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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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小虹，邓拓次女。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年，前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国务院离任参事。
人间真情
伴我走过艰难岁月邓小虹1. 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
1966年，我还是一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没想到，5月8日，署名高炬、何明，实为江青一手策划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同时两报还发表了林杰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这些文章说，《北京日报》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大批判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升温到白热化，迅速席卷全国。继之而来的，是全国的大小报纸、广播、电视对父亲铺天盖地的围攻谩骂和无限上纲，大街小巷都刷满“打倒三家村”的标语，到处都是“打倒反党分子邓拓”的口号声，邓拓的名字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在学校，往日有说有笑的同学见面时脸上没有了笑容，平常打招呼拍拍肩膀会被人厌恶地甩开，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我刚想凑进去，人群就会自动合拢把我一个人分隔在人群外；放学回家时，就连胡同里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们看到我，都会冲我呼喊口号。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形单影只，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一位女附中同学的回忆记录了我那时的境遇：“‘文革’最早期，同学们都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2）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2. 我不再孤单
不久，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领导班子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老北京市委的干部子女成了第一批父母被打成“走资派”、“黑帮”、一夜间就变成“黑五类”的孩子。大串联兴起时，这群“黑帮子女”因为在各自学校受到红卫兵的排挤和歧视，索性自己组织了一支长征队伍徒步走到模范县委书记焦裕禄工作过的河南兰考，一路上相互扶持，成了患难与共的好朋友。我的小学同学李海平也是长征队中的一员。在她的介绍下，我与老市委的子女逐渐相识交往。那时，五四大街79号是北京市委的平房大杂院宿舍，原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和分管农业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家都被搬到这里，因为大人都被关押，家里只有孩子。张文松的女儿小楠非常热情地接待大家，所以她的家就成了我和老市委子女经常聚集的地方。
小楠的爸爸张文松叔叔1935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43年受组织派遣从抗日根据地返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小楠的妈妈黄甘英曾任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长。
那时小楠的爸爸妈妈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里只有她照顾年幼的弟弟。看来她以前不自己做饭，连蒸锅里的屉布都是用她妈妈出访欧洲带回的十字绣花布临时代替的。她家住里外两间屋，外屋摆着床，床下堆着烧火取暖的煤球；里屋像是个图书馆，全部被几排高大的书柜占满，书柜间隙仅够一人通过，据说是市委机关当初给嗜书的领导统一定制的，和我家爸爸屋里的书柜完全一样。抄家、搬家时他们把别的东西都舍弃了，唯独没有舍弃这些书籍。我常常到她家去翻找借阅图书，多是些历史文化理论书籍，如《联共（布）党史》《中国通史》等；一旦有人借到世界名著、小说，那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读物，于是会规定每人阅读期限，以便在还书前能让更多的人传阅。
3. 难忘人间真情
那时，我联系最密切的朋友是李海平和刘立，无论家搬到哪里，人走到哪里，都互相探望，在一起聊天，一同外出旅游。
海平的爸爸李琪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因为对江青插手京剧改革的极左作法进行过抵制，文革初期就被公开点名批判，因此紧步我父亲的后尘，抛下一家五个孩子自杀身亡，离世时年仅５１岁。海平家原来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的楼房里，李琪叔叔去世后，机关强迫她家与一个造反派调换住房，于是只好搬了家。
我第一次到海平的新家去找她是在1966年的冬天，新家位于宣武区虎坊桥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里，是个平房大杂院，住着好几户人，人声嘈杂。她家住在西屋，里外两间房，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子取暖，炉盖上烤着窝头片，嚼起来又香又脆。海平的妈妈李莉阿姨是北京市农林局的局长，那天正好遇到单位里几个造反派押着她回家，说话很不客气，要收走她的银行存折。造反派走后，李莉阿姨却兴致勃勃地对我聊起北京郊区植树造林的规划设想，好像忘了刚刚受到的侮辱，忘了她已经不是在任的农林局长了！
夏天，海平的大哥海渊回到北京探亲，还带回来海平的嫂子秦吉玛，和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一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漂亮男孩儿！家里更拥挤了。他们夫妻两人同是哈尔滨军工毕业的高材生，哥哥因为家庭问题，毕业后没有留在军队，被分配到佳木斯一家灯泡厂当了工人；嫂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的女儿，父亲因飞机失事牺牲于1946年4月，她是革命烈士子女，从小在苏联长大，所以取了个俄罗斯的名字，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本在大连海军造船厂任军代表，为了与丈夫团聚，毅然决定到佳木斯当了一名工人。我很佩服她的勇气！直到“文革”结束，他们一家才回到北京。很快，海渊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我国城市交通自动化指挥信号系统最早就是由他主持完成的。
海平是我家的常客。我保留着几本“文革”期间我自学绘画时的速写，海平也是我笔下的模特，居然来串门时她也靠着床头在看书！1968年，她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后来当过工人，无论她到哪里，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恢复高考后，她考入了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
