。“前言”的这段话，本来是邓拓在《燕山夜话》中的话，被“前言”节录于其中，成为美术家、书法家们的共识。
邓拓喜欢书画，也懂得书画，会鉴赏，也会鉴别。他自己画过画，发表过评画的文章，并为准备写一部《中国绘画史》作过许多努力。可惜他昼夜忙于工作，又要在广泛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研究，又要抽出时间写《燕山夜话》，写《三家村札记》，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研究绘画史，这是他一项未遂的心愿。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过早地被迫害致死，英年早逝，原本想要为祖国为人民做的许多事，成了壮志未酬，这对于祖国的文化事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苏双碧（1933-2021），福建南安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1978年11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起为吴晗冤案平反，并发表文章《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撰文为文革中被错杀的优秀青年遇罗克平反，对推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起了重要的作用。学术上，从事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史学理论，出版著作32种，主要有：《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吴晗传》《洪秀全传》《洪秀全》(获国家图书奖)，《太平天国史综论》(获国家图书奖)等。
王宏志（1937-2022）,北京人，原籍安徽歙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至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今北京教育学院）编写历史教材并任课。后又调回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任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图、地质、星球等出版社顾问、吴晗研究会副会长、洪承畴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图文编辑 |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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