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姜帅 | 国内新竞争环境下的东北振兴再认识
作者简介
乔榛 1964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省“六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收入分配、就业、经济增长等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出版《马克思经济学创新与当代现实》《地方政府规制研究》《中国失业引论》等5部著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4项。在本刊发表论文有：《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2013年第6期）、《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形成的特殊机理及控制策略》（2018年第1期）、《国内新竞争环境下的东北振兴再认识》（2019年第1期）。
摘要：东北振兴在经历了第一轮之后因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而出现增长快速下滑的现象，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是振兴没有效果吗？恐怕不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东北地区发展所面对的国内竞争环境变化的新视角来理解其经济增长的历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国内形成的是一种行政性竞争；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又逐步形成一个市场竞争环境。这种竞争环境的变化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随之形成新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对东北经济发展又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实现东北振兴不能局限于简单地从自身优势出发寻求振兴的路子，而必须把自身的优势与我国发展的新环境联系起来，并以适应这种新环境去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此，需要把发挥资源优势与形成高质量增长结合起来，把发挥区域优势与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结合起来，把积极推动振兴与争取中央支持有效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新竞争环境；东北振兴；东北经济发展；经济新常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及控制研究”（14AJY011）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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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释放出巨大生产力，实现了对许多发达国家的赶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取得如此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中，地区发展不平衡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我国在对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方政府不再是国家指令性计划执行的一个环节，而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如此，在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和赶超的局面，经济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成为我国区域竞争的最大特征。这种各地竞相加快增长的局面，改变了过去形成的经济格局，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发展较好、排名靠前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相对地慢了下来，排名也在不断下降；另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排名并不靠前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因获得更多政策红利和凭借新优势发挥，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排名逐步上升，有的甚至跻身我国经济增长前列。在这一变化中，东北三省从改革开放前的先进地区，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变成相对落后地区。改革开放之前，东北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改革开放后，东北各省的经济增长相对地慢了下来，在全国的排名不断下降，这成为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东北现象”一再成为东北三省面临经济困境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国有企业艰难发展和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为特征的“东北现象”，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以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为特征的“新东北现象”，使国家针对东北推出两轮振兴战略。从第一轮振兴以解决生存问题为主到第二轮振兴以使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更好问题为主，一方面反映出东北振兴确有难度，另一方面也表明还没有找到实现振兴的有效路径。因此，对于东北来说，目前依然为两个问题所困扰，一个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另一个是如何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这两个问题自始至终都吸引了关注东北振兴的人们的注意力，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路，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为什么相对滞后的原因来看，各种研究几乎把所有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过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考虑了。首先，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慢是体制机制造成的，而且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如一种权威的观点指出，东北地区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振兴后仍面临不少困难，主要是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尚未理顺，国有企业活力仍然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其次，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提出投资不足、劳动力净流出、资源诅咒等因素是造成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落后的具体原因。最后，还有许多其他的角度，有人认为是营商环境差制约了经济要素发挥作用，不仅不能使东北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且也影响到外部生产要素的流入；还有人认为东北地区特殊的文化特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包括思想保守中庸、官本位意识盛行、商业意识不强、重义轻利等文化特征影响了东北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制约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如何振兴或全面振兴东北经济的思路和对策来看，一是由决策部门提出总体性的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方案，包括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活力；推进创新转型，培育发展动力；扩大开放合作，转变观念理念；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就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提出对策，多针对东北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向东北地区聚集；推进法治建设，改变东北地区的人情环境。
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分析和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方案设计有如此之多，然而，为什么这么多的方案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并不是分析的原因没有道理，也不是提出的方案没有根据，而是这些方案与要达到的目标之间还有一些因素无法控制，或还有一些实现目标所必需的中介环节不能发挥作用。本文要分析的就是东北振兴与其面对国内竞争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是构成该系统的一个因素。一个地区能否在其国家经济发展中取得优势或处于领先，主要取决于它适应该系统的能力，以及能否在该系统中处于优势。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其发展好的时期，还是发展不太好的时期，都与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东北地区凭借其资源优势、工业优势，在全国的发展中处于领先水平，而在开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普遍，进而体现在地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样的环境对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失去了优势，甚至过去的优势变成了劣势，进而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慢了下来。