刘仁伯伯建国前是北京地下党的领导，为和平解放北京冒了很大危险，做出很大贡献，文革中却被诬陷为“特务集团”成员，被长期关押在秦城监狱。1966年7月，刘立家被抄家了，家具被搬走，衣物散落一地，全家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所。
“文革”中我常去东单三条一个大杂院里找刘立，她家栖居在一间十几平米见不到阳光的平房小屋内。哥哥刘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刘立上清华附中，小弟弟刘成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甘英阿姨平时被关在同仁医院劳动改造，只有周日才回到家里。窄小的房间里大部分空间都被床占据了，做饭用的米面都在床板下放着。一次，天近黄昏，甘英阿姨该回医院了，只见小刘成半蹲下身子，用肩膀把床板向上一抬，从铺板下舀起一碗米，就去门外的炉火上做饭了。
大串联时因为家里有问题，学校不给开证明，我和刘立都没有机会外出。眼看串联已经接近尾声，学校也无事可做，我们都很想出去走走。那时家里银行账户被冻结，妈妈工资被扣发，身上没有钱，于是我们决定结伴逃票混火车去闯闯世界，目标是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冲。
回想那时确实幼稚可笑，自以为趁着黑夜不容易被人看到就可以混票。于是，我们两个女中学生，背着简单的行装，选了一趟晚上从北京出发去南方的快车，只买了到最近一站高碑店的车票就上了火车。没想到，半夜火车快抵达高碑店前，那位上车检票的女列车员走到假装睡觉的我们俩身边，推了推，说，“高碑店到了，准备下车！”我们只好在她的注视下乖乖地下了车。沿着月台向前走过两节车厢，发现一个车门无人把守，于是迅速地窜上车厢，火车又开动了。4小时后，我们还是没有逃过查票，在石家庄站被送下了火车。这样混车精神太紧张，也担心被当做盲流扣押后，万一查出家长姓名就更可怕了，于是我们决定老老实实买张车票回北京。好歹也算第一次出了北京到了石家庄，在等待回程火车的间隙时间里，还去附近的华北烈士陵园转了一圈，陵园里静静的没有游人，我们瞻仰了白求恩大夫的陵墓。
因为经常到清华园住在姐姐的宿舍里，和她的同学们混得挺熟悉，听说我很想到外地去看看，于是一位上海的女同学答应安排我到上海、苏州、杭州去玩玩。这次出行我不敢再混票了，于是设法借了一名外地大学生的学生证，凭证可以买学生半票上火车。旅途中，我不敢和周边的旅客多说话，生怕别人问起我在大学的事，就该露馅了！姐姐的同学出身于上海的市民家庭，虽然居住非常拥挤，但是一家人很热情地接待我，吃好玩好，带我逛南京路、上海外滩、在市中心巴掌大的人民公园里以国际饭店为背景还留了影。她又介绍了她苏州、杭州的朋友接待我，到苏州参观了虎丘、拙政园等玲珑秀美的苏州园林；从苏州乘小火轮沿古老的苏杭大运河来到杭州，漫步西湖苏堤、上六和塔、看钱塘江大桥，第一次领略了与北方风景完全不同的碧绿江南水乡，河网纵横、白帆点点，更感受到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暖与关爱！
在此之后，虽然我和海平、刘立分别去陕西、山西农村插队，但只要回到北京，就约好一起出游，到海边去游泳、登泰山看日出……在那段最不幸的日子里享受到短暂的欢愉！我们也都渴望重新获得上学学习的机会。趁农闲回北京休假，一起补习中学未修完的功课。刘立有个姑姥姥是一位中学化学老师，本来在后海边拥有一个幽静的小院。“文革”中房管局强行安排几户造反派住进院里，姑姥姥带着儿子则被挤进一间小偏房里。晚上，我们就在小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听她给我们上化学课，帮我们辅导习题。
1970年1月在北海公园，左起王昌为、邓小虹、刘立。
东单三条与王府井的帅府园胡同相邻，刘立一家与住在帅府园的王昌为一家走动频繁，于是我与昌为也认识了。她的爸爸王其梅是开国少将，西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西藏军区原副政委，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来，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为保存革命骨干力量，出于斗争策略，请示中共中央获批后，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位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履行简单“登报自首”手续后出狱，王其梅是其中一人。1967年3月，薄一波等61人被定为“叛徒集团”；昌为的爸爸身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重病缠身，因突遭历史问题冤案，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967年8月15日逝世，年仅53岁。昌为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大家常常一起去滑冰、在家听音乐。很多年后，这两家成全了两对儿女亲家。1973年冬季的一天，我到刘立家串门，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却没有开灯，全家人默默地呆坐着，没有人说话。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刘仁伯伯在监狱里长期受到非人虐待，患上了冠心病、肺病、肝炎、高血压、胃炎等多种疾病，被送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看管治疗，在10月26日那天去世了，是甘英阿姨送走的他。
4. 愿苦难历史不再重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昌为的母亲王先梅给胡耀邦写申诉信，很快被恢复工作，成为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首例；党中央继而为所谓“61个叛徒集团”平反昭雪，否定了强加在这61位老干部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1979年1月，党中央终于为刘仁伯伯平反，聂荣臻元帅写了“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一文，文章中悲愤地写道：
“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出生入死、衷心耿耿、英勇奋斗将近半个世纪的优秀共产党员——刘仁同志，竟然长期镣铐加身，惨死于我们国家为镇压反革命而修建的监狱之中。直到今天，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个大冤案才得到平反。天若有情，也会愤然泪下。”
同年，我父亲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也被平反昭雪。
1980年，罪大恶极的“四人帮”被揪上了法庭，甘英阿姨作为证人之一在法庭作证，含泪控诉“四人帮”惨无人道地诬陷迫害刘仁伯伯的滔天罪行。
如今，那段日子已经远去，但在记忆中仍然清晰，值得我们真实记录、认真总结，但愿“文革”的苦难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
注：文章曾在上海文史馆和中央文史馆主办的“世纪”期刊2023年第2期刊登。
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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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今宜鉴古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