国内竞争环境的形成对东北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又形成了怎样的竞争环境，这对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应对这样的影响并走出一条全面振兴的新路？这便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和逻辑。
国内竞争环境变迁中的东北经济发展历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各地区的经济是被统一纳入国家总体计划中发展的。在这种环境下，竞争表现为行政性竞争，而不存在市场竞争。过去人们在谈到计划经济运行时，把国家比喻为一个大工厂，而每个企业只是该工厂的一个车间，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因而既不存在市场，也没有市场竞争。与此相应地，各级政府作为执行计划的一个环节，也没有自主权，在统一的计划中也不存在市场竞争。在一个不存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地区，其发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企业或地区在行政性竞争中所具有的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凭借其良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以其共和国长子的地位，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并因此取得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领先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运行轨迹逐步改变，市场从发挥辅助调节作用逐步转变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使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环境都有了新变化。特别要指出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各地方政府也成为一个个市场竞争的主体，也要面对变化了的发展环境，因而在目标和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不同，改革后的地方政府不但受到中央计划的指导，而且还逐步成为一个被要求独立发展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不再是为国家统收统支所覆盖，而是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与此相应地，各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变的不仅是各地方政府的权力、利益和行为，而且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一个地方在拥有了发展权利，也有了自身利益，并可以自主行为时，其能够达到的发展程度，以及能否取得较其他地区的发展优势，不仅在于它拥有的发展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面临的统一发展环境下能否占得先机，以使其拥有的发展条件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发展出现的新的不平衡，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可以说是不同地区在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即市场竞争环境时能否取得先机，决定了它们的发展水平。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一个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新解释。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随着国内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而不断滞后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所遵循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道路。东北地区因为计划经济相对完整，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因此还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增量的市场经济发展缓慢。与此相应地，东南沿海地区由于计划经济相对薄弱，增量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这意味着，东南沿海地区最先获得了增量改革的红利，东北地区因为在增量的市场化改革中没有多大进展而获得的改革红利较少。自此，东北地区因为受计划经济程度深、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制约而失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先机和没有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空间。东南沿海地区则因市场经济相对较快的发展获得强劲的经济活力。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于经济活力的释放。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有微观主体和地方政府的活力都被抑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把这种抑制了活力释放出来。由于各个地区所具有的经济体制特质不同，因而随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的强度也不同。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在市场化取向改革中走在前面，比较充分地释放了过去长期被抑制的经济活力，因此获得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波经济发展红利。东北地区由于还主要按照计划的要求运行，经济活力依然被抑制，这导致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同经济主体产生差距的机制，即在进入一种新的发展环境中，能够获得先机的经济主体会最先开始发展，即使最初的差距不大，但由此会形成一种累积效应，势必使各经济主体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机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历程中得到一次新的检验。
改革开放之初，东北三省与东南沿海省份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大。1978年，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均GDP水平分别为674.7元、381.5元、558.6元；东南沿海的三个省份广东、浙江、江苏人均GDP水平分别为336.9元、329.8元、996.7元。这组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之初，东北三省的经济水平在整体上是略高于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在改革进行的第一个阶段，到1992年东南沿海各省在市场化改革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增量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如第一批乡镇企业、第一批私营企业，都率先在东南沿海各省诞生并得到发展，广东更是得益于特区建设，其市场化改革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东南沿海地区在不断形成的国内竞争环境下不仅走在前面，而且形成了大量的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这成为之后推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相反，东北地区在逐步形成的国内竞争环境下反应迟缓。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从而使新型市场主体难以成长。虽然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随着改革焕发出一定的活力，也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但由于缺乏新动力，经济增长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因较好适应竞争环境获得的高速度还是慢了许多。1992年，在这一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间节点上，东北地区经济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比较，呈现出整体性的落后。1992年，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均GDP水平分别为3667.8元、2255.4元、2671.8元。而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人均GDP水平为3787元、3172元、3091元。该组数据表明，东南沿海地区经历了第一阶段改革，实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东北地区的超越。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取向改革最终使我国经济体制变成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竞争环境的形成。能否适应这个新的竞争环境，不仅是对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考验，也是为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的新机会。已经在市场化取向改革前期积累了市场经验的地区，可以较好地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在市场化取向改革前期市场经验积累不足的地区，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能很好地确定发展的方向，因而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慢了下来。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北地区在这个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发展态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差距。到2003年开始启动第一轮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时，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均GDP水平分别为14257.7元、9488.5元、11612元。而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人均GDP水平分别为17642元、20012元、16827.5元。这意味着，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进入了两种经济增长轨道，经济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战略。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扭转改革开放之后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中央接连提出了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区域发展战略，先是西部大开发，之后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提出中部崛起。这些意欲缩小地区差距的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内竞争环境。国家为实施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竞争环境，再加上2003年之后随重化工业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价格上涨，使得东北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借此得到了较快增长。就东北地区来看，2003—2013年，东北三省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这种政策效应和产业调整效应缺乏可持续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东北地区获得了这两种效应而没有形成转方式调结构和培育新动能的动力。这成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整体在全国垫底的重要原因。
国内新竞争环境对东北振兴的新挑战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转型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不过，这个阶段的转型与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有所不同。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进行一次转型，即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我们在实现这一转型时所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也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我们发现支撑这一增长的是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在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可以最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也是很难持续的。因此，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常是在旧有增长方式效应释放殆尽，同时又有技术、制度创新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效果。而1995年之后的我国经济粗放增长效应远没有释放殆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因此，一方面不断地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实际的经济方式依然是粗放的。这样的现象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发生了重大转变。
4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我国已有的经济增长潜力。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必须有新的动力。对此，我们的认识是清醒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须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就是说，我国经济正面临的新的转型主要解决的是结构和动力问题。既然是转型，就一定会引起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正如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发展环境一样，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又改变了改革以来形成的发展环境。当然，这次的发展环境改变并不是一次根本性转变，而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现在竞争环境上有了一些新特点。
进入新常态后的一个主要突破方向是实现创新，有体制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在体制层面上的创新就是深化改革，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就是加快新科技革命的步伐。这样的创新势必带来发展环境的变化，提出竞争方面的新要求，从而给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虽然对各地区是平等的，但由于各地区自身条件的不同，能够抓住机会的能力不同，因此，这种新机会可能引起新的不平衡。这也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实现东北振兴所要解决的新课题。
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由于不能很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化趋势，失去了不少发展的机会，以至于经济增长相对滞后，所处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实行东北振兴战略之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应该说获得了一些新的机会。振兴的政策效应再加上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需求，使东北地区也迎来一个快速增长期。但由于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其存量的资源和重化工业优势实现的，因而没能在结构调整和实现创新方面有更大作为。这导致东北地区失去了为未来发展积累竞争能力的机会。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当支撑过去增长的产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适应新常态的产业成长不足，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下降也就成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而这一事实还不能完全反映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东北地区在实施新一轮振兴时，发现自己在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
正在孕育并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将把人类社会带进一个智能时代，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反映的新科技革命不仅会带来过去无法想象的成果，还会形成引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新机制。在已经产业化的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中，其极化效应比较明显，比如互联网平台可以覆盖很广范围，当一家企业建立了一个互联网平台，其他企业的进入，或成本较高，或浪费严重，因而使互联网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属性。那些在这些产业发展中取得先机的地区，就会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而其他地区要跟进则比较困难，由此引起的地区差距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这一点来看东北地区，几乎没有一家有影响的互联网企业，而被其他地区的互联网企业所覆盖，只作为一个参与或应用的环节。这将极大地影响未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也影响东北振兴战略的实现。
除了这种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对东北经济发展或东北振兴不利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基本的竞争也对东北地区提出考验。在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人的因素具有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无论是实现创新，还是推动新科技革命，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支撑。因此，国内各地区围绕人才的竞争被誉为“人才大战”，全国各地区都在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发达省份开出十分优厚的条件吸引各层次、各类别的人才，不发达省份也不甘落后，纷纷出台人才引进的政策。但从综合条件来看，在这次人才竞争中，落后地区大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东北地区人才外流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在缺乏具体数据的情况下，人们都可以从自己工作的单位和接触的人群中了解到人才流动的“赤字”现象十分明显。不仅是人才，人口的净流出更反映了东北地区在吸引劳动力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竞争方面劣势明显。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地区10年间人口净流出180万，而新近发布的东北三省经济社会发展公报也显示东北三省还是人口净流出的。人口流动对于当下的我国经济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各地区流入人口的多少决定了是否还能延续人口红利，而且在需求约束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人口的净流入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因此能增强发展的动力。东北地区的人口净流出实际代表了一种发展能力的转移，如此使东北地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因此，东北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或全面振兴，不能局限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在分析东北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时，人们更多地关注东北地区存在的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而较少从其面对的国内发展环境或竞争环境的角度去理解东北地区的发展和振兴。在一个竞争的国内发展环境下，能否抓住发展的机会十分重要。如何抓住发展的机会？这固然与各地区拥有的各种发展条件有关，但在一个国内相对开放的环境下，能否抓住发展的机会，可能与各地区各层级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的程度、普通民众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有关。因此，着力于提升这几个方面的水平，可能将对实现东北振兴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适应国内新竞争环境的东北振兴新思路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它们发展的程度一定是适应在更大范围所显示的发展趋势的结果。当一种趋势形成后，一个地区要想取得更快的发展，必须很好地适应这种趋势，并能够抓住这一趋势演进中的各种机会。凡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趋势并不能抓住该趋势所包含机会的地区，便无法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并在发展中逐步落在后面。东北地区从全国领先的地位逐步下降到全国落后的地位，就是在国家的发展趋势发生变化的环境下，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趋势而导致的结果。现在，我国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趋势，东北地区发展或振兴必须建立在对这种新趋势充分了解、把握、进而适应的基础上。
我国发展的新趋势，在国内表现为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国际上表现为努力适应并引领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和新科技革命发展潮流。面对我国发展形成的这一新趋势，东北地区只有跟上这一步伐，适应这一趋势，才可能取得较快增长，以改变目前的发展格局，实现全面振兴。以此为线索探寻发展的思路，是东北地区实现振兴应有的选择。具体说来，需要做如下几方面的努力。
第一，把发挥资源优势与形成高质量增长结合起来。东北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因此，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人们一直以来都在探索东北地区发展的资源开发之路。这或许是一种选择，在简单的经济环境下也许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是，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如此简单的资源依附恐怕不能找到一条有效的发展之路。资源优势可以作为选择经济发展之路的出发点，但必须把这种资源优势开发与我国追求高质量增长结合起来。其出路是，在资源开发的取向上要与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而通过满足人们的高质量生活来提高经济效益。当然，要实现这样的一种资源开发取向，必须重视两个关键的环节，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是理念先进，并按照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选择可以适应我国发展趋势的路径。首先要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以资源的绿色开发为宗旨，向绿色要效益。当然，绿色开发一定不是单纯的资源保护，而是要把绿色转化为人们可消费的商品。为此，必须有技术创新，只有把技术创新与绿色开发结合起来，才能够把东北地区的资源优势引向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道路上。
第二，把发挥区域优势与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结合起来。东北地区还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东北三省地处东北亚的中心区域，向西通过俄罗斯与欧洲联系起来，向东与朝鲜、韩国、日本或直接相连，或隔海相望。东北亚是世界多极结构中的重要一极，但区域合作潜力远没有得到发挥。这意味着东北亚开发的空间很大，需要抓住时机，走出一条对外开发的新路。在这一点上，东北地区的一个现实选择便是对接好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冰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成为重要的推手。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所获得的开放红利也是相对较少的，如果说过去在这方面的落后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取向造成的，向南和出海的对外开放取向使东北成为边缘的地区，那么今天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却是向西和陆路的对外开放取向，使东北地区也进入新的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域，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发挥好自己具有的中介环节的功能，也要适应这种新的开放格局调整经济结构，以更好地对接并开拓“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特别是在通道建设方面和通道吸引力方面下功夫，让更多的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在经过东北地区的通道中流动。
第三，把积极推动振兴与争取中央支持有效地结合起来。东北振兴首先是东北地区各省自己的事情，因此必须努力在改善营商环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民间活力等方面做出努力。不过，在当下的发展环境下，对于像东北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其发展必须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具体说来，必须有两项政策的支持：一项是保底的政策，另一项是发展的政策。当一个竞争的环境形成后，如同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一样，很难自发地缩小，必须借助一定的宏观干预手段才可能缩小或缓解。为此，东北地区在实现经济振兴过程中，必须要有国家的保底政策，如加大中央对东北地区的公共性投入，尤其是社会保障的统筹问题，需要中央集中解决。发展政策在新一轮振兴的国家实施意见中已有体现，但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政策落实好。现在人们常讲的一句话是，政策是好政策，到下面就走歪了。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东北全面振兴需要国家政策支持，但所有政策需要激活，需要挖潜，这是东北地区最值得思考和需要着力推动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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